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地说，项建新写诗并不是“跨界”，写作才是他的主业，作为一位实干兴邦的传媒企业家，创立“为你诵读”这款近年来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且极具诗意的APP，为广大网民提供突破时空限制和视听设备要求的个人化文学空间，滋润了数亿人的诗性心灵和培植有声读物的社会土壤，正是文科出身，当年年龄最小的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项建新，矢志不渝，一直难能可贵地葆有对文学特别是诗歌与生俱来的热爱。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他是诗人，他才“跨界”去做跟诗歌有交集的企业。这些年来，经过商业市场和新媒体营运的多年磨练，诗人思维更加开阔，对世态人心的认知更为深刻，更了解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形态，因而更自觉呈现作品中的精湛思辨和自由想象，去探索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所蕴藏的本真和隽永。
　　这部最近面世的诗集，收集了他去年创作的一百多首作品。虽冠以“新·写实主义”，他既不属于网络上相似名号的诗歌群体，也非标新立异开宗立派；毋宁说，他重申了历久弥新的文学要领。“新”代表着自由、探索与创造的永不停息的精神源动力，涵藏了人类从古至今对已知世界的突破、迈向更广阔的未知世界的渴望，它是我们在信息过载的大数据时代仍然危襟正坐地精炼文字的坚实理由。而诗人关注“写实”，并非简单跟随呐喊着现实生活题材的口号去写出一堆注脚与赝品，而应该既像目光如炬的哲学家、社会学家，观察万千世态，摆脱庸常，祛魅求真，独抒己见；也要如明察秋毫的小说家，以白描细绘、灵动多变的笔触，将人物事件的微妙细节或戏剧性瞬间，跃然纸上地展现于读者眼前。
　　建新少年时已经崭露文才，写诗愈三十年。近年他诗学观念陡然转变，不再满足于曾经的抒情、唯美或辞藻，而是对创作拥有了更大抱负，“大不同的视角，很高级的表述，白描式的行文，意料外的点题，很奇巧的隐喻，最终让隐喻引发折射，这样的诗歌是可以映射社会现实，洞穿历史未来的。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们可以自由地与宇宙、自然、人类、自我，开展对话”（诗集《后记》）。真能达到如此境界的诗歌，可谓是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的三位一体，这部诗集恰好见证着他处于创作转折期、上升期的蜕变与爆发。特别是在专业写作者钙质流失的文化氛围中，他倔强地怀着逆庸常潮流而动的赤子之心、傲骨之气，努力于诗坛边缘野蛮生长，默默而准确地捕捉着时代脉搏，深挖着个体命运和文化本髓，确实可叹可嘉。
　　诗集按题材分为四辑，扑面而来的首先是《宇宙篇》，这样天马行空、毫不谦逊的风格跟坊间其他温文敦厚、低吟浅唱的诗集大相径庭，提示着读者需要拥有如尼采所言“一口好牙和一个强健的胃”，才能消化这样毫不取悦传统与他人的精神食粮。对于人、世界和宇宙的描述，他拒绝墨守成规，“地球/是宇宙的一座牢狱/人的出生/是灵魂被判决入狱/先把灵魂锁入躯壳/再用地球引力束缚住/哪天刑满释放/人就死了/灵魂就再次获得自由”（《地球牢狱》），“人们都说/地狱在地下/天堂在天上/我却相信/天堂在地狱的下面/只有穿过了地狱/最终才能抵达天堂”（《地狱和天堂》），“流星/像精子般射向地球/就会有一颗卵子/在地球这个子宫里/经过撞击/孕育出一个新宿命”（《流星》），不羁跳脱的文字给予读者莫大的视觉和心灵冲击，而又跳脱了中国文化主要关注历史的窠臼，像当代西方文学那样，眼光投向外太空或未来，具有科幻色彩。复杂的生活阅历和学识结构，为他注入了多元的生命体验，能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和更深邃的心灵空间两个维度自由延伸，而且他的思辨并非凌虚蹈空，而是根植于现世、肉身和理性，“看来/肉体/才是人类的故乡/肉体/是我们的出生地和播种地/我们全部生命的所在/在肉体这座低矮的建筑里/居住着我们的一生/以及我们绵延不绝的子孙……/我们从身体出发/已经走了这么远/我们没有另外的住处/更没有对未来的寄托”（《人类的故乡》），“有天上地下/有历史现实/惟独没有未来……/未来永远在远方/可望而永不可及/我们只能永远生活在今天”（《未来不可及》）。即便在思考终极问题时，他仍延续着华夏哲学的务实特质，交融着当代科学的文明意识，将传统与现代、理性与神秘性加以整合，“宗教成了爱因斯坦的最终归宿/他最后认识到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无法洞察到的/只能以某种最原始的形式/才能把握那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我们的华夏先民/早把宇宙及之外的一切力量/归之于无极/它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宗教”（《归之于无极》）。这些苦思炼成的文字，就如一座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向浩渺神秘的宇宙投射出人类清澈而敬畏的目光。这辑作品在全书中篇幅最少，但在题材的开拓上，功莫大焉。实话说，我很少在其他人诗集里读到类似内容的书写，或许应该归功于他的新闻和从商阅历，炼成了严谨犀利的理性和冷静独立的批判力，其思维世界始终扎根大地，又面向人世和可知的未来豁然敞开。
　　第二、第三辑《山河篇》和《人文篇》，是人文景观及社会万象的抒怀鞭笞，他在充满人间烟火气息中，流露出自成一格的智性、淳朴和悲悯。《山河篇》侧重从行旅探秘中启悟新思，《人文篇》则抒怀个人生命历程和描绘城市生活见闻。诗作既有中年人精神沧桑，亦有孩童般对世界本源的凝视，充满对乡土亲情的眷恋珍惜，以及对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
　　从《山河篇》可见，近一两年，他足迹已遍布国内多省，从西南的灵渠、柳州、重庆到中原、华中的邯郸、洛阳、终南山、武汉，从华北的京城、唐山到西北的秦俑、秦岭、祁连山。但他明显不热衷于在热门景点人云亦云，不重“游”而重“悟”，把更多目光和笔墨留给游人忽略的角度，比如他更乐于在游人熙攘的故宫一角从延禧宫回眸清王朝盛衰，在香客拥挤的雍和宫注目于“修行的老树”，在邯郸临漳看到“不羁的大佛”等等，而在龙门石窟，他感慨着“那些高大俊美且不失庄严的大佛/并不曾震撼到我/倒是那些让我花一整天时间/去一一触摸的残存佛像/让我流连忘返”（《残存的佛像》）。除了名胜古迹，他还乐于钻入默默无名的深山僻壤，如陕西周至、秦岭的吴家院子窑洞、水陆庵体验思古之幽情；在古镇的寻常街巷抚今追昔，“真假与先后/让这里的时空充满了错位/但有时是无所谓真假与先后的/人生也好历史也罢/唯有变迁是主旋律/纵观人生和历史/都在起起伏伏”（《梦之东阳》）；在祁连山脚下的河流聆听天籁，“自雪山而下/八宝河听惯了/金戈铁马嘶吼/悠悠驼铃叮咚/僧侣信徒经颂/一颗冰洁之心/隐入地下化于温热/消失于世人眼前/这不得不让我/沉入对命运的另一层思考”（《倒淌的河流》）。而对于他再熟悉不过的家乡，也能将兰溪、梅江——名与实正好颠倒的两处地方——的历史文化气质加以灵动而客观地剖析。云游写作就是李白等身上体现最为鲜明的中国诗歌传统，这些纵横山川的游历作品，鲜明体现出他坚定透彻的精神尺度和诗学追求，在深邃的精神关怀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中，潇洒而执着地推进着其价值担当和精神体验。 
　　而在《人文篇》里，他首先写了一批关于父母、故乡、孩子和自己步入中年的时光影像。“在清贫的乡下/朴素的植物/让我们哑口无言”（《土地》），“人们/在长大时/选择义无反顾地远离故土/去享受天空的高远/和鲜花的赞美/末了/总以枯枝败叶的姿态/祈盼自己/能回到故乡泥土的中间”（《故土》），多年前父亲为了节省四块钱而忍饥挨累，母亲平生两个关于儿女的朴素愿望注定不能两全其美，这些思忆统统融化成他远离故乡的游子忧思；而面对天真烂漫的女儿、久违的城里月光，又加深了他对平凡生活的珍惜。在嬗变的都市生活中，他的诗歌如一短短奏鸣曲、小夜曲，写出了现代人的灵魂漂泊，抚慰着岁月流逝的脆弱，把自己的人生积累和隐秘情绪统统转化为醇厚的文字，“我不得不接受/从表象到深藏/我的年老/终归不紧不慢地来了”（《年老》），“随着年纪的渐长/一些道理我们也渐渐懂得/很多事要慢慢来/有些东西也不是越浓越好/而是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要浅浅地说/长长的路/我们要慢慢地走/”（《慢慢来》）。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广袤的社会视野和敏锐触觉将芸芸众生纳入笔下，描绘出一部形神具备的市井风情录。他以戏谑的情调写下了关于黑股票、血腥足球赛、假神医、李咏之死、诗人与诗、朗诵比赛、滥拜佛、山寨组织、食品安全、跟风鼓掌的观众等社会题材。这些作品从个体生命出发，透视社会、洞析人心，并始终保持着诗人应有的先锋精神，传递着批判、忧患与悲悯大爱，甚至偶尔混搭着幽默与俏皮，通过无数碎片化镜头的组合串连，捕捉并呈现出寻常百姓五味杂陈的生活状况。他也聚焦于某个凡人，刻画其人性闪光点，既能以接地气的口吻赞扬一位亲民勤劳的基层公仆（《会算账的警察杨顺德》），也能传递出特殊工作者的内心善良与谋生意志（《陪唱姑娘》《活着不易》）。至于社会繁华表象下的阴暗角落，比如重庆坠江公交、贵州饿死女大学生、中国式彩票等，义之所至，他也金刚怒目，独抒己见，唤起我们对即生存与灾难、正义与罪恶、善良与贪婪等基本命题的重视与思考。而对于空前的公共卫生事件，他向世人提出了灵魂拷问，“李文亮医生/请允许我向你道个歉吧/虽然我知道/最应该向你道歉的/是那些不让你说真话的人/是那些一直在说假话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欠你的/都欠你一个真正的道歉”（《向李文亮医生致歉》）。他并没有滞留于单纯悲伤或义愤，纠结于政治社会层面的追责或批判，而是更深地看到了普遍人性中潜藏的怯懦。这些关于人世间的诗歌，捕捉的或许只是一人一事一景，折射的却是群体生存和个体灵魂的矛盾与调和，他以沉郁内蕴又蓄势待发的文字，致力于表达斑斓多姿、充满矛盾而统一的真实生活，延续着新文化运动以来诗人的独立精神，又恰如其分地回避了激越与反叛，达到了特立独行和传世共鸣的平衡。
　　对于这么一位目光执着于游弋于人心世相的诗人，诗集第四辑《自然篇》自然不是鸟语花香的纯粹景物攀写，通读下来，你会赫然发现他所写形形色色的植物和动物，依然是人类思想言行的投射与外化。对于植物，他往往寄寓了人性种种善意与美德。他借助麦子，对乡土中国给予了虔诚礼赞，“按照五千年以来的工作习惯/父亲照例手把锄头/蹲成最原始的姿态/书写田地古老的青春/日出像头耕牛/日落剪成图画/展开的红腰带/一端系着黄河/一端吊着长江/时序的转移/换来土地的恩慈/麦子像脱去古装的新娘/蹦跳着不知父亲的劳累/在每一粒正宗的麦子面前/黄金黯然失色”（《麦子》）；他从遍布五湖四海开枝散叶的猕猴桃家族，看到了“中华精神”；从“可以在别人的冬天里/任自己的春天肆意怒放/可以没有一片叶子/还要开着大朵大朵的红花”的木棉树，赞扬了史玉柱、马云、盖茨乃至自己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此外还以棉花、玉米、蒲公英种子、南瓜、龙葵、狼毒花、梧桐与合欢、榕树等寻常植物为话题和契机，不动声色地抒发了对人情世故的感悟。他笔下的每一株无言、无名的植物，既焕发出与作者同样的傲岸超拔的灵魂，又始终令读者可亲可感，感受到透亮流畅和醇厚深远的微妙张力。
　　反观他笔下的动物则截然相反，讽喻了人类历史和社会中一些我们熟视无睹的不义和荒诞。《活埋瘟猪》《狗》两首，其遭遇境况之惨烈可谓触目惊心，前者亲眼目睹坑杀猪群，后者从洛阳周天子车马遗址里殉葬犬的遗骸重构当年活埋现场，抒发出他对人性阴暗面和罪恶的透析。他以近乎纪录片长镜头慢回放的手法，描绘了并不血腥或愚昧、但冷峻残酷的场面，深刻揭示出人类特有的工具理性和自私自利在特殊状况下的放大效果：“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它们被人用手一拽/就掉到坑里去了/已经掉到坑里的猪/就像下了锅的饺子/都要溢了出来/猪们互相拥挤着/不断惨叫着/有些想必已经憋死了/活着的也只能继续等死”，“我无数次展开想象/当年往坑里填土的时候/活着的小狗一定满心恐惧/拼命寻找能让自己活着的地方/刚开始填土时/由于泥沙不会立刻填充到车下/马车下的空间/便成了他们片刻苟活的藏身之地/然而这藏身之地也是极其脆弱的/四处逃窜的小狗们/很快纷纷窒息而死/……在这几乎接近地面的地方/在这几乎接近生还希望的地方/人类用这块石头重重砸在头部/在一声刺穿苍穹的凄厉叫声中/小狗终止了生命/我们至今应该可以看见/它眼神中对人类的疑惑/愤恨无助乃至绝望”，近年诗坛极少有这样令人不寒而栗、而又不得不正视的作品。之外，他还以笑里藏刀的风格，写到了螺蛳鸡、小银鱼、基围虾、螃蟹等，它们生机勃勃、富有与人类相似的品德，却转瞬之间沦为人类的食物；他还写了水鸟、知了、猪圈里的三头猪、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小鱼识破公鸡为诱捕而说谎，母鸡对小鸡作求生警示等寓言，同样语带机锋地隐喻了人类的虚伪、狡诈，寄寓了他多年阅历中对社会灰色地带的独特观察。然而这绝不等于他沉溺或服从于“丛林法则”、“厚黑”，他以《轮回》一诗含蓄表达了对生死与尊严的价值立场：大草原上雄狮每次猎杀后，对猎物先道歉再进食，多年后它年老而死，灵魂来到与生前相似但浓雾弥漫的草原，陡然被无数曾经的齿下亡魂包围，却得到它们一致谅解。诗歌意味深长地揭示了生存自有其客观的苦难和残酷，但人性光辉正在于超越单纯的求生欲望，创造和追求出应有的道义和尊严，在必然王国之上建立自由的精神境界。
　　因此他笔下的无论动物和植物、自己和世人，在诗学以意义上得到一视同仁的打通、并存和共融，不单蕴含着哲学与思辨，更加以精细的语言化和形象化，共同塑造出一位复杂、睿智而细致的诗人主体。通读全书后重温开篇他的《自序·一条从龙门山跳出的鱼》，一首近乎3D水墨动画片的自喻诗，更加感同身受。他就像一条拥有奇遇的鱼，从南方小溪、小河逐渐游入大江、游向北方乃至大海，领略过同类未曾见识的风光，却始终对故乡念念不忘，“因为鱼始终很明白/自己不仅是/一条喜欢大海的鱼/更是一条/从龙门山跳出的鱼”。返乡意识，是人类历久弥新的精神源动力，是诗歌应对生存困境的自然反应。特别是他身处传统与现代、工业与信息时代的社会转型，混杂着写作与从商的两栖身份、自由审美与功利实用的思维切换，这种身与心、己与物的紧张状态形成了巨大的生存焦虑，但也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促使他在现实世界和精神国度之间努力寻求回应、突围和超越。人在商海，初衷不忘，诗歌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心灵家园，以思考和创造的精神建构对抗物质世界里的琐碎与苟且，以明朗稳健的精神状态对现实人生作出反映和介入。诗集的副书名——《爱过的人都能听得见》，他和心中知音读者所爱过的必然包括故乡、亲情、青春、山河、生灵乃至人世间一切包孕着真善美的事物，他的诗歌也正体现着“若想要自由、爱情和快乐/就只有用信心、决心和爱心去换取/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别的法子”（《和对的人喝对的酒》）的生命状态，从而气运丹田地吟唱出这般畅快淋漓的自由之声。
　　我曾想，对于像他这么一位经历特殊的诗人有没有恰当的名号能加以概况呢？他身处社会时代和精神空间，已经跟修齐治平的士人截然不同，因而不是“儒商”“新儒商”；他也绝非名成利就，才附庸风雅地涂鸦几笔，因此也不是商界票友；他也从不将商场官场见闻直接入诗的财经文学；他是自愿地转换职业、扩展社会活动领域，并非被隔绝、被放逐远离文学界，因此更不是“归来者”。事实上，他和许多写作者有着类似经历，中文系、新闻系专业出身，上世纪80、90年代为了改善生活而改行从商，公务繁忙但仍心系文学，待事业稳定后重新投入创作，并且自成一格。他们从未占据文学圈的主流，但得益于其双重生活轨迹和思维能力，其作品反而在边缘处天然成长，释放出千姿百态的原生力量，对于他们，我们一时间还没有更准确的专称，姑且还是就以本色的“诗人”称谓，这是平等与尊重。事实上，除去上世纪80年代起的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背景姑且不论，所谓从文从商非此即彼的身份判定本就与复杂多样的人生自相矛盾。纯文学和财经社科，同样运用语言这一人类的“公器”，前者讲究非功利、个性化，后者讲究实用性、普适性，两者都是一个人完整的语言和思维能力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设身处地来看，他们从文学写作到采写财经新闻、人物报道，再到进修经济金融管理专业知识，再到创业经营实业或大众媒体，近年又涉猎互联网新媒体，完全是水到渠成、顺势而为的过渡历程。诗人与其说是终身的身份和职业，不如说更是一种气质、志趣，其次是一种生活态度。白天思考经营，晚上反刍人生，左手经商，右手作诗，对于越是成熟的文明社会，越应该习以为常。
　　其实，无论所谓盛世乱世，文治武功，任何时代严肃的文学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政治、军事，宗教、商业乃至科技，对于思想和文学始终具备矛盾性和冲击性。伟大的写作者正是从时代和社会的磨砺和挤压中倔强生存、突围，才迸发出璀璨的热烈精神中不灭的超越性力量。对于从事实业、金融、传媒等行业的诗人，越是耳闻目睹社会上的波云诡谲，反而越有可能唤起内心不熄的诗歌火焰。建新对此就说得痛快明白：“有些诗人/越来越爱写打油诗/油到不含钙质/他们正在花样翻新地玩诗/他们认为/诗是用来卖的//有些商人/在商海里摸爬滚打/偶尔才敢写写诗/他们知道/诗是不可以用来换钱的/诗是用来补钙的/甚至是用来膜拜的”（《写诗》）。我所认识多个阅历复杂的诗人，正是怀着虔诚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学写作，“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阅尽人情百态，胸怀大格局，抒写真性情，勘破偏见迷思，字里行间清隽昂然，毫无奴颜媚骨或者穷酸学究气。他们不仅不像某些缺钙的作者以冠冕堂皇的借口从诗歌里榨取实惠，反而以自己社会资源反哺文学，通过赞助文学活动、组织文学活动、兴办文学媒体等形式扶持其他诗人，鼓励普罗大众参与文学，形成了过度功利化、工具化和娱乐化的文学氛围中的一股清流。
　　建新以及其他葆有文学梦想的商业运营者，作为保持了钙质的诗人，是大时代大转型社会里难能可贵的梦想践行者和价值守护者，为当代汉语诗歌输入生机勃勃的创造性活力。他们以其复杂的人生际遇、深邃的精神追求，抗衡着个人和理想在现实处境中被侵蚀、被扭曲的命运，低调而执着地以其作品、其言行乃至整个生命，向芸芸众生和广袤苍穹宣告着文学何谓、诗人何为的永恒命题的个体答案。透过发掘他们作品里的深度、高度、温度和纯净度，有助于我们坚定对诗歌持久生命力和丰富可塑性的信心。他们通过文字传达到我们心中的灵魂呼吸声，是喧嚣时代和茫茫世界里不可或缺的美妙天籁。但愿他们今后继续身心合一、知行合一，不断突破前行，咏唱出回荡与大地星空之间的人世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