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援助，尤其是作者生活不顺和精神创痛时期，写诗就是医治精神创伤的一种良药。诗歌就是诗人情感的缺失性体验与孤独体验的外化和结晶。具体作品上可能出现更多的幻觉、跳跃、隐喻，以及意料之外的语言的张力等等，造成阅读上的巍峨和生涩。其中一些语言如果不了解作者的背景很可能形成令人望而生畏的奇峰峡谷。
　　有以上的认识来源于我读陆健的长诗《仓皇的向日葵》的联想。梵高生前一直在忍受着贫穷、饥饿、歧视、失恋和疾病的折磨。此诗以梵高的口吻述说自己的命运：“天才是人类的疾病/我不是天才/我这被解剖和透视/揍得鼻青脸肿的家伙/一直在别人活剩下的生活里活着”，“艺术家是群没有用的人/艺术家是等待称赞与荣誉的人”。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的呐喊和挣扎，中间包含着愤怒渴望和坚定。大多艺术家命运就是这样，忍受着不公白眼磨难和孤独，但他们却给世界留下了无以伦比的大美。能把诗歌写得这么沉郁深刻，陆健的生活和情感一定也遇到了梵高遇到的创痛。苦难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梵高的灵魂，梵高是他的知音。在体验梵高的同时，也让他对诗歌有了更刻骨的认识和升华，他触摸到了诗歌的骨髓，也感到了命运的力量。此时诗歌既是他的苦难也是他灵魂的慰籍，更是他永不放弃的亲人和情人。所以梵高的命运正好契合了诗人自己的命运，主体和客体合二为一了，人生的况味和诗歌的意味就自然的结合并传达出来了。
　　幸福出诗人，痛苦出大诗人。因为恋爱中幸福的人每个人都想写诗，不论会不会。但是痛苦中的人更能写出好诗。痛苦中的人更能触摸到生活的本质和诗歌的精髓。幸福和痛苦都是释放，但幸福的诗歌像水满了，渐渐地溢出来。而痛苦会像山洪突然地冲来，在你毫不防备地情况下摧垮堤坝，四处泛滥。所以因痛苦而成就的诗歌更具有冲击力和杀伤力。　
　　譬如陆健在写作《不存在的女子》时候，正是人生的低谷，所以这些诗歌就像从他自己身上撕下的血肉。他在诗中在寻找痛苦的根源，并感叹人在爱情面前的无力，以极端的方式走向爱，以拒绝的方式拥抱爱。爱情是妖艳的罂粟花，是动听的永远不能抗拒的魔笛：“爱情，你象夜间／院子里冬的一响／兄弟们全都挺起身来”。
　　没有深刻情感体验的人是不可能做出如此绝妙的比喻。爱情，使人惊恐，却让人永远专注；使人畏惧，又让人永远地为之赴蹈。哪怕爱情粉碎过多少人的心灵，依然有人会开启寻找她的灯盏；哪怕风雪就要覆盖人们的头顶，也会有人依然点燃爱情的火焰。作者对爱情是彻底的，并以绝对的自毁的方式爱护着这一切。这是刻骨的声音，我们可以视为浪漫主义的最后高蹈。生命无谓短长，只要有了爱情，生命便有了质量。瞬间即永恒。
　　揭去五光十色的蒙蔽后，我们在这些诗中会看到一个生活在迥异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个意义世界里的诗人。一个永久地拥抱内心，真实全面体验痛苦的诗人。爱情在这里不再是完美无缺的圣坛，而是散落在灯光下的碎片。这里爱情失去了和谐、幸福和欢愉，而充满了呻吟，惊惧和破碎。
　　真实的内心体验在技术上会抛弃一切人为的技巧，拆掉了语言的栅栏，随着心灵的起伏，倾诉，倾诉，再倾诉。它不在意倾听者的表情，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听众，甚至于自己。他象一个精神漫游者，以宿命般的声音释放着自己的梦魇，象把海绵里的水挤出来，他凭借着诗把潜伏在生命中的冲动与疯狂、痛苦与绝望、期待和中伤一古脑地释放出来，从而使受伤的心灵得以医治和释放。
　　诗在这里不再是沟通世界的渠道，也不是独立的审美形式，而仅仅是记录诗人精神历程的符号，就象承接洪水的河床一样。这里诗的社会功能淡化了，诗歌的“个人化”倾向则加强了。正因如此，诗歌才更真实，更能打动人。
　　但是太纯粹了易于破碎，太干净了易于污染。诗人的敏感和善良一旦受到伤害，便会跌入痛苦绝望的深渊。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当一个人的情感受阻，便会产生一种缺失性的体验(心理失衡)，为了获得满足性体验(新的平衡)，人就要找到新的力量来支撑倾斜的情感。对于诗人来说，摆脱痛苦和焦虑的方式就是写作。通过写作，摆脱压抑获得灵魂的解放和自由，达到平衡、充满、安祥和安静的境界。譬如这首《孤独》：“许多深夜/我将电话打进无人接听的办公室/幻想能听到‘喂’地一声/不管是人，是鬼/我都将附在他耳边/大声地喊出——‘啊’！（胡茗茗诗）”。看似恶作剧，其实是摆脱痛苦和焦虑，获得灵魂平衡、充满、安祥和安静的方式，哪怕仅仅是瞬间，也能让生命解套，让诗意耸起。
　　所以创伤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灵感，是创造的材料也是创造的力量。就像春风催动着草木萌生，创伤也推动着诗人将痛苦和伤感变成诗，而且是非常有冲击力的诗，是那些迷醉在甜罐子里的所谓幸福的诗人无法完成的诗。
　　于是，写作就成为诗人在倾斜的时间里心灵的支撑，也是心灵轨迹的真实记录。而且，因为写作者因心理缺失产生渴望，进而在他们的诗歌中充满了幻觉、错觉、时空颠倒以及呓语和梦魇。在这里，臆想与现实、宿命与反抗、敬仰与畏惧、惊恐又流连、自卑又自恋交织着。使人一不小心，便掉进真实与虚幻、历时与共时、狂想与预感的陷阱里。
　　简言之，就是痛苦让人产生幻觉，把虚拟真实化。陆健在《不存在的女子》一诗中想象在远方，一座安静的小城有一个女子淑贤无双，她常常地给“我”写信，“我”也被她思念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她很快就绾好美丽的头发来了：她活泼、可爱，有时/静静地如同端坐高处/似平我早已和她/一道生活，美满和谐/生儿育女她抿唇羞涩/太阳就是从我胸中/升起来的，我多么爱她/多相信周围的人们//墙壁与街衢到处光辉/一年里我度过整整一生/记忆中确确和她/白头到老了……
　　这亦真亦幻地讲述，使我们觉得仿佛真的有过这样一个梦境般的节日。其实这只是作者更深的孤独中的一种幻觉，是心中期待的形象化。这里，真实与想象的界线被诗歌消解了。使人堕入“盲瞳”之中。尽管这女子并不存在，但这是作者理想的爱情，也是他心灵生活的全部内涵。我们不能把这些视为精神的乌托邦，我们更应看到作者不因受伤而失去期待和力量。同样在这温馨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血与肉，苦与泪，还有那棵满满地无处奉献的灵魂。
　　其实，没有人剥夺爱的权力，可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歌唱的时候失去了旋律，在说爱的时候失去了爱。为什么理解不能被理解，呼唤不能照应呼唤。世界破碎了，生活残缺了，为什么我们仅仅剩下的一点又被掠走!为什么在我们伤痕累累的心上，留有亲人的刀痕!缺失性体验的爱情诗正是通过这些失谐的旋律，无序的倾诉向人们暗示这些人生的困惑和情感的不平。其实爱情的残缺说到底是人性的残缺。修复这人性的裂痕就必须让每个人都无私地奉献出宽容和关怀，理解和爱。
　　但是不是任何人都能把痛苦衍化为艺术，也不会有人为了艺术故意去寻找痛苦。只有那些经历了苦难的炼狱，并把自己的不断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同情，并带着出众的智慧和不泯的良知的人才能够在痛苦中发现美，并最终转化为美。
　　当然诗人不是通过诗歌来逃逸，而是想通过诗歌把痛苦化作艺术的彩虹，在艺术的摇篮里让自己和许许多多受伤的心灵获得平静和抚慰。
　　屠格涅夫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或多或少有一番不幸的遭遇，幸福的艺术家在人世间是没有的。幸福就是休息。而休息则创作不出任何东西。”
　　对于诗人来说，在不和谐和空虚的时间里，写作不仅是他医治心灵的良药，更是一种心灵皈依。正如释放的目的是让心灵找到一个平静的栖息地。通过写诗，他视创作为创造，而创造将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欢愉和心灵的安适和充实。
　　这正如福楼拜说的那样：“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同时，在皈依诗歌中，他找到了精神的家乡，获得了充满、自由和宁静的感觉。诗歌那旷远澄明的境界感染着他，净化着他，使之襟怀开朗，心境平和。从而心灵找到了平衡，灵魂得到了拯救并透视出一种人格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也许痛苦在诗人真实的生活中子虚乌有，因为这创伤埋伏在诗人的皮肤下，是感觉而不是事实。或者说这痛苦就是诗人来自于在内心不断储积着的爱，满满的了，又无法奉献。这是诗歌的源泉，也是驱动力。但不是任何人都能把痛苦衍化为诗，也不会为了诗而故意痛苦。它需要诗人要有一颗超越苦难的达观的心，同时还要对诗歌时刻保持着灵慧和敏锐。这对于诗人来说并不难，天生的善感敏感，总能让他们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神经被刺痛，让他们能迅捷地在不易觉察的变化中嗅出诗意，并在诗歌中演化成出人意料又直逼咽喉的想象和比喻，以及准确地对意象词语游刃有余地拿捏与出击。
　（刊于《绿风》201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