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文学起源于地理，这是中外诗人共同的经验和认识。东北地区的高天厚土，造就了辽宁文化的诚朴和豪放。这种自然性格构筑的文化品格反映在诗人身上就是有参与现实的热情。正义感与同情心让辽宁诗歌拒绝冷漠和自私，辽宁的诗人从不各人自扫门前雪，他们总是用自己的真诚和爱去抚摸那些与自己不相干的别人的境遇。做有情有义的诗人，写有热爱有温度的诗歌，让诗歌有力度气度和高度，辽宁的诗人从不缺少以一己之心去捂热整个世界的情怀和勇气。这是辽宁几十年的传统，稳健踏实，不受外界干扰，也不为某种新奇和喧哗而摆动。背向诗坛面向诗歌，认真思考严肃写作，沿着自己看见的光明走在正确的诗歌主道上。用诗人王鸣久的话来概括就是：丰富、严肃、沉稳和磁实。或许因为辽宁正好处在中国雄鸡版图的利嘴部位，所以这里的诗人勇于进入社会现场，敢于发声，而且视野开阔，声音嘹亮。这就让大气真气以及浩然正气的辽宁诗歌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高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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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点燃现实主义薪火的，是老一辈诗人方冰、刘文玉、刘镇、晓凡、牟心海等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松涛、胡世宗等人的军旅诗，郎恩才和田永元的工业诗，还有罗继仁、萨仁图娅、李秀珊、佟晶石、商国华、以及更年轻的贾桐树和丁宗皓等人的写作，将现实主义写作的高峰一直传承到现在。当然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虚假的吟唱，而是对现实的审视和审判，并勇敢地对有害于社会生态和人性的毒素亮出锋刃，这是良知也是胆识。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二十多年来，构成辽宁现实主义写作脊梁的当属李松涛。进入新世纪以来，正面全面的现实主义写作在中国越来越少，李松涛和王鸣久等人依然将现实主义作为写作的最高信仰，继续用自己的创作实绩将现实主义往高处难处推进着，写作的剑尖直接指向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自然生态。正是他们这样的执着和坚持，才没让现实主义写作在中国断流。李松涛以及他们那一代写作者属于这样一种诗人，他们一开始写作就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他所生存的土地和更辽远的时空。他们诗歌中的爱与怨、愤懑和温情都是属于他所生长的时代，而和个人无关。这种特殊的心理特质决定了他们这代诗人的道德水准，决定了他们的诗歌不是个人生命的分泌物，而是整个时代乃至于人类发展所发出的声音和交响！到了新世纪《黄之河》长诗的出版，李松涛的诗歌已经彻底摈弃了早期的单纯和热情，跨越了《无倦沧桑》以及《拒绝末日》时的激情四溅和焦虑急切，而呈现出一个从容自省和深邃沉静的辽阔境界。这标志着李松涛成功的从一个清亮明晰的抒情歌手成为博大深沉、不懈追问和探究生命和人类生存状况及意义的智者和醒者。而《黄之河》更明显的将李松涛那孤独的求索者形象托举出来，并将他渗透在诗歌作品中的悲悯情结和救赎意识推向极致，同时也把这种诗歌写作带到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峰巅，激发了更多现实主义诗人的写作热情，并导引着他们轰隆隆地向前推进。

　　所以到王鸣久《苍茫九歌》的问世，辽宁现实主义的诗歌烧红了中国苍茫的半边天。王鸣久的贡献在于关注现实的同时，将意境和美感揉进了作品中，让诗歌既有良知的内核，又充满了文本的美。王鸣久是一个有境界的诗人。他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清醒和自省的诗人，也是一个大视野大胸怀的诗人，更是一个对诗歌痴迷并不断磨砺诗之艺术的赤子。在《苍茫九歌》这部长诗集中，王鸣久用诗歌给民族和时代把脉，用诗歌洞察现实，洞穿现实，也用诗歌洞察自身，洞穿灵魂，并以此让血液沸腾，让世界疼痛。我们可以把《苍茫九歌》看作他个人的心灵史、社会的警世书和人类的忏悔录。他用思想的尊严维护着诗歌的尊严，同时也通过对诗歌至真至纯的追求，提纯着生命的质量。当生命和诗歌真的合二为一的时候，王鸣久的诗歌和灵魂又提升了一个新境界，在那里，苍茫的世界和内心会变得更加丰富而纯净，淡定而饱满。

　　在李松涛和王鸣久这些现实主义诗人那里，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献身者的冲动、豪迈和悲壮，还有英雄主义的历险、无畏和豁达。但是在他俩之后，这种直接对历史、政治、文化进行剖析的诗人几乎找不到了。但现实主义没有断流，而是以另外的方式存活在更多的写作者那里，就像云化成雨，雨又蒸发成水分子。在更年轻的诗人那里，这种家国情怀，化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宏大叙事化成了对具体事件的发言，诗歌从政治回到了普通生活，从宏远回到了身边小事，从专项题材的整体叙述变成了即时即写。

　　这种变化即使在王鸣久自身写作中也在悄悄地蜕变着。包括这本诗集中的这组《落日·背影》虽然是通过一组悲剧人物对历史和政治反思，但文本上更倾向于唯美，这是一种潜意识，说明王鸣久对诗歌文体自身魅力的迷恋。自2013年以来他的几组短诗，干净又宁静，清澈又澄明，散发出一股禅意，出现了大道至简的境界。这种变化也表明王鸣久从对现实的关注转移到对天地自然的凝视上，诗歌从尘嚣中超拔出来，展现出一种修为和大美。我个人对此非常欣喜，因为在本省追求禅修的诗人和诗歌还寥寥无几，所以王鸣久要有这个使命感，这是一种大境界，也是诗人的终极追求，更是一个安详时代诗人的作为和必为。

　　再回到现实主义上来，与李松涛和王鸣久精神一脉相承的是韩辉升，只是到了他这里，那种批判方式转化成他看见和亲历的人和事上，写作变得简单直接，就事论事。他单刀直入，轻轻一挥就直至病灶，并切下毒瘤。他的这种化难为易举重若轻的写作方法，正是中国传统的诗歌精神，也是现实主义精髓。所以他诗的内核离诗之皮肤很浅，这让他的诗歌很透明。他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诗歌的伦理在恢复，譬如诗言志、触景生情、诗歌的医疗功能等。这些宝贵的品质都被当下诗坛的雾霾给吞噬了。韩辉升以他以不变应万变的写作习惯把诗歌从偏差的路上往回扳，虽然是无意识的，但这也正说明他写作姿势与态度的端正和正确。当然他并不是强硬地给看见的景物贴上思想，而是从发现诗意的美感和尊重事物的规律出发，用小巧灵的艺术手段将所视之物擦亮。于是，那些凝结在客观事物内部的思想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

　　这就是诗与思凝聚起来的力量。至此，现实主义写作视角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从对历史和现实中的某些事件的咏叹，转移到挖掘客观事实所蕴含的“大道”，即剥去外壳，让精神之真展露出来。譬如写作伊始以嘹亮和与现实保持顺畅关系的宁明，最近三五年发生了金蝉脱壳的变化。他从飞得最高的诗人到与地面的草木为伍，他的目光开始向下转移，尤其把感情倾注给那些低矮和不幸的生命上。他在求真求变，从而让他的诗歌具有了冲击性和多维性。冲击性使他的诗歌有了锋芒，能挑开并刺中人生中不合理不美好的东西。多维性是指诗歌的本体深不可测。那些公众情绪已经化成他自己的人格和心灵在自然呈现。所有这些，预示着宁明的诗歌在张开胸怀，在平易中突显力量，在凝视中凝结大爱。这也充分证明着宁明的写作在向诗歌的核心逼近，而且在他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诗人自己。也就是说他把诗歌中的公众情绪，融化成自己的人格和心灵且自然呈现，他写诗就是写他自己。这让他的诗歌充满了个性、性情还有灵性，读起来可以嗅到宁明牌的气息，还有笑颦和趣味，以及喜与怒和血与肉，诗歌变得有滋有味起来。像我评论过的那样：诗到思里去，思出诗意来。同样追求意义的诗人还有王铁军，这位中年开始写作的诗人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哲学功底。他不仅把深情和热泪无私地献给那些美好的人和事，也把思考和批判对准那些生活中不和谐不合理不光明的事物，力求通过对这些事物的反思追问和鞭挞找到黑暗的症结，找到重新走向光明和人性的方法和道路。于是我们在他的诗歌中看到了感性与理性、激荡与沉思、磅礴与细微、清亮和深沉、深情与愤懑交织的景象。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特征看成是王铁军表达良知时呈现的广度和力度。而所有这些让他的诗歌具有了改造生活启蒙人性的现实意义。

　　把诗歌之思推出新意，让思更凸显的诗人是新世纪开始写作的默白。默白也是一个沉思的诗人。他不仅去思那些重大的人生问题，对他亲历的事物也沉思默想，并力求从中找到他诗与思的结合点。他写作的状态也是凝神静思，不放过他的目光所及，他是在体验万物，并在瞬间让他的体验生成诗，生成思和意义。这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升华。虽然是瞬间但体验了生命的全部光芒，诗歌就是把这种可能是艰苦的等待和探寻，也可能是突然爆发的心满意足的体验凝固下来，成为一个永恒。更可贵的是默白以直觉洞穿罩在诗性和神性之上的这些功利的物质的东西，把厚厚的帷幕下面自然真实纯粹和理想主义，还有自由的活性的诗性的人性呈现出来。诗歌在瞬间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让它复归它的自由轻灵和美。诗也在刹那穿透了生活的无意义和晦暗，直抵真理的中心，审美的中心。具体来说就是默白通过万物去思人生之谜，然后通过诗这个中介把生命之真呈现出来。这就让他的诗歌像沉默的微小的镭，开花了，足以摧毁读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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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需要重笔的诗人应该是巴音博罗，他的出场标志着一种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形成。说他是新现实主义，是因为他的思维和写作方法都与当下最前沿的诗歌写作同步，叙事性、反崇高、文本上向智力挑战等等。最重要的是他的诗歌触角一直向下，直抵生活和人性的核心。底层的卑贱的原本被诗歌忽视的人和事成为他的关注点，看看他这些题目就一目了然：《大多数人生活像一只毛毛虫》、《做一只宠物狗的幸福》、《致一位被拐卖后获救的妇女》、《乞丐》，这让他的诗歌呼呼地冒着热气，仿佛就是生活的肢体上截下的一块块血肉，真实具体又怵目惊心。他在用诗歌打制一把锐利的剑，每一笔下去，都扎进心里，疼而舒服，直至骨头露出来，淤积在心里的血淌出来，让读者震撼摇动。读他的诗歌，我们几乎无法甩掉一个字句，因为它们是一气呵成的。他的情感在向外释放，像烧红的铁，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焦糊的味道，但最终这块铁还是被淬火。这使他的诗歌冷硬又势大力沉，有点清凉又非常灼烈。

　　从巴音博罗开始，现实主义演化成了泛写实。因为出现在诗人笔下的不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而是现实中遭遇的一切真实事件，包括偶然的和经常的被遮蔽的事与物。写实让诗人的选择在扩大，让诗人开始返回自身，光顾自己真实的情感和心灵。与之相呼应的是我最近才系统阅读的孙甲仁的作品。孙甲仁的诗歌更像是冰天雪地里呼啸的北风，摧枯拉朽，一切阻挡的沟沟坎坎，栅栅栏栏都被碾碎，直到大地平坦，胸怀坦荡。他的诗浩荡劲健，直接锋利，每一个字词和意象都像刀刃和剑尖，专盯人性中不光明的地方，直到把这些溃疡刮净。他写诗也是一种泄淤，让憋在心里的岩浆尽情地奔泻，从而让人生变得旷达而磊落。我们一直在呼唤豪放的诗歌，甲仁的诗歌正是我们期待的自由奔放中的瀑布和激浪。

　　至此，写实让现实主义变得更加广泛，东来（杨卫东）、李皓、孙甲仁、翟营文、王文军、陈美明、竹马、仲维平、侯明辉、孙守涛、姜庆乙、蒋振宇、梁振林、西征、李世俊、欲凝等人的作品，或者是把人生或冷或热的体验融于四季的变化，或者从自然的风景中认识人生的走向以及坚强的理由。那种源于生活的疼痛感以及与现实的冲突又和解已隐含在诗歌本体的魅力之中。

　　其中东来的变化较大，虽然依然是文以载道，但是他已经把自己的热爱、愤怒还有思想和思考都融在独特的意象中，而且每首诗歌都有一个新发现，让诗歌从庸常的生活中跃出来，在诗意漫开的同时，让思想悄无声息地撒在读者的心上。现实的景点燃他内心早已储备的创作干柴，在激情燃烧的同时，他又对他所看到的景进行整理和挖掘，从中找到人类存在共同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使他的诗歌有了思想的重量和理性的力量。所以可以说东来的写作不只是为了飞翔，为了浪漫和超越，同时是为了思想和意义。思想即思考，它是理性的，是铁，是他的诗之重，更是他对他生存的大地的关怀悲悯和爱。与东来发生变化的还有李皓，从单一到深邃，他用了很短的时间，近三年来他的诗歌常常给人针刺的感觉，这是因为诗歌的味道绵长了。同时诗意的丰醇让他的诗歌变得浓烈和深厚。前者是他希望诗歌能像子弹准确地击中那些非人道的目标，他是借写出的景物把堆积在内心的风暴倾倒出来。后者是他想让他的诗歌去温暖故乡亲人还有寒风中褴褛的背影，这让他的诗歌充满了深情和撼人的力量。更可贵的是在他的代表作《我要坐车去一趟普兰店》中，直接自然，让我想起钟嵘在《诗品》中强调的“直寻”，就是不拐弯，直奔目的，即直接和直觉。而越直接就越见真心。所谓的赤子之心就是如此。这就是诗歌的肝胆，也是李皓侠肝义胆的品格在诗歌里的闪耀。做有情有义的诗人，写有情有义的诗歌，这是常态的李皓，也是真实的李皓。也是李皓诗歌的魅力，更是李皓人格的魅力。

　　这让现实主义写作开始变暖，一样在审视与审判，沉思和反思，但个人情感的温度在上升，痛与爱交织着，像水与火搅拌在一起。这样的写作在阿平的诗歌最明显。阿平的诗歌有火，也有水；火是感性，水是理性，水与火的碰撞，孵化出诗意和美感。这种水与火的写作，也造成了阿平诗歌技术与内容的对抗。阿平的诗歌技巧是现代的，并努力地伸向前沿，但他思想坚守的却是传统的道德和秩序。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大自然和农耕文明他都希望回到最初，回到最完美的状态中。这种技术翻新，感情和思想依旧的写作，不但没有使诗歌的审美滞后，反而让诗歌更容易走进读者的心灵，因为阿平坚守的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不需要改变的中流砥柱。因为他写作的宗旨就是爱，由此延伸的感恩和报答。因爱而忧伤，因爱而柔美，因爱而写诗。所有这些让他的诗歌笼罩着一道温情和人道的光辉。同样的光芒也照耀在翟营文的诗歌里，他在坚持真情撼人的同时，更注重诗歌的志，他的爆发点来自于他亲历的事与物，但他不是简单地触景生情，而是用铺排情感的方式挖掘着所咏之物中思想的含量，一下一下，递进式，直到把真相翻出来，把真理端出来，把爱与痛冶炼出光辉来。深沉又深邃，深情又深远，他的诗歌有根又有心，因为他背靠的永远是亲人和万物。

　　所以到了张忠军这里，不仅有爱有痛，有水有火，更有了诗歌文本的美。他的诗歌有热，但不火光四射，甚至有点像淬了火的剑，不刺眼却有着力量。他的视角是向下的，情感也像拳头或者即将成熟的果实，在向内攥紧和凝聚，直到凝成饱满的果实或者咣咣作响的思想。这使他的诗歌虽然努力伸向凌空，却有根基；有点清凉但不悲伤，这是他对人世间的善与恶保持着清醒和冷静，是过早预见到时光以及万物的结局而产生的悲悯和忧虑，还有热爱和愤懑。所以忠军诗歌洗练空灵的后面是沉实和锋芒。或者说洗练和空灵是张忠军诗歌的外貌，而悲悯和责任才是他诗歌的魂。美的外貌让读者与诗歌一见钟情，而悲悯的灵魂让读者与诗歌肝胆相照，并汲取了营养。美貌与优魂结合才是完美的诗歌。这位辽宁诗坛有名的好人，却在写作最好的年龄，也就是去年因病去世，我用这些文字惋惜他、悼念他，并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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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写实让诗歌挤出了水分和杂质，让诗歌变得更加真实和硬实。应了王国维那句话，唯有真感情真风景才可以称为真境界。近两年辽宁现实主义写作中，感情最真的就是写故乡和亲人的作品，因为谁能对母亲说那些假大空的谎话呢？这是更真实的现实主义，也是永恒的乡愁主题。乡愁是空气和体温，永远笼罩我们又无法割舍掉。我们愁乡是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像长大了的庄稼，再也无法回到土壤里重新成为一颗种子，等待的只能是枯死或者被收割。所以乡愁是最能撬动诗人情感的题材，诗人用写诗找到了回家的路，每个诗人也都写过故乡和母亲。因为他们知道，谁写了母亲，谁就点中了乡愁的穴位，也触破了诗歌情感的泪腺。辽宁诗人这些年写母亲的作品就有无数个，譬如曾晖的《为母亲塑像》、吉尚泉的《母亲在这个春天沉默》、祁顶的《母亲的早晨》；还有内容涉及故乡和亲人的，譬如李皓的《我想坐车去一趟普兰店》、李太勉的《亲情触痛了清明》,高凤超笔下汗水的父亲守住了日子的母亲，蒋振宇诗中的粘了泥土的红薯，姜春浩山坡上顶着秋风的羊群，马红线的《墙上的牛角》等等。都非常的真实感人，深沉又深邃。

　　最有代表性也是写得最好的是冯金彦，他写给故乡和女儿的诗歌，非常的深情，一种爱到骨髓的感觉，让每一个做父亲的都有点热泪盈眶。他的诗歌简单又变化无穷，写的是平常生活，但里面布满了机关，漫不经心中突地一箭，让你哑言让你心淌出血来。能把诗歌写得让人肃然起敬又拍案叫绝是一种天才，同时又深深地扎进大地，呼呼的地气和潮湿气让人对现实有了剔骨的感受。冯金彦的成功得益于高超的技术，技术让他把杂乱粗糙的碎石冶炼成黄金，让他的语言精粹陡峭如刃，尤其那些出乎意料的比喻，时时将我们的心智刷新并拎起来。冯金彦写诗即往外掏心，让人温暖又真实到银针刺中穴位的感觉，疼又幸福着。这就是诗歌不能被替代的原因，诗歌来源于现实，又把现实照亮，这是最高的现实主义，也是对现实和人生最真切的关怀。

　　与此相映照的是王文军笔下的乡村风景，像一幅幅中国画：闲淡空。阳光下的梨花、蝴蝶，青草与羊群，它们不吵不嚷正自由地往画里溜达着。没有乡愁诗中惯常的忧与伤。诗的界面和描写的画面像秋水，所有的裹挟物都已经沉淀，诗的意境呈现出透明和清亮，这是诗人内心的宁静和明亮映照在景物上，直到物我两忘。这不是他写作上的策略，不是对现实的逃避，更不是他的梦幻他的精神乌托邦，因为他写的，就是他的身体和心灵正在经历着的生活，是真实的即时的正在发生着的现实。在他看来，大自然和亲人才是生命的根本，也只有这些纯朴的没被破坏和异化的人与物才是诗，才是人性中最美最永恒的品质。这让他的诗歌与这些不与时俱进的风景一样显得淡远和古朴，又真切而永远地拨动人心。

　　这类题材的诗歌感性大于理性，感慨大于审视。而乡愁的核心就是亲人和亲情，这是时间和黑暗都无法扑灭的火焰，是人间所有感情的凝聚点。所以当我读到久违了的丁宗皓近作《吾儿》时，一种被摇撼了心灵后的激动，交织着对生命更复杂的情感冲击着眼眶。与他直逼人生真相的《残局》时期相比，这首长诗荡漾着真挚温暖和柔软，他凝视人生与生命的目光更加辽阔和深邃。最感动人的是他的语调，平静舒缓的诉说中，有钝器一下一下撞击着心灵。语调让诗歌回到了“说”的根上来，这是一种声音的意象，考验着一个诗人真诚的纯度和对语言的敏感度以及节奏的驾驭能力。这不仅是发声，而是内心的气息在吐纳。深沉的声音带出的是痛彻心扉的疼和爱，还有家族血缘和更广袤的命运感。这就是爱，永恒的情感力量！说到此，就不能不提詹守泉的诗歌，因为爱也是他诗歌的胚胎。他爱亲人、爱朋友、爱爱情、也爱真理。爱故乡的风韵，也爱游历的河山；爱四季的转换、更爱生长的万物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没有哪一颗心不愿意被爱所陶醉和征服。爱是詹守泉诗歌中发热的太阳，也是他诗歌的灵魂和辐射源。他由此出发，让《家》在寒流中有了温度，为十字街口的手艺人和校园的临时工的身影镀上了光辉。他就是一个情感的雕塑家，用爱和想象把冷漠的没有生命的石头敲打出能呼吸有热度的风景和美，所以看他“咏物”的诗歌，就是一幅幅静美的油画，在静止的背后是流动的情感和正在凝聚的思想。

　　作为一种特例，应该重点提的是竹马与舒洁的作品。竹马的《我和我的工厂》，是另一种“乡愁”作品，是写都市里的故乡。读他的写工厂的诗歌，你会感到有气息吹在我们的面颊，这是因为他的诗歌是从我们正在发生着的、冒着热气的生活身上扒下来的血和肉，这真切的疼来自于国企从繁荣走向凋敝的痛心和无奈，还有原来与工厂血肉相连的产业工人，被切割下来后的失落和恐慌。曾经的光荣和自豪转化成今天的孤零无靠，还有不舍和依恋。更多的是作为企业的一员，永不放弃的是对工厂的热爱和忠诚，以及理解和期待。他的这些热气腾腾的诗歌，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所以更真实更亲近更有震撼力。

　　而疏于与辽宁诗坛交集的丹东籍诗人舒洁，他的诗歌一直以大草原和蒙古黄金家族以及仓央嘉措为颂歌主题，诗歌中充满了对神、英雄、信仰、绝对与永恒的敬畏和热爱，其姿态是仆伏又是仰望的，声音犹如空谷回声，又如庙堂里诵经时的独吟和合颂，超越了平凡与吵杂，其灵魂的纯粹和高蹈，方向的一致与明确，让他的诗歌是情歌也是圣歌，并具有了神性写作的色彩。这种表现大理想的作品应该是超现实的诗歌。这种超拔出凡间，又具有哲学高度和宗教追求的大诗歌，不仅在辽宁即使全国范围也实属罕见。所以舒洁的诗歌是有峰巅的，它给人留下的是神的背影，和让我们虔诚而仰望的眼神，我把这看成是对辽宁诗歌精神品质的补充丰富和发展。

　　结语：至此，诗歌已经完成了从现实主义到泛写实的演变，诗歌的内核虽然还是遵循着载道的思想，但诗人们已经把精力放在怎么“载”上。也许这一切都是本能的，不自觉的，但这正是诗人们一致的诗学倾向，那就是承认写诗是一个技术活，要努力把诗歌打制成一件内外都精美舒适的艺术品，譬如某种器。器既是形式也是内容。从而让诗与思之间变得越来越薄，薄到一层纸，薄到这张纸也没了，薄到了语言与诗意与心灵完全重合，薄到透出光亮和意义来。这样，现实主义写作的文本就绽放出与时俱进的深刻的光辉。

(原载《鸭绿江》201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