当我们这个时代和本世纪末还在奇妙地谈论诗歌，一切涌现的语首仿佛都过于陈旧。人类的目的及千百年来决心想要建立的秩序，已在无数次拒不提供和谐的社会现实前，显得愈发荒诞和模糊。精神的能力失去了一种刚毅而具品格的激情，愿望的本能在矛盾重重中，同样也于自身所处的局部状态，发挥不出那种昂扬世界的梦想了。人们从生活的一开始，似乎就被历史嘲笑，甚或被保持着平庸的岁月无情地告诚。因而任何想在过去的认识中重新区分人生的每一种主观的起步，乃至从本质出发的对生命终究难免不幸的同情，往往都不会在混乱而虚妄的思想领城得以开明地接纳。错误与死亡，一直笼罩着肉体及肉体以外的发展范畴，无谓的辨证颠倒了那些试图自由翱翔的真实情感: 谬误成了公理，某种空洞而不可信的罗列的狂热，反倒更受一个迟钝时代的欢迎。人们在各自的环境摒弃真正的艺术，不安地又于他们不太适合的倾向中，整日在找跨越鸿沟的契机。但这些人的天性由于让失败的恐惧和恶意毒化了，故充斥在他们心灵的，不再将是需要拯教的反应，却是一种彬彬有礼的竞相世故的堕落。

　　往常我们总以为这类丰富的悲剧，更多的是西方文学名著里的一种必然体现，孰不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渐渐使我们感到包含在事实间的那些不良的跳跃，恰恰就以明朗的颓废发生在读者周围。苦难仿佛向来不乏扎根的土壤，一切内涵犹如哑剧，自始至终在人们偶有的惊讶中, 每回又使被动的群体难以言表。至少在他们长久被某种特殊的传统教养后，因了现实没有彻底的变化而由此不得不丢弃对自身盲目进程的觉醒。在不同的年代里，其它种族的意识先驱们，虽然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用个性强烈的洞察，阐述过一个国家与人民之间共有的压抑，但社会普遍水准或许历来不是依靠哲学思维和艺术气氛去提高命运的，故而类似诗人对良心及智慧的呼吁，无一又不在那种悠闲或贫困的纠缠中，成了只能使他们自己抵达真理彼岸的单纯的反映。正如年迈的荷马仅能以竖琴来感叹战争那高贵的沉沦，中世纪的但丁只得借佛罗伦萨的风俗展示他内心深处的炼狱和天堂，而失明的弥而顿似乎非得以基督的名义，方可在他的《失乐园》里替人类洞开道德的窗口，以及我们20世纪四十年代的艾略特先生，所苦心感觉到的个别膨胀的文明已造成的人性的《荒原》。当然有“流亡天才"布罗茨基为什么会被普希金的祖国抛弃的《来自明朝的信》,有拉丁美洲那血脉都在“追寻现时"又无奈感情偏偏误置粪土视野的帕斯的《太阳石》。凡此种种发自冷静道义的燃烧的执著，抑或由于在同陌生的使命对话时不断受到一种制度的排斥和众俗的孤立，纯粹的审美已不可能与下流生活中罕见的境界升华在大师们捕捉到的深刻里，一一再跟那些肤浅的现象——粗暴地等同起来。

　　如果中国真是一个诗的国度的话，我们又深深遗憾大凡所谓于淡泊中“明志”的发抒，通常却在刻意的悲愤间显露了无意的脆弱。从最初的“劳者歌其事”的《诗经》，到缚石自沉的《离骚); 由无聊的“乐府”传唱直至“六朝诗”的偏安与耻辱，乃至盛唐仗剑远游的李白及那舒胸高台长啸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儒风无处不碰壁的杜甫，其诗其理想的宏伟的破灭，都与日后南宋诸位慨然的词人一样在“看试手,补天裂”的英雄热忱里，找不到精神的出路。纵然“五四”新诗的发端有东渡归来的学子满怀纯真地喊出《地球，我的母亲》(郭沫若)，可“大堰河的保姆”依然在辽阔而“透明的夜”，听不到属于东方低层精神起义的《光的赞歌》(艾青)。当近期的北岛用毕生沥血的探索，交织出一个仿佛只能以晦涩衬托真理的《白日梦》时，他的同辈诗友芒克却凭更哀婉的笔调，认为这个世界“死人也会长出白发"。如此这样的一种于曲折中反复的消沉，又怎能以文明的语言，弥补所有在冲突间中断了美和昌盛理性的现实的缺陷?!艺术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社会投影，也不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密码。倘若诗人们灵感的灿烂，旨在变本加厉地只将创伤赋子一种除自己而外谁也别想弄懂的奥义，且在这类“奥义”中满足于同个人交流，那么一切创作的效应，恐怕也没必要再给读者带去什么反省或憧憬了。

　　生活固然沉重，历史也固然总有看得见的伤疤，世界的方式虽然并不怎么意外，习惯纵然一直胁迫着心灵老去做厌悉的尝试。但人对明天的畅想，应该是自由的。它不能因为昨天的阴影而不去聆听并不分裂的未来。也不能由于暂时内在的失控，竟而放弃尚待完善的意识。文学的描述，其功能若是只会强调一种感觉的苍凉，人类在黑暗的缝隙里，真不知还该有什么事业可做。中国名为“诗国”却之所以又没有突破古老传说空间的世界性史诗，大抵是当我们每每疗愈精神的疾病后，几乎都不愿再去直面人生，去表现个人于新问题前不畏恐惧的独有的回答。神话滋长了我们民族的情性，我们又经常在那种毫无印证的记忆里，模糊了继续需要前进的角度。灵魂自甘退守事实的围墙, 搏斗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游戏，智慧的帆船只在小河里无限夸耀。而东方的诗歌，尤其在我们这块博大的疆域, 居然还像个衣着华丽的佝偻病患者，丝毫未能站起来去克服眼前的风暴，及在身后拖着它的那些莫名的诡秘的诱惑。

　　事实是，时代的脉搏一直在驱动着人类的大脑神经，遥远的梦想一直坚持在同我们说话，过去的废墟仍期待着某天会有意味深长的揭示;那些尤为突出的现象的整体，更是时刻都在以确切的旋转，提醒和考验着诗人们除了想象之外还该具有一种责任。地球的命运不是任意虚构的插图，在自己的岛屿和大陆，我们都应看到希望会有晃动，不幸可以改变，现实的脆脆将会是未来清晰的历史。只要不是甜蜜的重复，艺术便不会去充当魔鬼的同谋，而任何胜利在时间面前——自然也就算不上是一条什么新闻了。真正的辉煌，是瓦解后的对现实的不懈的接受，是体验分离又不被面具固定的思想与人性的诚实的联系。每个世纪似乎都有它们流行的主题和被放逐的瞬间的永恒，生命无法度过漫长的土地的岁月，重温幻景的旧梦，委实不该是当代诗歌所要履行的义务。为此，光有微弱的触角神经质般去细心地考虑那些不确定的花朵和月亮，是不够的。万物均可能在你追求得精疲力竭时移位，象征的魅力若不是一种广阔的容括，其价值即便是一个时代的顶端，慢慢也会在今后的世纪，成为一曲很容易被更现代的洪流湮没的民谣。

　　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超越。怎样把经受的磨难，绝妙而大方地化为一种能使公众不再拒绝的重量，而不是以宗教的冷落或类似魔术那样乐观的欺骗，无常地再去误导和填充读者的欲望。真诚的美学，是批判之后仍将爆发的生命的自信，它应该让人们毫无掩饰地看到自己的舞台，既可能是错误的归宿，也更有可能是一种摆脱了轮回的开端。一部深藏着灵气和深邃的“东方史诗”，倘若做不到将那孕育于历史母体的挣扎的曙光，原原本本地从世袭观念的闭塞中解放出来，所有殷勤的“寓言”，也就只能算是一大堆拟古色情的惯例符号，抑或是种难以让人触动的——张力肌质似乎已沧为一味拼凑矛盾的私欲的实验了。

　　故我的诗学观是，牢记启示在任何时代的重要性，复兴将近窒息的人文主义，且于突进中又不失超越沉重的浪漫;切避恣意的唯美，置含混为净化，着力于作者在独创修辞间的气质。一种主题，当是一个世纪现实及现实之上必然呈现的人的精神命运。绝不伪造颂歌，也绝不将模仿生活的滑稽的结局，天真又险恶地传递给不懂技巧的人民。当今和未来的诗歌必须具有一种科学思维，即公正地看待或把握客体，消除主观对现实的传奇;摧毁一切可以媚俗的视点，从而在挖掘人生的感悟里程上，求得语言的纯洁和明朗，思想的深刻而不怪诞。且以更为简朴的表现方式，用具体来牵引抽象，再使读者从高度抽象的某个终结点上，回头去看曾经属于他们自己的那芜来的过去，并于感受的震撼时，积极参与对身边事物的评价，重新真挚地投入到那些所有还来得及超越不幸的明天的道路上去。

　　一个真正的诗人所具有的使命，绝不是给民间增添一些仿佛发挥得颇为得体的奇喻的快感，他应该率领大众从容地步入他所认真制造的力量氛围，让一切悲哀和虚伪，都在一种崇高的心理境界就此一去不返;或者至少当人们再度面临窘困的那一刻，各自都有足够的顽强，能去抵挡和冲破自身于探求差异时必然会有的正常的难关。一味地风花雪月或一味地文字建筑，都与整个世纪的速度和生命短暂的时间极不相称。即使回归，也是为了更好的展望;即使展望，也不应是那种没有超越的对展望迷恋的停留。

　　诗歌的任务，无疑是要将人类灵魂发展的状况，告诉给那些不能远离生活的人们，由此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除了真实的现时，还有一个更为真实可信的超越的绚丽未来。如果我们都能以自己的良心和智力，接受这种原本就属于自己心灵想要看见的意识的明天，那么许多人身上被反复的历史冲走的天性和被无谓事实葬送的优点，都能在一部卓越史诗的梦想里，找回他们险些僵化的人格，和险些永远平庸下去的那种任何生存均须有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更多的是针对自我惰性的史无前例的攻破伪德的挑战。

　　的确，谁都未曾想到过生活竟是这般的累，可生命既然已经来了，就当一往无悔。既有诞生，混沌则便难免。幸好人类的环境，除了艰辛，还有时刻调和我们奔忙血液的艺术。一种至上的精神交流，有时是直接能使大家看到彼此的灵魂的，看到理智和情感多么需要在发展中，能有同宇宙吻合的那种自然的深度。

　　一切美好仿佛都曾有过。

　　而一部史诗的美好，它将大大超越一个民族文化有时都无法酝酿的另一种表达生命的个性。那是一种意识遵辑的喜悦，是只能由诗来体现的一个民族文化有时都无法酝酿的另一种表达生命的个性。而人类其他进步的努力，也正是为了这些。

　　1993年5月稿于湖南湘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