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我国独特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承载着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既往与现实经验，有着理论积累的朴素品质，它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医学理论体系。中医药文化在我国发祥甚早，中医历史最早甚至可上溯到先秦，我国古代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阴阳只有在保持“中和”的情况下，才不至于患病，与《论语·庸也》中所说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其实就是中医的要义所在。

　　“中医”一词最早出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及至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遂以法律名义定义“中医”。民间当然也有诸如“汉医”“国医”的习惯叫法，这自然是为了更好地区别于“西医”。事实上，2000多年前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就在其《汉书》中率先发声提出了“中医”概念。

　　煌煌中国历史上不乏“神农尝百草”这样的凄美传说。夏商周时，我国就有药酒、汤液出现了，可见先人们彼时已有了“治病救人”或“自救”的早期认知。《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叫《诗三百》，很少人会留意到它同时其实还是我国最早记载药物的一部典籍，里面不少诗篇均有草药记载。而现存最早的我国中医理论典籍《内经》则言之凿凿地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这就为中药的基本理论奠定了根基。《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它标志着中药学在我国的初步确立。其实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已有关于医疗卫生及多种疾病的记载。周朝时我国就开始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简单明了，很接地气，也很受用。其中还记载了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到了秦汉时，《黄帝内经》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神一般的奇迹存在。及至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基础。缘于文学热爱，当我在《三国演义》中看到华佗为曹孟德治头风病、为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有趣情节时，不禁莞儿一笑，掩卷为我国古代博大精深的中医而击节叹服。从魏晋南北朝而隋唐五代，我国在脉诊、针灸、制药、外科、儿科、眼科等方面可谓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其中，东晋道教理论家、著名炼丹家兼医学大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肘后备急方》就是关于炼丹的最为有名的著作。事实上佛山民间就一直流传着葛洪曾在南海丹灶炼丹的不少美丽传说，为此，我去年还专门写过一首《悬壶者以丹灶命名田野与山岗》的诗篇，以表达我对葛仙的虔敬之诚。西樵山乃珠江文明灯塔，明以后，它更成为我国有名的理学名山。悠悠北江、滔滔西水浩浩汤汤一刻不停地流淌着岁月的记忆，丹灶自然就成为佛山独具传奇色彩的地方，据说南越王赵佗为征服岭南、西汉著名说客陆贾为说服赵佗带领南越回归汉朝时也曾到过此地。佛山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葛洪炼丹于此，自然会留下许多佳话。到了大唐盛世，人们可以发现《唐本草》载药多达850种，同时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让人一目了然。唐以后，我国医学理论著作就开始开枝散叶，大量外传至日本、高丽、中亚、西亚等地，为我国“中医”“走出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实质性贡献。宋代时，朝廷设立了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遂更为细致，而于医学教育一途，针灸教学彼时也因进行了重大改革而有了质的蜕变。自明代始，西医传入我国，大医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名声大噪，由是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大成之作，流传至今。清末腐朽，西方列强觊觎之心尽显，并以野蛮炮舰开路，恣意侵略我国，中国国运由是转衰，西医从此涌入，而中医的发展自然也就因此而受到了至为严重的冲击。比至新中国成立，我国百废待兴，中医的国粹地位日显，由于其受国家政策有效保护而获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1982年我国将“发展中医中药”“入宪”，1991年国家又将“中西医并重”作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有“中西医并重”“扶植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等重要表述，这就在法律和政策层面赋予中医合法的地位。昂首迈步新时代，我想，我国的中医中药更应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定能光我“国医”精诚，扬我民族精神。

　　毫无疑问，佛山中医中药是我国中医中药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它肇始于我国古代特定的自然环境，与中华民族人文历史、社会发展相得益彰，彼此成就，成为佛山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片之一。佛山中成药业发轫于明清，譬如“梁仲弘祖铺”的“抱龙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保滋堂成药”、“黄祥华如意油”等，都是明清时期就已鼎鼎有名的大品牌、佛山重要的医药文化名片，它们因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而行销一时。佛山中成药的崛起，带动了中药材业的兴旺。据了解，清乾隆年间佛山售卖人参等名贵药材的就达27家之多。此外还有参茸行、槟榔行等民间坊肆。据不完全统计，仅光绪年间佛山就有参茸店数家、生药材店10多家、熟药店40多家、西土药材行多家。佛山在清代便涌现了何梦瑶、郭元峰、梁财信、邱嬉等一批著名医家，救死扶伤，为世人所称道。

　　19世纪80年代国门洞开，英国循道公会先后曾派遣多位传教士到佛山传教。英国传教士医师查尔斯・云仁(Charles Wenyon)于1881年4月兴冲冲来到佛山永兴街的福音堂行医兼传教。是年10月，他又在佛山鹰咀沙缸瓦栏创办了广济医局，继续术业。1890年，广济医局迁址佛山镇太平坊，改名循道西医院。1893年，晏惠霖接任该院院长，境况有了更大变化。1908年，该院更名“西医院”，是为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1906年，佛山成立了近代较早的中医社团组织——医学求益社，该社设址于南海横江墟，后因时势变化，迁至广州仙湖街，于1909年在广州正式开张。1918年，原医学求益社创始人罗熙如、黎棣初等人思虑再三权衡利弊后，又在广州创办医学实习馆，三水名医黄干南就曾任教习于此。

　　民国时期，佛山各行业相继成立职业性团体，既规范了行规，也有实行行业自治的职能在焉。抗战前，佛山市区和南海均成立了中医公会。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广东中医公会成立了佛山分会，其执委计有吴虚谷、李明秋、明仁三、钟伯石、杨宜本等11人。1945年10月14日，李广海、陈典周、何炳楠、邓丽程、邝楚枢5人筹备建立南海县中医师公会，并于翌年1月在佛山南擎街南擎庙正式成立并运作。不难看出，近代佛山各县可谓名医辈出代不乏人，南海人谭星缘、冯瑞鎏，顺德人黎庇留皆名重一时，为人所称道。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鼓励城市私人开诊的医生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组织成立了联合诊所，在政府层面给予了支持。1951年7月，佛山成立中西医药联合委员会，在莲花路附近设立联合诊所，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至1954年，佛山中西医生组成了17间联合诊所，造福百姓，传为佳话。1956年，冯德瑜、李广海、彭玉林等人将汾宁、健康、同仁三间联合诊所重组成民办公助的佛山市中医院，以此为肇始，至1958年，佛山市中医院从原筷子路10号迁址亲仁路6号，自此，佛山中医院遂逐渐成为名闻遐迩的国内顶尖中医院。此前一年，吴满福、吴祖赐、吴国明等名医，携手将普君、福贤两间联合诊所捏合成普君医院，是为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实际上，自1955年起，佛山相继组织起来的中医联合诊所和中西医联合诊所就达29间之多。“文革”时，整个中医事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影响。1979年8月，佛山地区在顺德召开“省、地级名老中医、特级药工座谈会”，佛山名老中医李家达、罗仁伯、何少海、张凤鸣、李仁春、陈公望、陈仲楠、刘景良等耆宿，欣然与会。1986年5月，佛山市政府召开振兴中医工作会议，成立了佛山市振兴中医工作领导小组，市卫生局随即设立了中医科，指导开展工作。时势勃兴，各县、区也顺势成立了振兴中医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各县区建立中医院，落实中医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措施。自此，佛山中医事业才算真正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生草药学与凉茶是佛山最为有名的中医药特色，流布甚广，益民甚众。佛山市中医院的骨伤科由骨伤名医李广海创立，声名鹊起，海内知名，极具佛山特色。1958年，顺德县中医院和三水中医院相继成立，竖起招牌，治病救人。尔后，高明中医院于1989年建院，南海中医院于1993年建院，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名中医为佛山中医中药事业的繁荣发展胼手胝足，立下了汗马功劳。

　　佛山是中国南派武术的主要发源地，是海内外著名的“武术之乡”，武术流派纷呈、名师辈出。岭南洪、刘、蔡、李、莫五大拳种在佛山均得到较好传承。蔡李佛拳、洪拳、咏春拳更是流行全球。一众著名武术家如黄飞鸿，咏春宗师梁赞、叶问，影视武打明星李小龙等人享誉海内外。他们的祖籍及师承都在佛山。黄飞鸿、叶问、李小龙、林世荣、李佩弦等近现代武术名家对我国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耍拳弄腿难免会有损伤，而受伤后则需寻找有经验的跌打医师来疗救。加之佛山的粤剧、醒狮、杂耍等从业者在练习与表演时也容易致伤。凡此种种，也从旁有力助推了佛山骨伤医学的发展。

　　佛山市禅城区政协多年来一直重视教科文卫和文史编撰工作，现在又提出推动“文化政协”建设，专门组织专家、学者潜心编撰《简话佛山中医药》一书。我认为，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大好事，值得为之鼓呼点赞。编委会嘱我作序，愚鲁如我，不敢懈怠，略述如上，权以为序。
 

　　岁次壬寅初春

佛山石垦村 南华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