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的人是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唐诗的。一个敬重历史和先人的国度把诗歌与个人的成就联系得如此紧密，也许算是人类在农耕文明到达颠峰时的一种必然。诗教把一个人对唐诗的开始早早地置于我们的记忆之前，那怕是贫瘠不过的乡村，刚开始认知世界的时候，总会有人给你念一些唐诗，那怕是一句。可能，你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名字，也是教书的先生认真地在一首唐诗中给你专门选出来的。于是，你就背着唐诗在世上走了整整的一生。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是少数。唐诗就这给古老的文明以传统，以璀璨。

　　我的唐诗之路应该源起读过两年私塾的祖父，只是我不记得了。后来上学，祖父也曾手把手地给我教写过毛笔字。直到有一天，我从垃圾堆捡回一沓别人练字后扔掉的废纸，并且表现出崇拜之神态后，祖父看在眼里，知我到底没慧根，也就懒得管了。现在想想，从练书开始，我便是个不走正道的人，这一点，读过《麻衣神相》的祖父早已看穿。果然，我的字一生都没写好过。唐诗是一直在读，小学，中学，包括在大学里数学专业也必开的大学语文。小学和中学的古诗教育是极端错误的，起码对我而言是如此，它的用处便是如何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以应对考试。没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人生应该像诗歌一样，把自己的一生过得有诗意。伟大的唐诗在那个年代，如同金饭碗一样，被我们捧着，然后，去应付各类严苛的考试，去讨生计，讨饭吃。

　　朝代的更迭有时候像是沙漠中走着的驼队，看似结实地走着，眨眼间，说没就没了。一个朝代没落的时间越长，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越是凸显出他们的伟大。这类人，甚至用整个生命在体验着一个时代的死亡，这种体验会让他们的个体才华替代一个时代应该有的辉煌。李商隐便如是。很多的人在为李商隐的潦倒一生扼腕长叹时，殊不知这种宿命从另一个方面成就了李晚隐，成就了晚唐的文学，成就了中国的诗歌。

　　唐朝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它的包容。李商隐在一个在没落的时代，不懈地追求着诗美，可以说到了刻意的地步，这种执着，像是一股清泉，就这样流过危机四伏的大唐，流过了因乱世而放弃美好的大唐诗坛，最后，让自己走成了唐诗的一座高峰。在我们为他的一生感慨万千时，就此，又多了一份庆幸。庆幸的是因为李商隐的存在，唐诗的天空中便多了一片绚丽的云彩。这云彩，让世人过目不忘，有时候，竟无须懂的，无须明白，仅美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新的世界。人间烟火这个词对于现今的写作，越来越有了一种道德绑架的意味。唐时的李商隐因为婚姻，因为党争，因为整个没落的王朝，也是身受被绑架的重负。于是，他追寻了真正意义上的人间烟火。这种与自然亲近，在自然中寻求自身情感寄托的方式，某种意义上才是中国诗歌真正的人间烟火，而不是现在很多人戾气的发泄。从李商隐的诗中，更多看到的是柔软的力量，无奈的力量，是退的力量，而不是撕裂，不是出头，更不是在一个没落时代普遍弥漫的道德沦丧与戾气。他始终在自然里能够找到自己的切入点，让自己成为自然之一部分。他始终能够在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最坏的时代，找到自己精神能够安身立命的所在。对李商隐诗歌的认可，便是对他心性的认可，对他的精神的认可。现在，写诗的人中有精神的已经不多了，这和唐时大不同。

　　传说来源于北宋文人蔡居厚所著《蔡宽夫诗话》，唐代诗人白居易年至垂暮，很是欣赏李商隐的才华，对李的诗作更是赞赏有加。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故事，白居易对李商隐说：我死后，希望能够转世投胎，当你儿子。此言真不，不得而知，白居易死后，李商隐的大儿子出生，取名为白老，倒是真的。我想的是如果此事是真的，那么白居易作为名气巨大的诗人为什么会讲此言。这也许要从二人写诗的风格不同来看此事了。对这二人，用才华的高低作比较是完全错误的。白居易再自谦也到不了转世当李商隐儿子的地步呀。为什么?只能从作诗的风格来，或者说写法，甚至用现在的话来讲可能得用流派来说些事了。又是传说，白居易诗写好后，先要读给邻居的老太婆听，并以懂不懂作为标准之一。而李商隐的诗则是公认的最隐晦的。我们能不能从传说中得出这样未必真实的结论，白居易认为他的写法不及李商隐的写法更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才华来。甚至于，李商隐的写法更接近诗歌的本质，也就是具有神性，而更多的中国文人就是不惜消耗一生的才华，也要在自然中寻找属于精神层面的神性。

　　说到李商隐，总是要说他的诗隐晦，难懂。现在的人读旧诗，尤其是对年轻人，对没有文学喜好的年轻人而言，说轻易能读出妙来，肯定不是真话。一是白话文的普及已经过了百年，受教育时，为了应对考试，学的那点古典文学底子在成年后要想读懂除了课本上学过的旧体诗，真还吃力了。毕竟，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远离了那个语境;二是诗歌和人类社会都在不停地发展。旧体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表达现代人的情感世界，以及现代人对世界的认知。新诗通过一百年的发展，虽然对是否成熟说法不一，但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它和现代人的情感世界更容易交融，从而自然而然地和旧体诗有了距离感;三是古人写诗需用典，甚至有无典不成诗的嗜好。要懂诗，就得知典，知出处，知喻意。这对于读古代典籍少之又少的现代人而言，不懂就自然不过了。加之，李商隐本是用典的高手;四是李商隐写诗对语言的美的追求也是登峰造极的。这种对语言的追求，不管在哪个时代都在引领语言本身的发展，发展必然意味着创新，创新很多时候就是读不懂。查了一下《唐诗三百首》，白居易收入6首，李商隐收入24首，这个差距，如果算是差距的话，会不会是白居易说他愿来世成为李商隐儿子的一个佐证。当然，这是一种牵强附会，因为《唐诗三百首》中还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孤篇压全唐。不过，也可以看出《唐诗三百首》对诗歌和诗歌语言的一种态度。

　　要读出李商隐诗歌的妙，就得读懂李商隐，读懂李商隐置身的晚唐。这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现代人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的当下，人类要回望走过来的农耕时代的诗情画意，这需要多么美好的的情怀，甚至多么大的决心才能做到。2019年的春天结束时，天气已是很热了。由于编辑工作的缘故，让我看到了与诗歌有关的人与事更多地淫浸在浮躁中。想起古人的一句话：心静自然凉。于是捧着李商隐的诗一首首地读，想要让自己的内心真正的清凉下来。同时，和时尚的年轻人一样，在手机上读了一本李商隐的传记，并且，多是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读完传记，买了不同版本的诗，放在办公室，没事时，随手翻几页，拿支笔就是书上乱划几下，算是把心得记下。读着读着，觉得有意思，便开始一首首地翻译成白话文。翻着翻着，想到众人读他时的困惑，便想用一种最直接，最能够感受到诗歌本身的角度来翻译。用一种尽可能地少注释，尽可能地紧扣诗歌文本本身的方法翻译一本白话文的李商隐诗选出来。于是，一不小心，就出来了这本书。

　　多年来，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充满着期待，这种期待就是谁能够把中国优秀的传统诗学继承得最好，谁能够从现代的角度，发现人与自然新的的诗性存在，并且，抒发出人类离开农业文明，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后的情感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就是中国新诗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由此，唐诗及其李商隐们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更是中国新诗坚实的基石。

　　对于诗歌，我从来就充满着敬意，甚至是自卑。面对李商隐伟大的诗歌，每读一遍，心中的敬意便增加一分，这种崇敬，已经贯穿在我对整个诗歌的理解，包括我写下的新诗，包括我从事的职业。基于这种崇敬，我要对将李商隐的诗翻译成白话文时出现的一切失误，表示最真诚的歉意。每一个人心中的李商隐及其诗歌是何等的美好，我知道，这本书里一切的不美好，皆因我的肤浅。

　　在伟大的诗歌和伟大的诗人面前，我们要勇于承认自己的肤浅。

　　2020年1月11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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