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二十多年来为海内外作家诗人、文艺圈朋友出版作品集写过二百多个序跋，但我甚少为同城同一位作家的多部著作写序，因为我觉得为同一名作家写多个序言太考人，且不好把握，弄不好有可能就是几篇相似度极高的复制品而已，不能打动自己，更遑论打动别人。

　　小说家陈伯英是个特例，屈指算来，我已为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写过序，尽管这多少显得有些勉为其难。

　　伯英是我不忍拒绝的一位老哥们，彼此过从甚密，十多年来在同一口大锅里混饭，一般人结不上这等深度善缘。上班时间各忙各活，各自安好，互不打扰。下班用餐时，饭堂里熙熙攘攘两三百号人，排队取饭菜形同罚站，是一种令人厌烦的无聊等待，通常我会等到长龙飞驾人声消散殆尽时，才慢吞吞撤出“掩体”转移到饭堂随便扒两口。因此，我总能看见伯英与我一样姗姗来迟的身影。同一栋楼的同事们非用餐时间见着我时，像发现非洲黑猩猩似的瞪大新奇大眼揶揄我道：诗人成仙了么?总不见你来饭堂就餐，不饿吗?一些持相反观点的饭堂“先遣队员”吃饱喝足撤退时偶尔撞见老夫，就啧啧有声笑话我是否发大财了，总不见我吃饭堂，肯定是吃大餐去了，也不把他们叫上，骂我不够义气。

　　对此，中年油腻大叔除了耸肩堆上半脸假笑，就只能挽起个无妄“黑锅”背好了，点头咽下这“黑锅”里画饼般的虚无大餐，虽然此举有时可能比“咽气”还难受，但嘴角微微上翘是基本礼貌，“苦命”如此，活该是被饿死一族。不在同一频道，违心谬赞他们“聪明”当然无伤大雅。实则老夫冤比窦娥，日夜锚定机关饭堂不说，还顿顿吃“先遣队员们”“血洗”后的残羹剩菜。伯英是我如假包换的目击证人，当然他跟我一样，甘当“捞汁”角色、甲级“战饭”兼倒数一流“吃货”，也不早早就去乖乖“罚站”。

　　跑题甚远，目的是想说，我和伯英一样厌恶排队，一样废寝忘食于工作与文学一途。志趣相投的难兄难弟，如今他开尊口要我为他再“序”一次，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再序不是再“死”，没有赴汤蹈火的悲壮，有的只是两肋插刀的秀才意气，张老汉难道还有更多的选择不成?

　　大抵是因为我很看重自己与伯英之间的君子之交吧，因此我根本见不得他沮丧的表情，当然也非常感谢他十年如一日对我一如既往的“盲目”信任。

　　伯英是一位勤奋而有作为的作家，他天生就是闲不住的劳碌命，情形与我相仿佛，逮着空闲要么看书，要么就伏案异想天开。他对我说，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思考和写作上，除此再没有其他不良爱好。

　　我一直关注着伯英的成长，他迈出去的每一步，几乎都离不开我的视线。当然，我也一直定睛关注着他的作品，他每一部作品的出笼，都会让我先睹为快。伯英是个尊重文字敬畏文本的作家。偶尔给他提建议，他会若有所思，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采纳。有时一部作品“回笼”蒸煮好几回，那也是常有的事。足见伯英闻过则喜的若谷虚怀。

　　作为一名扶贫干部兼业余作家，伯英五年前从扶贫驻村岗位返回原单位后，再也无须那么忙碌了。忙惯的人一旦有了闲暇，那是很不习惯的。为了不浪费青春，伯英像着了魔似的写起了长篇小说。他的首部20万字长篇小说《山海之歌》写的就是他最熟悉的扶贫驻村工作题材。小说出版后获得诸多赞誉，这给了他信心支撑。未几，他就又沉下心来，开始马不停蹄开始第二部长篇小说创作。很快，他又写出了一部20余万字关于佛山本土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汾江河畔》。伯英显然是在做盘活佛山革命历史的具体工作，这种创作速度，真的令我颇感惊讶，也深表佩服。这部革命题材的《汾江河畔》与上部扶贫题材的《山海之歌》一样，都获得了佛山市重点扶持，并得以顺利出版。在出书难的当下，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伯英真是快枪手。如今，他的第二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棉花开》又竣稿了，还是20万字。他告诉我，接下来他要完成佛山革命历史题材第三部长篇小说，并将这三部题材相近的长篇小说命名为“汾江三部曲”，以此为自己的青春划上圆满句号。

　　我闻言竖起拇指对他赞许有加，直呼他为“拼命三郎”，与本土小小说作家吕啸天有得一拼。

　　去日苦多，青春几何?确如伯英所言，为了对得起青春年华，他执意要踩着青春的尾巴，完成自己的文学夙愿。这意味着伯英还将在未来的一年半载之内，要创作完成他的第三部革命题材长篇小说。

　　多大的雄心壮志啊!为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伯英也是拼了。

　　如此惊人的写作量，如此宏大的“长篇”规划，听着都让人感到励志。称伯英为拼命三郎，我看合适。

　　短短五六年间，三部分量不轻的长篇小说就这样呱呱坠地了，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决心和耐心，倘无足够的毅力和实力加持，那是绝难办到的。要知道，伯英日常还必须按时按质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难度之大，想可知也。

　　如此了不起的一位实力作家，确实值得我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台。老夫虽非裁缝出身，笨手也难以巧称，但为伯英做“嫁衣”，我驾轻就熟绝不重样，敲边鼓一类的举手之劳，自然难不倒我。

　　伯英这部长篇小说以《红棉花开》为题，显然是有所指的。红棉花在广东人心目中就是英雄花，红棉树就是英雄树。伯英以此为喻，深意在焉。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1923年至1936年间发生在佛山古镇风雷激荡的革命历史故事。伯英以佛山历史为背景，精彩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至土地革命时期的内忧外患，佛山大地上的革命浪潮，以及跌宕起伏的革命故事。小说中的一众人物如方圆、梁焰、余道义、龚坤、万红、曾中帼、吴歌、杨霞、黑牛、崩牙强、劏牛强、猪肉金、马苏等，在佛山革命史上均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原型。这群男女青年，生活在佛山，奋斗在汾江河畔，他们是一群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经过革命的风雨洗礼之后，他们最后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奋斗方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目标。

　　他们中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舍生忘死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和工农阶级争取利益不懈奋斗;有的人参与组建工会与农会，与本土黑恶势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人为了追求进步，逃婚到省城读书，追求学识进步，进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人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又考入了黄埔军校，革命素质和理想信念得以升华，人生理想得以实现;有的人参加了广州起义、省港大罢工和“六二三”运动，经受了革命风暴惊心动魄的悲壮考验;有的人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假扮夫妻，战斗在最危险的秘密战线，为新中国的建立舍生忘死，默默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的人被选派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红军长征路上英勇作战，战绩辉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有的人被选派到东北组建东北抗联，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与日本鬼子展开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有的人不幸被捕后，在狱中英勇不屈，为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英勇斗争，不惜抛颅洒血，经受住了烈火炼狱般的洗礼，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革命壮歌。正是这群有出息的年轻人，给中国革命带来希望，他们用鲜血，将红棉花染得更鲜更艳，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功勋。

　　伯英这部长篇小说故事精彩传神，情节曲折动人，其中不乏书写佛山独特文化韵味的殷实细节，比如祖庙北帝诞、龙塘诗社诗会，比如秋色巡游、粤剧表演，比如;龙狮献艺、龙舟大赛等文化活动，在书中均有呈现，伯英娓娓道来，让人瞬间进入佛山旖旎的风情画卷。书中对佛山祖庙、万福台、东华里、仁寿寺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也有精到描写，让人浸润佛山历史文化底蕴之美之深厚。

　　伯英这部小说有机融合了佛山文化和红色基因，较好地展示了民国时期的佛山历史篇章，是近年来佛山作家奉献给岭南大地的一部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有热度的优秀革命历史小说，小说对讲好佛山故事、岭南故事、中国故事，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和文本意义。读者细品，必有裨益。

　　2024年9月16日

　　佛山石肯村 南华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