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况，著名诗人、诗评家，1971年生于广东五华。当代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的重要代表之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佛山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史诗三部曲《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大隋帝国史诗》等25部，主编诗文选19部，代表作有100000行21卷《中华史诗》。与陆健、程维、雁西并称为“中国诗坛四公子”。系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现居广东佛山。 

  我觉得我写作大型历史文化长诗《中华史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方块汉字魔方变异的一个奇妙过程，万象幻生，滔滔不绝。从文本和语言的贡献上讲，我觉得自己是无愧无悔的，20年来，我总想完成自己认定的这种使命，这中间有舍有取，令人纠结。自始至终，汉字迷人的魅力都在牵引着我，走向阔大，走向极致。我认为，汉字是世上最美方块，它具有其他文字所没有的独特神韵于风采。

    《中华史诗》的写作前后花了13年时间，现在第二次修改又花了两年多时间，实际上整部长诗光修改就花了我近五年的时间，总耗时已经超过18年。煌煌二十一卷，几乎每一行我都认真过滤过。虽然是现代汉语写作，但其体制架构上具有新格律诗的韵味，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每章每节的文字就像整齐划一的军队方阵，让人读来，有一种千军万马从胸中踏过的感觉。我想，这就是现代汉语魔幻版的魅力所在。我不光要写一部中国最长体例最独特的史诗，也要写一部最值钱最堪品鉴的诗歌，之前没有人这样写，恐怕之后也不会有人敢轻易进行这样的尝试。20年的坚持，里面庞大的思想容积、历史容量是一般人无法驾驭的。是汉字的魅力引诱我进行这种破天荒的创作，我庆幸我具有这样宏阔的“野心”。

    很多人也曾对我的这种写作持怀疑态度，对此，我保持沉默，不置一辞，一切等文本出来再说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才知道。存在的价值，就像一个巨大的包装盒，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好家伙，拿出来瞧瞧便知。

    《中华史诗》的写作过程很艰辛，但也很新鲜很刺激，一个诗人跟所有的人物包括帝王将相们都进行过嵌入式的对话，这是一种令人感到自豪的挑战，是现代汉语的对诗人的挑战。这些经历和过程是我一生的财富。给所有人物和事件的呈现找到诗意和语言契合点的过程实在太冒险了，诗歌是想象力和抒情叙事的结合体，其文本意义在于它的独创性和唯一性！我想，具备了这些就够了。我断不能以盖棺定论随意臧否的思维方式去呈现历史、解读事件，而要采用开放式的思维和更加公允无私的史识态度来对待每一个历史人物每一个历史事件，然后对他们的生命存在和价值做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咄咄逼近心灵的追问。这种开放式的写作既孤独，也富有快感。对帝王将相我不爽时，可以骂他几句，欣赏哪个时，又可以说咱哥们喝两盅去，反正嬉笑怒骂皆成诗歌。看历史的兴衰成败，等于站在历史人物的位置替他们再活了一次，活在这么多不同角色的不同思维方式里是不容易的，既做李白又做杜甫，既做秦皇汉武也当唐宗宋祖，甚至还能做一回被历史阉割的司马迁，我可以跟每一个人物平等对话，楔入并融进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历史，这是一种血液对接后的舒畅穿越，而不仅仅是简单无聊的时空概念上的穿越，其爆炸力可以摧毁任何一个时空的根基。写作《中华史诗》的时候，我的血液是沸腾的、雾化的，呈水珠状，呈云翳状，很难有具体的形态。

    在汉字编织的奇妙世界里纵横捭阖，我的热血从20来岁写作史诗时开始燃烧，一直持续发烧到现在。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倒流的，它几部静止，也不向前，它的反方向掘进，让我至今总还葆有这样一种错觉，总觉得自己还是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史诗写作给了我强大的精神支撑，让我有了浩然充沛的精神气场和巨大的存在感。

    《中华史诗》选择了我，也只有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单挑《中华史诗》工程，这或许是一种文化自信吧。当初选择史诗写作，是因为热爱中华历史文化，他的源头之深厚，让我向往不已，激动不已。事实上，四大文明古国中，真正靠文字延续下来的文明也只有中华文明，它强大的文化传承能力和衍生能力，历久弥新、绵远不绝，我总在想，如果中国历史文化不做史诗的呈现，那是非常可惜的。当然，中国历史文化的汪洋，有着磅礴无边的空间，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容纳和消解的，但我可以尝试无限地接近它催化它感知它。中华文化是大海，但它可以凝结为我的一滴泪、一滴血，我把它量化、肢解、发掘、展现出来，糅合人类的精神呈现在自己的诗行中，便成了我的诗歌。它具有不可复制的品质。也许孔孟诸子百家、屈原、李杜、白居易、苏轼他们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做过类似的尝试。尽管将中国历史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国诗歌史上也有一些关于历史和人物的片段性地域性的呈现，但全方位的表达和呈现却至今还未出现。不过，这个记录很快就会被我打破，这可能是个异数，似乎也是天意。给中国历史文化一个全方位动感十足的诗意影像呈现，毫不客气的讲，迄今为止，只有我一个人做到了。事实上，中国非常缺乏具有历史影响的真正的全民族史诗，除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和新疆的《玛纳斯传》之外，似乎再没有更像样的史诗可供挖掘和品鉴，至于全民族全景式的史诗，迄今为止，尚付诸阙如。

    全媒体时代似乎什么都不缺，但伟大的民族强盛的祖国唯独缺这么一部史诗，来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根柢的呈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也许没有人敢去想，也没有人敢去做，因为它的体例确实太庞大太复杂了。包括夏商周断代在内，中华文明远不止8000年。我的文本呈现跟传统意义上史学家的判断也有较大的出入，我需要的是诗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并不仅仅是史学家实证主义的思维，这样的呈现是对中华历史文化全新的叙事与抒情，是一种具有颠覆意义的观念的重新整合和概念上的重新修订。诗人的想象力虽然有时从表面看来可能是“无知者无畏”的海阔天空的想象，但作为一种史诗意义的探究，这未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崭新尝试？作为一名具有冒险精神的诗人，体制对我毫无羁绊，这是很难做到的。我在解剖中国历史和解剖自己思想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在自己的语言王国里畅行无阻，我用自己的鲜血和思维切入历史、接驳文字、探寻根柢，用青春的汗水和热血浇灌它，然后挖掘它最深层的宝藏，将文字发表在天空的封面上，这需要仰视才能看见，所以，没有人可以抹杀它藐视它忽略它的存在，这是人性化的诗性抵达，是摒弃了虚伪、空茫、假大空之后的神性的表达，具有宗教般的质地。我用自己的灵魂跟历史抢滩、对抗、对话、妥协，彼此相安无事，但绝不阿谀献媚，这让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极为自豪的历史表达的畅快感和文化的享受感。

    中华文明是最坚强、最具耐久力和不朽品质的伟大文明，存亡的争议完全可以搁置。汉字显而易见的生命力和穿透力可以作证，恢弘的中国历史文化以方块汉字的存在为表现力，它从未衰竭过一分一秒。源于它永无止境的持续支撑，中华文明从未消亡过它强大的躯体和真正精神内涵。我作为一个个体，由此一而再的认识到了中华文明无比庞杂壮硕的伟大与宽博，也顿悟了“死亡”和“时间”的全新概念。“时间”由此而成为内置与《中华史诗》文本的贯穿始终的永恒话题和持久坚挺的主题。而里面的密码，我绝不轻易示人。

    作为诗人，我不会给任何一段模糊的历史下定义、给结论，更不会给时间添麻烦、找借口，因为即便是史识判断为最真实可信的历史，也可能在某些盲点上存在巨大的出入，从而不能掸去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史识灰尘与雾霾。比如秦始皇当年究竟埋掉了400人还是406人，有甚或更多，今人是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诗人也一样，只能凭借强大的想象力，切入当时的背景、语境和时代节点，静下心来与它的帝王、君臣和百姓对话、质证，回到现场，感受事件的全过程，重新跟真实的历史平等对话，才能完成自己符合逻辑的抒情，才会让读者感受到这一段鲜活和特殊的历史的真实性。在诗歌里，我可以做一个秦俑、一匹战马、一支箭、一杆长枪、一块砖、一段堞、一个烽火台、一朵火烧云，一场危机四伏的对白，也可能引起历史的骚动与猜忌；我还可以做大泽乡起义现场的一滴雨、一双草鞋、一杆旗帜、一条泥泞的路，只要能顺利进入历史的空间和维度，我的思维就能被真正激活，从而进入触手可及的诗性空间，与历史取得实质性的接驳；我甚至还可以做秦始皇、秦二世、扶苏、陈胜、吴广、赵太后、吕不韦、嫪毐、孟姜女，我可以凭意念深入历史的前线，对每个人物的成长历程、话语立场、人格特点、心理活动进行有血有肉的有机重塑，我可以凭借人性特征，钻入他们的头脑研究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事习惯，并厘清所有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重要细节、结点的人性化转换，最终做出合理而且大胆的诗意呈现。又比如，在《大隋帝国史诗》中，我对隋炀帝的命运进行了全新的颠覆性解读、阐释与再造，其实他对中国政治、科技、文化发展具有巨大的贡献，而唐朝只不过是强行嫁接于其躯体上的寄生朝代而已，承其余荫，唐朝才有了其后空前的强盛与辉煌。对于隋炀帝的功过是非，不能简单粗暴地进行断章取义杀鸡取卵式的庸俗评价，其父隋文帝的物质准备、财富储备，让他有花不完的金银散不尽的财宝，搜刮民脂民膏的可能性本身就很可疑。年轻皇帝，在男权世界为主宰的巨阔空间里多泡了几个妞，就说人家罪不可赦。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倾心力挖了一条举世无双的大运河，接通南北，就被骂为暴君，遭到口诛笔伐，这本身就很不公正。当然，历史人物具有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历史也不能简单地盖棺定论，因此，总有其可以争议的地方。

    是的，史诗如果没史，那是荒谬的！在《中华史诗》的文本里，人们能找到很多奇特大胆超越精神维度的想象，譬如我穿越时空的双眼，完全可以看见隋炀帝挖大运河挖出来的泥土都可能被秦始皇用来修筑万里长城了，大中华泱泱版图上东西走向的长城完全可能是南北走向的大运河里的泥土和着人间的血泪和白骨垒砌而成的！远去的历史文化因此也就有了某种近似于诡异的似是而非的生动特质，诗意因之而得以呈现。也许只有诗人才会有这样疯狂的想象力吧。对中华文明的持续梳理和长久敬仰，以及大脑中的种种奇思妙想，让我经常睡意全无，这种与历史文化之间的紧张的对峙关系，让我变得无比强大，非常任性，让我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作为新古典主义写作的坚守者，我认为自己没有辜负时代潮流和历史定位寄予我的厚望。我可以说句不谦虚的话，《中华史诗》的意义，在于它做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文本贡献！研究史诗和新古典主义写作的人，不能无视《中华史诗》的巨大存在，《中华史诗》的宏大含量，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精神上的超级富翁，在小楼里面也可以广有天下，不理解的人或者认为这是痴人说梦，他们也许会庸俗地问我拥有多少财富，而我一定会拒绝回答。因为我有着比财富更重要的理想，《中华史诗》的面世，将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是一种无法有金钱、地位、名誉来衡量和测算的精神财富与文化财富。这样的文本没有人可以抢走她，她可能被买走部分版权，但属于人类的精神领域的历史财富，她本身应该是无价的，不能以狭隘的世俗的金钱概念来评价或置换它、概括它。

    我断言，若干年之后，《中华史诗》将会养活一批人，养活一批题材，这是一种文本自信，无关自大或夸张。我认为，一个具有成熟心智的诗人，在他远没到达伟大之前，最应该从自己血缘的源头上去追问自己祖先辉煌的历史文化，去追问自己和自己文本的存在价值，这才是最有裨益的。任何不负责任的解释和掩饰，都是荒谬的。为此，我的眼泪常以鲜血的形式往心里倒流。

    《中华史诗》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我知道，我是为这首诗而生的。当我完成这一使命之后，我随时可以选择离开，选择退场，选择逍遥，选择不合作，乃至选择销声匿迹或死亡。之所以有这样的人生态度，是因为写完这部作品之后，我感觉我已经再无其他遗憾了。我知道，生死的命题很沉重，也很宽泛，但谁也逃不出时间的掌心，命运的算计，所有人最终都会倒在时间的内部，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是例外。

    写作《中华史诗》的过程中，我看穿了世间众多虚无的幻象、种种艰辛的磨难与曲折。所以，我选择以诗歌写作的方式来宣泄、来呈//来表达。担当如此巨大的史诗写作工程，我觉得我是自己的包工头，从蓝图设计、准备材料、挖基础、施工、打磨，到最后装修、入住，整个过程都是我一个人在忙里忙外，自言自语。任何外力，几乎对我构不成致命的打击。这种单打独斗式甘苦自知的劳作方式，虽然有些老土，但很管用。当世恐怕很少有人会作这样浪漫主义的狂想，尽心致力于如此疯狂的尝试。眼下广东省作协已经帮我推出了三卷本的《史诗三部曲》，即《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大隋帝国史诗》。专家学者们的评价很高。接来下，就是让21卷本的《中华史诗》全集面世，让世人记住《中华史诗》，当然能记住为她呕心沥血披肝沥胆的作者，那是最好的一种奖赏。

    文本上的自信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使命意识，让我有时候感到很憋闷很焦急，也很紧张，为伊消得人憔悴，这让我常常感到“压力山大”。当然，创作上的兴奋感和焦灼感，总是贯穿在整个写作过程的，毕竟当下写作大环境不乏急功急利的身影，社会似乎更能容忍立竿见影的东西。我觉得，诗歌写作和欣赏应该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史诗写作更不可能靠盲人摸象一样摸出个大概，就浅尝辄止，只有拿出质地过硬的作品来说话，才能堵住悠悠之口。而我更觉得自己不应该在乎俗世的看法。《中华史诗》具有供史学家和评论家研究的文本品质，我不敢说它要像《红楼梦》一样，让红学家们一辈子靠它吃饭，但研究个三五年梳理个七八载，那总是需要的。这种文本呈现，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生命的磨砺、人生的历练，也是心灵的一种感悟、纠结、升华，乃至堂皇外泄。

    这些年来，《中华史诗》创作靠什么维持？靠的就是坚持！就是理想支撑！因为史诗创作是我一生的梦想，这辈子写成这首诗，我已知足。我不是“一本书”主义者，因为这本书的思想内涵、文化含量、史诗品质、诗歌容量，足够庞大，足够宽泛，所以诗坛前辈、评论家叶延滨能做出“这是中华文明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奇书”的评价，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毕竟我是凭一己之力孤军奋战将它拿下的，这几乎耗尽我前半生所有的心血和精力，需要智性的心理认同和理想主义的浪漫穿越。

    汉字的魅力是无穷的！汉字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样的宏大题材，需要经营，需要运作，好东西藏在深山，可能就终老在里面了。酒香也怕巷子深呀，世易时移，人事代谢，信息时代，也需要吆喝，此为人伦常理，即使可能会有后人在若干年后才发现它的价值所在和她的伟大之处，那对我而言，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尽管我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对《中华史诗》是非常有文本自信的，因其价值的赫然存在，未来一定有可供深层次挖掘的史料价值和文本意义。说句不谦虚的话，至少在目前来说，它作为诗歌的存在，连缀到史识层面，她为史学家和诗评家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可能。

    许是会有读者这样提问，文本的呈现有没有严谨的逻辑支撑？有没有过人的语言表现力？有没有可供挖掘的潜在价值？作为作者，我的导读建议是，读者尽可以选定一个时间，选定其中一部，先熟悉它的历史概况，然后一气贯之地读下去，那种畅快淋漓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诗歌的震撼力不是一两句就可以慨括的。史诗中对历史、宗教、文化、民族、科技、边疆等关系的描绘与抒情，既是历史的沉重思考，也是诗性轻逸的跳跃，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诗性张扬。语言的闪光点无处不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亲王朝经不起大泽乡一滴雨的叩问”，“一滴雨就能击穿一个傲慢的王朝”，这样的诗歌力量，会让你大快朵颐，甚至觉得可怕的。这样的诗句，在文本中比比皆是。读者最有发言权，只要读下去，肯定会有令人欣喜的发现的。

    而通过这次漫长的诗意跋涉，我的灵魂从内到外得到了一次近乎涅槃式的透彻洗礼。也许以后我可能还会对人类精神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究，甚至会涉及到对宇宙规律及其无穷性的探讨，这也许会花去我下半生所有的时间，但我必需接受这种考验，承受这种力量带来的疼痛感。当然，我一定还是以诗歌的方式来呈现它。这是一种微观的、诗意的表达。类似的呈现方式，读者可以在《中华史诗》中找到她的影子，这是庞大的叙事和抒情。文本意义和文化内涵在这里将得到完美的对接，我在倾力将之打造成独有典范性文本。当然，肯定有人会说我狂妄，这不足为奇，我有这种心理准备，没关系，暂时来说，我可以超脱种种或好或坏的评价，虔诚地视一切涉及《中华史诗》的言说为关爱，毕竟我有自己的基本判断，我从不跟风，不卑不亢和闻过则喜历来都是我的强项。

    《中华史诗》首发的三卷精选本里，我没有选唐朝和东汉，而是选择了秦朝、隋朝和西汉，这是有我自己的考虑的。我认为唐和东汉属于投机取巧的朝代，这不是站在史学家盖棺定论的结论上做出的评价和选择，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大视野上的文化定位，是一种更客观更真实更直接的评判，是对各个历史朝代更有人情味更接地气的一种诗意评价。事实上，隋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跟秦有着相类似的朝代价值。相反，唐几乎只是移花接木的对隋痛下了横手，来了个强盗式的釜底抽薪而已。是的，历史的偶然性有其迷人的地方，偶然性和残酷性成就了一言难尽的历史，也成就无边无际的诗意。在我心中，隋比唐更伟大些，因为它成就了一段积蓄力量耗尽元气的奇特历史，成为一种文化戏剧性的开端和策源地，而不是简单的ＧＤＰ狂想和国力的炫耀与统计。

    诗人的不可一世是有道理的，诗人发现了真实的历史和成就这些历史的最根本原因。在现实生活中，诗人也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譬如我，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吃饭、睡觉，也想喝酒、玩耍，也渴望亲情、爱情，为了养家糊口，也还得拼命工作，也得为稻粱谋，为了维持日常的生活和基本的体面，也得忍受种种俗世赐予的疼痛，这是人人都有的凡俗一面，但我对现实的抗争从未停歇过，这些都无一不体现在我的诗歌创作中。我其实只在诗歌里，才对这个世界作出过最大的让步。在《中华史诗》的方阵簇拥下，我觉得我是我自己的王，一呼百应，撒豆成兵，拥有一切。

     未来《中华史诗》可能会改编成全景式的诗剧，有人物、有对话、有独白、有情景再现等诸多元素，并可能考虑与相关机构合作，在舞台上进行宏大的诗剧演绎，企望改变诗歌的静态表现形式，让它成为一种活的文学体裁，让人们在时间和视觉的穿越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东方智慧和人类历史。

    我觉得我没有愧对自己的青春，没有愧对汉字，没有愧对我血缘中的祖国。我是一个有文化理想的诗人，在诗歌世界里，我决定一条道走到黑，不再给自己任何的退路！我关闭了生命的所有的闸门，只打开史诗这一扇。因此，我得以在恢弘诗意的引领下，进行最为深入透彻的神性开掘。

    写到这个份上，我也不用再饶舌了，别人怎么看，我觉得已不再重要。我完成了《中华史诗》，就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转换，这种心理满足，那是金钱买不来的，内心的满足感，可以与曾对中华历史文化进行过望闻问切的任何一个人进行分享。《中华史诗》的品质是无私的。我觉得中国的每一个图书馆将来都一定会收藏《中华史诗》的，因为她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史诗”。当然，有远见的出版商可以找我好好谈谈，他可以三个亿买下史诗版权，将来的产出将是无价的。而我正在用中国诗歌共产主义的理想去完成一个诗人最无私最伟大的梦想。这当然是是后话。

    一个无人对话诗人，只能喃喃自语，完成他的诗性构建。诗人其实就像战士，没有强劲的对手和敌意，诗人必定是孤独的！我认为，真正的诗人，一定要有使命感。站在灵魂的高处自甘孤独，这不是罪，但也绝不是一个死去的君王顽皮逗留在别人的传统里称孤道寡。诗人应该有诗人自己的活法，一个有个性的诗人，他的品质应该是不可复制的。

    在历史长河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又何尝不是一只蚂蚁！？可以跟历史对话和时间达成某种妥协的诗人，你能说他不是诗歌王国里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