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摘要：胡丘陵长诗以理性的批判和清醒的历史意识穿行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公共空间，注重选择那些充满吊诡、偶然性和残酷的一面，拆除历史线性链条和戳破历史必然性的假面，在无限接近历史瞬间的书写中完善对历史的理解
摘要：胡丘陵长诗以理性的批判和清醒的历史意识穿行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公共空间，注重选择那些充满吊诡、偶然性和残酷的一面，拆除历史线性链条和戳破历史必然性的假面，在无限接近历史瞬间的书写中完善对历史的理解，在强健的反思与自我反思中为主体重建寻求位置，并从体式上显示了对现代长诗写作的丰富和创新。
关键词：胡丘陵长诗；公共空间；历史意识；主体重建
尽管胡丘陵曾多次告诫自己不要轻易付诸写长诗这一艰辛而又近乎危险的劳作，但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就以《拂拭岁月》、《2001年，9月11日》、《长征》和《2008，汶川大地震》四部长诗[1]，掀起了诗坛一个不小的震动并赢得评论界格外的关注。于是，“后政治抒情诗”、“新政治抒情诗”、“第三代政治抒情诗”、“咏史诗”、“史诗”等称谓便成了这些长诗的不同命名。事实上，这些称谓的内涵在各自的表述中不尽相同，笔者也无意于纠缠其间的关联，倒是诗人自己的这样一种精神冒险的自我警戒与读者和批评界的关注之间，一种欲说还休、于无声处的症候更让人思考。换言之，对那些公共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事件，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文本的叙述性，即阿尔都塞强调的历史作为缺场的原因，诗人乃至批评者究竟该如何对它发言？
一
仅从这四部长诗的标题，我们就知道诗人将把读者引入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的叙述中。无论是曾经波澜壮阔而今尘埃落定的历史画卷长征、风云变幻而又悲喜交叠的共和国六十年岁月，还是天悲地怆难以承受的天灾人祸汶川大地震与“9·11”，这一切都指向我们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的公共空间。从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发展进程来看，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世界与公共空间的诗歌书写中，既获得过现代人深刻的个体独立性、生命意识和现代感受，又曾经迷失于公共空间对个体世界的生存挤压和意志剥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私人化写作借着创作自由与个性独立的旗子越来越走向写作者一己的狭窄天地，新诗也愈来愈琐碎轻飘和自说自话。因此，胡丘陵长诗的重返公共空间，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关键在于这种重返已不再是简单地回归宏大叙事语境，而在于这种重返的方式与不可逃避的选择。
面对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袭击，全国上下积极赈灾，投身救援的时间抗战中。“我用早晨的目光/寻找废墟里的萌芽”；迫切的焦虑、善良的愿望与真诚的祝福，在骨头的疼痛中，在废墟与萌芽的撕扯中，成为诗人之笔“轻轻一戳/就决堤的/堰塞湖”。所有的目光与心灵被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牵引，“那些指挥的、被指挥的/和没人指挥的手/同时伸向这片废墟”，但却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同时教会全国人民/读准汶字的声调”。在所有的人还没有到达汶川之前，诗人“已经通过诗歌的秘密通道/与废墟里的孩子，交谈了三天三夜”。这一“秘密通道”既是胡丘陵长诗特有的功能，也是诗人进入公共空间秘密而又公开的方式。表面上，这种进入在历史与记忆的惯性中容易带给读者一种错觉，仿佛诗歌只是对时代政治与社会大事及时反映的传声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不用说，即便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这一崛起的新诗潮，大片大片个人创伤的抚慰与倾诉仍然指向的是一个宏大的集体记忆和公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与朦胧诗的抒情方式和指向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然而胡丘陵长诗对公共领域的关涉却是在清醒而富于理性的个体反思中滑行；没有粉饰、夸饰和伪饰，也无意于再现一种庸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而是企图一种诗性言说对社会、历史与政治等公共空间的超越性洞穿。
不论歌唱得多么美丽
那条锯掉的腿不再是一条腿
那只锯掉的胳膊
不再是一只胳膊
那个重建的家园
也不是过去的家园
集体是一个庞大的力量和空间，有时它庞大到无形；但往往也因庞大而失去力量或者内耗于无，成为“无能为力”的空洞的能指。公共空间对个人的忽略和个人对公共空间的渴盼，有时成为双重的梦魇强行把我们抛出生活的轨道。“集体毁灭时间/每一个生命都有同样的挣扎/老师已经喊不出张三李四的名字”，在时间的黑洞漩涡里，生命加入时间的黑，成为黑的一部分。与其说时间毁灭了生命，不如说是集体吞没了个人，公共空间抹去了张三李四等每一个来不及显现的名字，一双双手“抓住的只是生命的沙粒/从指缝间/慢慢漏尽”。
胡丘陵曾说：“诗人必须是人类命运峰值的独行者，但又必须与芸芸众生共享空气、雨露和阳光。诗，永远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歌唱。”[2]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难道这就是他的长诗以如此恒久之毅力执着于公共空间的动力吗？答案显然并非这样简单，因为类似的表述在中外不同的作家那里我们也会读到。更何况在本质的意义上，正如当代西方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所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3]。或许对胡丘陵来说，持久地关注公共空间既来自于他身在政途的意识形态生活与生命体验，又来自于他心系诗神、坚持自觉写作的多年追求。因此，其诗才会在“直面现实，紧贴时代，具有思想和道德深度”的同时，“又解构意识形态的写作方式”；既承载“大生命大灵魂”，又不乏“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坚韧”[4]。这二者对他都非常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诗歌的全部秘密。而作为批评者，我们的任务之一就在于追踪诗人在文本断裂或空白处的踪迹，把那些被压抑被掩埋的现实重现于文本的表面。
在长诗《拂拭岁月》里，诗人以编年的方式截取年度大事为创作题材，在诗意的生成中完成对共和国六十年巡礼。六十年大事自然也是公众熟悉或亲历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件，构成人们记忆的、生活的或者知识的公共空间。从共和国成立、大炼钢铁、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唐山地震、北京奥运会等，从西藏解放、抗美援朝、中印战争到尼克松访华、克林顿访华、宋楚瑜回乡等，公共空间的不断位移、扩展也显示着六十年的沧海桑田，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带出了生活其中的人从物质到精神，从肉体到心灵的纷繁变奏。从当代诗歌自身的发展来说，“写什么”的题材决定论早已成为历史陈迹而不再享有中心和唯一的权威，“怎么写”也在先锋的旗帜下一度流行之后而渐趋沉寂；毕竟，一个诗人最终还得靠他“写得怎么样”的文本交出最后的答卷。
以一个小姑娘的名字命名的“郝建秀工作法”，或许只有时代才能注释其内涵，“这是一个只有国家没有自己的命名/共和国太多的先天不足/创造了太多的人间奇迹/包括后来无法解释的自己”。由一个具名具姓的命名走向“只有国家没有自己”的无名，在国家的宏大规划中，公共空间的人间奇迹覆盖了太多的“不足”，也模糊了每一个创造奇迹的“自己”。同样，那个“年轻得一代又一代少年/都称之为叔叔”的公众人物，成为道德与模范的象征，以一顶冬帽的符号被一颗螺丝钉“钉在全国/所有的教室”。在这里，有着红五角星的冬帽变身为巨大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他巨大到可以延伸至全国的“教室”；而“教室”的意义在此也发生了双重的增值，由青少年学习的场所变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公共空间。“螺丝钉”的内涵不仅很容易让人想起“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般的虔诚与忘我，也容易让人看清其紧紧铆在国家机器上的吸附性和被动性：
国家与集体，塞满了
记忆的仓库
忘记的
只有
“私”字和自己
当国家与集体塞满记忆的仓库，个人世界也就成了公共空间。然而诗人并不止于看到并指出公共空间对个体的笼罩和压缩，也不是简单地抒发一种愤懑与怨恨。胡丘陵诗歌往往在一个叙述的尾声透出理性的清醒，这种清醒有如T·S·艾略特所言：诗不是表现个性，不是表现情感，而是对个性与情感的双重逃避，但也只有那些真正有个性和感情的诗人才懂得这“逃避”是什么意思[5]。笔者以为，胡丘陵长诗在对公共社会、政治、文化事件的掘进中，始终很好地贯穿着一种严格的历史意识。
二
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存性”，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6]。胡丘陵长诗在叙述历史的冷静面孔背后，总掩抑不住一个个在历史瞬间定格的惊心动魄的场景和记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壮举，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结晶为民族的传统和精神遗产，并成为创作的题材。但胡丘陵更多选择那些充满吊诡、偶然性和残酷的一面，拆除历史线性链条，戳破历史必然性的假面罩，在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企图中丰富对历史的理解。
湘江一役，毛泽东“秋收回来的三万颗种子/来不及发芽/更不能茂盛和结果一回/就被冲动的指挥者/撒手扔在湘江里”，更悲壮的或许在于，“流淌了三天血液的湘江/血，流进母亲河里/却没有流向生产这些血液的母亲”。历史前行的每一小步，往往都有着不可计量的付出，甚至巨大的代价也并不保证劳而有获，“若干年后/长沙水还有血的腥味/还有那武昌鱼”。历史的蛮横与残忍，就像挥之不去的魔影一再闪现。
面对长征途中那些物是人非和物非人非的“阵地”，有多少“石头”就有多少“痛苦”，因为“阵地就是一山石头/一山沉睡的/不愿被枪声吵醒的石头”。而历史终究以枪炮强行炸开了一山的沉默，于是“两种不同颜色服装的尸首/为了这一山石头/躺在这石头上/不同的领章帽徽/流出的，竟然是同一种颜色的血液”。在极具现场感的意象组合中，诗人再次暴露了历史的无序与野蛮：
为了这一山石头
两个用不同刺刀刺倒对方的战士
四只鼓胀的眼睛，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兄弟
一个被抓走的，不得不上战场的哥哥
一个因为哥哥被抓走
毅然上战场为哥哥报仇的弟弟
偶然、荒谬与残酷只因为兄弟间的“仇杀”才被“发现”，可想而知，在我们司空见惯和视之为必然、正统与合法的一切现象背后，无不有着意识形态虚假的力量在拒绝和阻碍真实的再现。诗中的“兄弟”不仅指向战争中相互刺死对方的亲兄弟，也喻指国共双方、红军与蒋军同为中国一家人的血脉根缘，却不得不生死相向，悲怆与反思自诗中赫然而出。胡丘陵长诗彰显的历史意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返回历史”或“历史还原”，因为那种“返回”和“还原”本身是不可能的。诗人看清了历史的文本性，同时也看到了文本的历史性，于是，作为文本化的工具，诗人生产出新的文本，生产出美学形式。这个生产过程既是诗人的阐释过程，也是与虚假意识形态的调和、斡旋过程。
历史的同情是胡丘陵长诗历史意识的又一表现。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和军史上都可堪称是有着伟大转折意义的事件，然而诗人之笔并不落在其辉煌的历史意义，而对准遵义这一地名，围绕会议牵引出一段段历史的底片，并在这些底片上显影着历史本身缠绕纠结的关系。“受伤的红军，疲惫地躺在遵义/这个青砖黑瓦的手术室/自己给自己会诊/和疗伤”，因为“盲目地燃烧激情”使红军“大出血”，这成为中央红军党内领袖胸口难化的“结石”。于是“毛泽东用手术刀开始解剖/张闻天细心地缝着伤口/然后，用中药固本/用西药消炎”。疾病在此成为一个绝妙的隐喻，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问题这一剂“难熬的药”，终于在文火与武火的双倍煎熬中“使红军渐渐地恢复元气/并且增加了，许多抗体”。如果说历史曾经并一再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显示过它暴力无序的一面，那么诗人胡丘陵却以一种诗歌的张力术重新组织那些无序和无羁的历史。但这种重组并非对历史暴力美学的屈服和再建新的历史法则，而是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达至了历史的理解与同情。同样，《拂拭岁月》中对年度大事的选择与拂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同情态度，因为选择本身也意味着价值判断，尽管拂除擦拭去的多是历史岁月的尘埃与锈迹。
长诗《2001年，9月11日》则把这种历史意识的过去性、现存性和未来性有效而集中地加以体现。当一次恐怖袭击的灾难降落在地球上另一国家和民族的家园，意识形态的幽灵常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表征飘然而至。可在作者这里，他看到并想到的是整个人类的运命，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反思批判精神掮起了黑暗的闸门。“当生命和使命，同时撞上/美利坚，美丽而坚固的大厦”，吞进了用圣水与仇恨浇灌的粮食的两只“鸽子”，把毁灭的方向当成了“回家的方向”。鸽子的和平象征在民族仇恨与宗教意识形态的灌铸中发生了意义的颠倒与翻转，“良知的浓烟/湮没世界上/所有笑声”，连“一向只关心农作物收成和病虫害的农夫/也开始关心/两幢大楼里人们的命运”。事实上，无论作为天灾的汶川大地震还是人祸的“9·11”事件，无论国内和国际，灾难把人们连在一起，灾难最大程度地展示了人性的同一面。但或许应该追问的是：人类的苏醒竟不得不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吗？作者乃警醒道：诗人啊，千万别大彻大悟。是的，一切的自以为是，就等于关闭了通向真理与思想之门，可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医院/却不能医治灵魂的创伤”。如果用无辜者的鲜血来证明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还是恐怖，“不论战争多么正义/任何炸弹，都不可能/炸出文明”，否则不管是用个人的躯体还是用国家的机器，“撞倒的/都是自己家园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诗人在处理这些题材时的开阔意识，同时清理着历史河床上的珍珠与贝壳、卵石和淤泥，并着眼在当下，放眼于未来。更引人注意的是，胡丘陵长诗关注的许多重大事件，并不是他亲历的；长征与共和国前十七年的历史，对他来说完全是知识和文本的历史，即便“9·11”与汶川地震，也是资讯与传媒时代才可以及时达到的公共空间。这就不免让人惊奇：诗人何以有如此巨大的一贯热情去追逐那些逝去的历史场景？又在此一追逐中投注饱满而鲜活的历史意识？换言之，胡丘陵长诗在对公共空间的长驱直入中，在对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质疑和撞击中，究竟想要做什么呢？这或许正是其长诗的最重要意义：重建主体。
三
中国新诗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主体的建构一直是一项未竟的工程。“五四”新诗和新文学的最大功绩，或许可以借郁达夫的的评就是“人的发现”。当年胡适因写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而被人讥称为“黄蝴蝶”。或许胡适孤单又可怜的“那一个”觉醒注定了新诗中主体确立的艰难历程，废名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说读《蝴蝶》这首诗很能感受到其中的内容与别的诗不一样，至于到底怎样的不一样有很难说出，只是觉得“为什么这好像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仿佛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直质”[7]。我理解废名的意思，那是一个巨大的寂寞，成为“那一个”主体的寂寞，也是老黑格尔所谓“这一个”的寂寞。当沈尹默写下《月夜》——“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首被废名赞之“不愧为新诗的第一首诗”时，我们似乎已看见一个独立、孤傲而又坚强的主体从初期白话诗中慢慢站立起来。然而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太多的社会动荡和政治运动一次次阻断了主体的生长。在九十年代以来诗歌与文学普遍性的边缘存在处境中，诗歌标举的“民间”立场和私人化写作并没有为主体赢得真正的求援。相反，我们从那些私人化叙述中读到的是主体的矮化、羸弱和消颓。诗歌的边缘处境（非边缘“化”）本来为主体自由而自然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但太多的写作者误把这种自由变成了随意乖戾和欲望展览。胡丘陵长诗却努力经营起主体的位置，显示出严厉的自我审视意识。
由“9·11”灾难暴露的不仅是地球另一边民族与宗教的问题，诗人想到的是，在科技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用技术打垮了我们”，“坑坑洼洼的地球，每个人都是/巴比伦之囚”。技术理性在盲目的泛滥中囚禁了我们，或者说我们自囚于现代高科技的种种神话，“在歪曲的目光里/许多道理再也直不起来了”。自然，一个“歪曲”的主体，也“直不起”脊梁和思想，重建两座大厦是容易的，可“重建心中的理想太难”。诗人于是警悟：
人危险，处处也都危险
一个残缺的主体注定只看见并不完整的“真实”：“镜子里的人很不真实/真实的只是镜子”。这种主体焦虑其实也反映了在后现代社会多元文化众声杂陈中对真实自我的惶惑与求索，胡丘陵以主体重建的努力穿行于公共空间和历史场景里：“我在这冬天被撞成三个我/一个在高楼的坟墓里/一个要十年后/被我的智慧包裹/一个要百年、千年后/再勃发青春”。破碎主体对自我的反观有可能弥缝思想、精神的裂隙和伤口，“在被废墟压得不能动弹的日子/我只能饮历史缝隙的泉水/维护生命”。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意识与现代人的责任感油然而生：高楼的存在与否，只是证明眼睛是否才存在；大楼也正因为被撞倒，“才成了历史永恒的大楼”，因为“伤痕累累的时候/如果不倒下来/纵使修复得天衣无缝/也难以光彩依旧”。如果信仰与思想的大楼百孔千疮，再冠冕堂皇的主体也撑不起半个家园。在普遍的喧嚣与浮华里，“勇敢者不是敢于死亡/而是敢于生存”，用鲜血、真实和凌厉的生命浇灌田园的庄稼，而非“将军肩上的花朵”。敢于生存，直面生存，一个强大的主体才能赫然挺立：
窗子倒下了，月光站立着
父亲倒下了，儿子站立着
高楼倒下了，土壤站立着
人体倒下了，思想站立着
门槛倒下了，身子站立着
电梯倒下了，双腿站立着
只因为：
世界上最精确的制导不是卫星
而是思想
那么何以保证精确的思想不再是误入歧途的暴力统治和新的桎梏？答案仍在于那一个个强大的完整的主体的站立！
仅从体式上说，《拂拭岁月》的编年体、《长征》的散点辐射、《2008，汶川大地震》的聚焦式写法和《2001年，9月11日》的纵横捭阖等，都是对现代新诗长诗写作的丰富和创新。尤其在处理这类具有宏大“史诗”性的题材时候，用长诗一不小心很容易流于叙事的干涩弊端。但胡丘陵多以意象流转和语词的警崛来抒情达意，尽管出现了某些生硬，也尽管在如何处理长诗和组诗的差别时还应更细致些，但瑕不掩瑜，其长诗创作在当代诗坛有它不可替代的位置。
评论家蓝棣之曾提请读者注意胡丘陵诗作的“潜文本”，即其诗作与他个人的联系。本来，在更广的意义上，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与其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关联；但胡丘陵的多重“身份”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明显呈示出饶有意味的距离，这也是笔者面对其文本曾有过的困惑。问题根本不在于诗与政治的联结，政治生活本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这困惑也随着对其文本的进入而消释。胡丘陵凭借自己主体的强健，以清醒可贵的历史意识穿行在公共空间。既然历史本身谁也无法返回，那么重建那一个个历史的“瞬间”则是更切实际的接近和可能，这是胡丘陵长诗对这个表面上众声喧哗实际上却普遍失语的时代的馈赠。或许诗人胡丘陵要警惕的只是，不要让自己那已显强健的主体成为自制的偶像而变成新的乌托邦和虚假主体，以便确保诗歌反思和自我反思的深刻与锋芒。
参考文献：
[1] 胡丘陵《2001年，9月11日》，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年；《长征》，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2008，汶川大地震》，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拂拭岁月：1949—2009》，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
[2][4] 胡丘陵《一次精神历险》，见胡广熟编《解读岁月——胡丘陵诗集<拂拭岁月>评论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126、127页。
[3]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5][6] 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5、28页。
[7] 废名《论新诗及其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作者简介：邓艮（1975—），男，湖北恩施州人，土家族，西安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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