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形式革命和传统反叛，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总的气候。在物质发展的开放时代里，人正在趋向物化和接受物化，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被冷落便成为不可挽救的命运，文化沉寂了被遗忘了，中国人似乎不要精神，尤其是不要高雅的精神粮食了，而趋向于低级腐朽的庸俗艺术了，人在堕落！文化没落了。这些问题，谁去反思？人的灵魂谁去使命地拯救？只有称之为“人类的良知”的诗人艺术家们！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人中大部分也在接受庸俗的物化。人类的偏食，不能不造成人的生命失衡。于是仅剩的一部分有使命感的诗人艺术家又重新打起了“振兴”的旗幡。沉默了七年的青年诗人顾偕在文坛的贸然出现，无疑令人吃惊，人们不得不向他投去惊异的目光。从去年开始，他先后在《芙蓉》(200行92.6期)和《花城》(500行93.4期)推出两部长诗后，1993年2期的《芙蓉》，又大胆公然地推出他长达二千四百行的长诗，这是中国诗歌史的壮举，于是，我们不能不信服这两家大型刊物的独具慧眼。
　　诗人顾借的出现，不仅在告诫人们，艺术作品是艺术精神的光芒所在，只有有使命感的“思者”，才能生产出真正冠之以“艺术”的作品，而且，也告诫那些自诩为诗人的诗人们：谁才是合格的诗人。顾偕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靠他诗的站立而站立。解读顾借的诗不是一件轻松之事，浅薄的人和缺乏艺术深度的人是无法“走进”他的“诗之家”的，在他诗的宽广的纷呈的智性的“思”之流里，以下我们仅能从三个方面作些试探性的诠解和认识。
　　 　　
　　物化现实给诗人带来的绝不是乐观而飘忽的赞美诗，而是逐渐造成诗人内在的强烈精神裂变，从而形成一种与物化现实相逆反的矛盾的广泛悲剧意识。他的诗在一种“思”的悲剧氛围中流动，我们生存的人类，历史，现实与诗人的理想彻底矛盾了，外在环境和内在憧憬造成了精神(心理)反差，让诗人感觉到了生命的悲剧结局，他把这种感受流露在诗的整体氛围里。悲剧的审美特征表现为一种悲壮的美丽。诗人选择悲剧氛围，一方面是艺术效应的选择，另一方面是“诗与思”的必然结局。这种艺术视角选择的原因的复杂性，还在于他对人类命运大悲剧的诗性认知，不能不归咎于这是一种典型“世纪末情结”。顾偕的悲剧意识表现于诗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在竭力??染悲剧效果；一方面又在用情叛悖，从而造成了诗性的哲理悖谬和总体内质的同一。
　　
　　所有蓝色的头颅在钟底
　　颤颤垂下
　　并以活墓碑的姿态告诉来者
　　我们不甘这样结束
　　你必须替我们
　　——拯救这微弱的本质
　　——《人类幻想》(《花城》93.4期)
　　
　　永恒，这一光彩的蒙难者
　　便只能于贫乏的现时
　　以种种乐观的戏剧，继续
　　缓解和败坏意义的名声了
　　………
　　竟被那些原始的教育家们
　　无端地看作是咒语
　　人类历尽稚拙的占有
　　公正的凌辱及被公正凌辱
　　一如时装恐怖主义横飞幕天
　　………
　　
　　广袤的精神地窖
　　谢世的天空，还会
　　派谴白云来看一看
　　所有这些失业巨人的秘密吗
　　——《太极》(《芙蓉》93.2期）
　　
　　悲剧氛围和反叛意识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是“思”结果。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是“思”者，思即人生，任何伟大的诗人和思想者都生活在内在的“思”之中。顾借无疑是一位不凡的“思”者，他在艰难地走着一条真正的诗之路，即“存在之思”或“诗性之思”的路。诗人一直寻求着“永恒生命”的向往，也由于这种渴望和鞭策，诗人才有所作为。诗人总是站在人类文化生命的创新层面上，敏锐洞观和剖解人类的状态。人是矛盾的，在物化社会里，人在被迫接受物化，同时又在逃避物化向内心寻求，精神一度被抛在半空，而人类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寻找精神的净土，这种与物化现实和历史结局的背叛造成了人的自身分裂。诗人是这种背叛的最强烈者，诗人的勇气和胆识是有着揭示力量和召唤力量的。因此在顾偕的悲剧基调和艺术氛围里充盈着灵魂的反叛意识，他在召唤物化现实里的真正良知，他力图在告诫人们：人是什么，人怎么样了，人应该将怎样……这也许是顾偕诗的总体所指。诗的本体，代表着“最高”，不以人或诗人的运作为转移。顾偕在极力寻找这种“本体”的“最高”，他的真诚告诫和对现实的叛逆正是他“诗性之思”的最终目的。诚然，诗成了本体，诗人的所做也就不再是创造，而是发现和揭示，发现和揭示贯穿于自然和人当中的“诗”。顾偕的发现和揭示是冷峻而内转化的，他最先在发现中警醒，于是将重点转向了揭示和批判，同时他在发现和“思”的过程中，找到了“诗的本体”的衣裳——即悲剧：逃避悲剧和拯救悲剧的唯一出路就是“背叛”现实。
　　
　　“尘埃同道路，仍在作/殊死的较量/昏聩的英雄们依旧在为某种悲壮的绿意/用抒情的覆没辨认着/自己淤血的童话.....”
　　——《太极》(《芙蓉》93.2期）
　　
　　在这里，他在刻意反映人类“反叛”的盲目性和自相矛盾性。人类的悲剧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谁也无法逃避，那么，摆在人的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作现实的叛逆。然而，因为人类不可逃避的悲剧命运，叛逆反抗的结局还将回归于悲壮。《太极》整个浩大的诗篇，就在诠解人自身悲剧的八种要素，诗人借用古老神秘的“太极”图象的内在结构：八卦，作为人类和生命状态的总体。诗人把“三”(乾)作为开端，将“三三”(坤)作为归宿，对人的生命元素作了深刻的诗化诠解，这就是他的发现。生命悲剧源于天(乾·代表父)而归于地(坤·代表母)。既然悲剧命运是天地所设造，人将何为呢？而整个诗的八大篇又分别用每卦代表人的某种存在的意识要素。这种对人的深度发现和“诗性之思”的挖掘，造成了他诗的内在张力的无限绵延。在长诗《日常状态》和《人类幻想》里，他也同样刻意在作这种剖解，所不同的是规模的差别，分散性和系统性的差别，个体和整体的差别。但其总的艺术格调是同一的：即悲剧命运和人的悲剧抗争，最终造成悲剧和悲剧。
　　 　　
　　在顾偕的“诗之家”——语词的内部里，我们看不到明显的具有象征意义和贯穿中间性质的意象。他被“诗性之思”的牵引飞行于人的生命氛围的内部，语言成了他诗之思的最终归宿。他没有去徒劳无益地构造神话体系和过份地表现形式，“诗性之思”和“最高的发现”使他来不及摆弄和做作那种“矫情”了。物化现实带来的反叛意识的“愤慨”和历史的悲剧造成人类的悲剧命运对他的使命感的挤压，使他不顾一切了，他处在密集的理性思辨和诗性思辨之中，对整个人类命运(尤其中国人)的总体观照和使命意识的驱使，使他自身也成了不能自拔的“诗性之思”的代码。他在“思”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筑建着诗化的人类状态的总体象征，如《太极》这首大诗的结构，即八章与八卦同合的组构:
　　
　　①沉睡的诱感(乾卦。代表天、父、健、西北方)
　　②欲望是匹野马(兑卦。代表泽、少女、悦、西方)
　　③模糊的猎手(离卦。代表火、中女、附、南方)
　　④知识的奴隶(震卦。代表雷、长男、动、东方)
　　⑤等待在悄悄篡改原则(巽卦，代表风和木、长女、入、东南方)。
　　⑥冲突使我们认识到了时间(坎卦。代表水与雨、中男、陷、北方)。
　　⑦神在检阅人类的精神(艮卦。代表山、少男、止、东北方)。
　　⑧世界的肉体(坤卦。代表地、母、顺、西南方)
　　
　　这种形式的组构在诗之家——语言的筑建中形成了总体的生命象征(即外形与精神的二位同一)。劳.彼林说过，“一个真正的象征永远具有无限的赋形和启示，无论这赋形和启示的清晰度如何，这无限是被用去和有限融混在一起”的。《太极》一诗的总体象征：太极图，就是诗之赋形，它的启示是：人的命运和存在状态。即物化环境和内在意识裂变下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在《人类幻想》一诗中，则是直观的诗现象，没有去借用八封里这些原始的包容一切的符号，而是明了地采用絮语式的语码在使命感和悲剧意识的逼迫下滔滔流动，其流速是平缓的，透露智性和理性的光焰。诗人首先是一个哲人，他用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史学家的眼光全盘观照人类的整体状态，而其视点的基础却是“现在”——即物化的现实。
　　在他的诗里，很少用那种蛊惑人心的奇诡的语言，而是平和舒缓地剖解人的一切，像哲人的絮语，在平凡和宽广中隐露着哲学的光亮，这是他“诗性之思”的最真实流露。我们试图把三首长诗的开头部分作个比较：
　　
　　你无法将热烈滋生的渴望
　　永久置于沉默
　　当大海的独白
　　又一次失去理智般
　　为生命滔滔雄辩....
　　——《人类幻想》(《花城》93.4期)
　　
　　当梦从深渊爬出
　　立即被
　　数不尽的假象遮盖
　　新的一天不比往常奇特
　　——《日常状态》(《芙蓉》92.6期)
　　
　　当暮色漫过
　　这片没有种子的黄土
　　梦游者穿过那
　　涂饰着兽吼和禽鸣的空间
　　以巨岩坍毁的姿势
　　不自觉地终又回到
　　循环着同族细节的归巢了
　　——《太极·沉睡的诱惑》(《芙蓉》93.2期)
　　
　　诗的节奏是舒缓的从容的，语词充满着理性，语词在力图编织一个宽阔的立体空间，而不是快节奏的意象穿越。顾偕整个诗之语言风格的基本格调是平和舒缓。这是他诗歌的音乐性表现特征。但在总体的主题和内容结构上却是有着内质的抑扬顿挫的，这种音乐性要素不是表现在语言和句构上，而表现在内在“意义”的密集组合上。诗人打破形式走向内容，表现了诗人对艺术和生活现实的深度理解，而不像流行的诗歌那样，偏面追求语感和哲理的起伏突兀。如海子的《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我想我已经够小心翼翼的/我的脚趾正好十个/我的手指正好十个/我生下来时哭几声/我死去时别人又哭/我不声不响的/带来自己这个包袱....”(《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在海子这里，时间、空间和意象是相互交织的穿插的痕迹错露，人的“命运”集中在“我”身上，海子利用时空和意象达到生命个体的深度宽广。他们中一个是曲线的，一个是大视野的呈现。在顾偕那里，却是利用隐喻和精制的语义及流水的语言达到诠解整个人类生命状态的宽广。他们中，一个是个体的虚象组合，一个是总体的具象观照。当然，海子显然也是一座不容否定的高峰，他很善于利用意象的表现以“神”为面，透视人的精神状态；而顾偕则是以“形”为面，透视人的命运状态的。两人的共同点都是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海子表现人的精神向往和现实逃避，而顾偕表现人的现状解剖和人的抗挣。两位诗人的艺术取向不同，却异途同归。
　　雅克·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造性直觉》一书中说道：“艺术品只是作为一种实际的思想交流工具时，才真正地存在。东方艺术家不仅完全专注于事物，而且还专注于那些可对其他人进行思想交流的事物。他进一步的义务(连同有的传统的修养性的优势)是离开他自身、使忘却自身成为他原始的美德。”顾偕诗歌中所有符号的纷呈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基于此，他才选择了较为亲近人的“絮语”式语调，让每一位“交谈者”从中感觉到自身的真实命运，从而唤起良知的共鸣。他的诗的悲剧氛围也是用絮语传介出来的，把自我忘却，或完全置身于“人”的状态之中作理性揭示。这是诗人的机智之所在。“交谈者”如果不是智者和“思”者是无法弄清他的真实揭示目的的，否则将被他浩瀚宽广的“思之流”所淹没，最终一无所获，也就更无法领会诗人赋予交谈者智性活动的那一层。雅克认为，“就实践的智性行为而言，一开始，它的目的就不是朝向被把握的存在，而是朝向被指导的人的活动和被完成的人的任务。它被浸透在创造性中。”雅克的认识与海德格尔的“诗性之思”最颇接近的，只是海氏对诗性的存在认识不同而已，海氏承认“人的本真存在就是‘诗意’的生存”。他认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人，就是一首“存在之诗”，而人的“诗化活动”正是这首存在之诗的经验事实与见证。因此，顾偕的智性活动就是：揭示和引渡。他自己本身成了“诗性之思”的存在，自己溶解在诗的“思之存在”之中了，而不是个体的了，即人的存在的揭示者和诗意的言说者。他的“絮语”形式正是在这种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原语言的本真还原，基本上构成了如下结局：
　　——诗性(揭示)
　　理性(思)——智性(引渡)
　　——语词(原语言)
　　
　　顾偕的“诗与思”的整个创造过程和结局，就是围绕“人的状态”进行剖析的。他任何一首诗都是以“人类的状态”作为艺术视点的，他丝毫不是一个自私的诗人，他的思想是与整个人类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是人类现实状态(尤其是物化状态)的严肃的揭示者和批判者乃至叛逆者。在他的诗里，我们从“人类”那里认识到了生存的悲剧命运和抗挣命运的必然结局。这种“悲剧意识”不是出于艺术目的，而是出于“恩与诗”不可抗拒的使命感的揭示目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使诗人忍受着严峻的生命贫困，全身心地投入揭示和启示这项人类无始无终的认识的崇高的工作。他为人类的悲剧命运而痛苦迷惘和抗挣，他的良知驱使着他向人类提出人的生存结局和使命意识。物化现实一方面令他优伤，同时也给予了他对人类的终极认识，他的“诗性之思”是良知的使命使然。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那里认识到，“思即人生”。顾偕与荷尔德林一样，一生都在关注和剖解人类的命运，一生都在不懈地作生命真理的寻求，即“去蔽”的工作。顾偕的“去蔽”重在剖解和揭示，而荷尔德林则在逃避和寻找，历史和现实赋予了顾偕来继承荷尔德林未遂的使命。顾偕对人类状态的揭示有两重内容，一是非本真生存方式的揭示，即日常生存方式的揭示，这是顾偕诗歌的主体内容，也就是所谓物化现实的引发而对整个生命悲剧性日常现状的认识。再是本真生存方式的揭示，即畏与死的良知呼唤。表现为对悲剧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抗争和内在的矛盾揭露，造成了他的诗歌中意义的内在悖谬和内容的反复和递进。诗人是竭力对非本真生存方式和本真生存方式的二度揭示者。顾偕从非本真生存方式的“思”入手，逐步达到对本真生存意义的执着揭示，从而达到诗人自身(溶解)的“诗性之思”的生存状态，即诗性生存。顾偕对人类生存状态(非本真和本真生存)的认识和剖解揭示，无疑形成了人类状态被揭示和在揭示的文本了。
　　任何诗歌都将在总体上最终成为文本的本文。顾偕的“思与诗”的活动成为了文本的目的。诗性的意义无疑成了站立在文本以外的幻象，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本文本身是美学的静穆状态。这是诗在未被参予审美时的一般状态。在解释学看来：本文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作者的原意或它最初的读者对它的理解。理解对象和理解者都是历史的存在，因此，本文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理解者共同决定的，也就是由历史客观进程的总体性决定的。而历史的客观进程实际上永无穷尽，所以，本文的真正意义不是封闭的，它是不断丰富的一个无限过程。顾偕诗歌对人类整个命运的广泛揭示和反思，对诗完成本身来说，已成为文本。也就是说，在顾偕的艺术观念和思想的洞观下，诗形成了诗作为诗独立存在了，也就成为艺术范限内的本文，诗内在意义的揭示是永无止境的，不同的审美眼光必然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和启示效应。
　　本文的析解在于意义的寻求，勒内·夏尔认为：“诗性意义绝不在于概念的意义同一，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决不与他的言语同一那样……从整个看来，诗性意义实实在在地接受到形式的约束，它是存在于词语的有机体内和诗性结构之中的。”显然，顾偕诗歌的结构，就是他的诗的存在，我们从他的诗(文本)中还看到了他的自我搏斗——即自我分裂的过程也即诗性之思的裂变。他像兰波一样在作不懈的“精神的战斗”。物化现实与诗人的理想结局的矛盾的不可调和，人类悲剧命运的不可抗拒与诗人理想的矛盾的不可调和，就是他“精神的战斗”的真实内容。即本真的生存矛盾，诗人最终以反叛(抗挣)作为良知的呼唤。本真的生存努力只能是对非本真生存的一种内在诠解和修正，一种有限的超越。这就是诗人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的悲剧之根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真的生存仍是一种诗性生存方式。顾偕自身的生存悲剧不可避免，一方面他在诗的文本创造(诗性之思)里认识人类本真与非本真生存的悲剧，另一方面，自己的诗性生存方式成为一种本身揭示中悲剧的演绎者。诗人为了不甘沉沦悲剧的人类，最终选择了反抗的命运。同时也隐现着诗人自我实现的方式。
　　顾偕诗中的另一揭示就是人类的反抗。他把反抗作为悲剧结局的内核，“物化现实”和““人类悲剧”是诗人对现状的揭示，“反抗现实”则是诗人对人类生存的真正目的的启示。诗人的反抗只是一种艺术行为的意识表现。马尔为塞在《单面人》一书中对物化社会的艺术反抗内质给予了如此的解答：“今天，艺术之所以加入造反的行列，仅仅因为它否定升华，它给说不出的名称的事物、谎言及暴露、恐怖和恐怖中的解放等提供言词、意象和声音的活形式，它给作为所有“美学”的发源地和所在地，为心灵及其文化的所在地，以及作为精神的第一“知觉”的人体及其感性等提供言词、意象和声音的活形式。”显然，顾偕对这些是作过一些可喜的努力的。
　　毋庸讳言，顾偕的这种对诗之思的不懈努力和奋不顾身的投入在中国诗人里是少有的，他本人的出现和他诗的出现，无疑将是对中国当代诗坛的媚俗现状是一个强有力的冲突和启示，像海子的出现一样将为中国当代诗歌向更深更广的区域发展是一个优美的启示。海子曾自称：“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在这种诗歌精神的召唤下，良知和具有才气的诗人正在营造中国当代诗歌的“大诗”，因为史诗的历史已经过去。顾偕是这种努力中的一位不懈突破自己的严肃的使命感的诗人，他正在诗歌精神的鞭策下沿着自己的探索和揭示之路艰难前进。他在实实在在地做着“诗与真理合一”的诗的工作，使命感将迫使他去向人类最终的真理作揭示(完全的去蔽)。尼采在《反耶稣基督》一文里描述了他在十字架上看到“所有时代的最隐蔽的阴谋——一个反对心智健全、美、健康、勇敢、精神以及高尚心灵的阴谋，一个反对生命本身的阴谋。”尼采用这种独特的敏锐凌厉的精神揭示了“基督时代”人类的普遍本真生存，从而结束了上帝瓦解了上帝。顾偕在尼采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他将向人类揭示什么呢？最终揭示什么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1994.湖南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