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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为诗人时对于诗人,很为怀疑。现在社会上的读者和文坛的评论家,已经把诗人攻击得体无完肤,面对中国目前诗坛的现状,诗人已是日暮途穷。我青少年时期,是诗歌忠诚的追求者,本不该趁诗人之危,落石下井,但是我要表明我的思想和诗观。
近年来,社会文化和首都大学生诗歌活动蓬勃发展,连续三届北京诗歌节得到了社会各界有助之士的关注和支持。在近期的北京诗歌节诗歌研讨会上,围绕诗人创作上缺少资金,没有钱出版诗集的事情,大家谈了很多。我反复思考有时在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诗人们散落全国每一个偏僻的角落,一支破笔再加上几张烂纸,出于对文学爱好的激情和呐喊的目的,一个二流诗人就能创造出《纪念碑》或《致橡树》;甚至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也能出现《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样的文学作品。
自己也常常是被逼得山穷水尽,想得脑袋都大了的时候,才会有诗的灵感冒出来,这些东西事后看了竟不能相信出于自己的手,我相信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轨迹可寻,幂幂大自然之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着我们,是他们于不知不觉中创造了美,成全了我们的诗歌。
让我们回到诗歌的本质上,来为这种想法寻找依据。在我的想象中,诗歌的源头追溯到原始部落,一帮穿树叶人们的圆圈舞蹈与祭祀,但却关乎他们的精神生活和集体生活。因为生产力提高,人们有了剩余的财物,所以出现了私有制,这个说法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它。人类狩猎的突出问题是食物来源不稳定,要么好多天都打不到猎物,一旦打到庞大的猎物,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古代没有冰箱,也缺少腌制技术,多余的肉很快就会腐烂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互相分享食物比独吞更有利,反正多余的肉不吃也浪费了,不如分给其他暂时没有捕到猎物的人吃,等到有一天自己饿肚子的时候,别人也能把猎物分给自己,这样大家就都不用挨饿了。
这个模式不允许存在自私的人,如果有人只吃别人的东西而不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那么整个共享体系就要崩溃了。因此在原始部落里,人们很早就有了‘无私’的道德观,假如一个猎人捕猎后不分享自己的食物,他就会被部落的其他成员鄙视,在部落里没有容身之地,这就是原始社会公有制的来历。
后来食物来源稳定,意味着没有继续实行公有制的必要。种田和蓄牧是一种长期投资,种下一块田,必须要经过几个月的劳作才能收获食物。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拥有‘私有’的概念,否者一个人辛苦了几个月种的粮食,最后被其他人收割走了,那谁还会继续耕种啊?到了这个阶段,人类想不实行私有制都不行了。有私有制就会产生交易,于是有了商业。交易需要计算价值,于是产生了数学。土地交易需要丈量土地,于是产生了几何学。耕种依赖天时,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因此产生了天文学和历法学。
在迁徒的年代,人类遇到敌对部落,打不过可以一走了之,在人类定居以后,定居的地方有自己辛勤耕耘的田地、建造的房屋,弃家而走的代价太大了。因此人类面对入侵者宁可血战,也不愿意放弃家园。战争需要组织,组织需要统一指挥,因此产生了首领和酋长,产生了统治阶层。战争会有俘虏,俘虏可以用来奴役,于是产生了奴隶。有了奴隶就有了阶级。统治阶层不需要进行生产劳动,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钻研知识,因此产生了舞蹈、音乐、绘画等原始文化。图画藴含了简单的信息,画的多了,就慢慢变成了文字和诗歌。有了文字和诗歌,人类的知识就可以积累和传承,文明才会渐进发展。
在随后的年代岁月里,特别是在唐朝,诗歌便成了高雅艺术,如果想在朝野中做官,写一手好诗是必备的前题条件。我至今谈起此事,仰慕前辈诗人,仰如高山流水。但我相信,在诗歌触动人心的潜质美感中,一定包含着那种最初形态的质朴。
我们在近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妄图恢复这种质朴。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悲痛欲绝,这种不被世人理解,对极为陌生的行为,恰好疏通了直逼日益世俗化的社会良心的途径,不会再有什么人不为之动容吧,后者更多的是我由此对文学艺术生活和世态的一种接触和感悟。诗歌应该表现欢乐,但我在内心的忧郁压抑之下,唱不起来了。
搞艺术创作要有时间构思,你在狂风恶浪中,驾船不会有时间构思,等到风平浪静时,你的经历才突然打开你的眼界,使你看到从来没想过的美好的东西,于是你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画家,伟大的音乐家;但愿我能有足够的智慧,使我得以平静地、勇敢地、机敏地对待人生问题,但愿我能想出这些问题的根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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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寄住在天津一直坚持职业性的诗歌写作。虽然我的创作从九十年代开始,即当时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第三代诗人浪潮涌起,但在有着深厚文化背景的天津,却找不到任何文化先锋的迹象。
诗人伊蕾说柏坚长着一张极赋诗人气质的脸,和一双忧郁透明的眼睛,而在每个黄昏时分,对我就像一扇窗,一盏点着的油灯,和伴随灯火漫长无期的等待。终于在1996年的夏天,我来到北京读书,天天轮流在学校各类小吃店光顾,热衷于各种文学沙龙,常常出没于北京电影学院和圆明园艺术家村,中国政法大学许多学生和老师知道我是诗人,却不知我写些什么名堂。诗人大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被社会公众认为有神经病的嫌疑,难免被社会划入另类。在我之前,政法大学曾经出过一名文坛很有影响的诗人,被四川诗人廖亦武称为“诗歌烈士”的海子。海子原名查海生,15岁从安徽省宁县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教哲学,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个天才诗人被行驶的货车拦腰压轧成两节,死后检验尸体,诗人饥饿的胃里只有三瓣桔子,死后留下遗书,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在世俗者的眼里,诗人是不幸的,只有上帝知道,在人类的精神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学大师,都是出自这些人中及优秀的某些分子。他们表现出的才气与成就仿佛自然天成,这和他们的天赋有关。而我许多年前写的诗,至今被政法学校的广大学生传抄着。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先后出版了诗集《中国童年》、《招魂的夜笛》、《世界的旅行》。并被《当代青年》杂志社读者评选为“全国十大青年诗人”。台湾现代派著名诗人洛夫主编的《创世纪》文学刊物,创刊100周年纪念专号选用了我的作品《通往秋天的道路上》,该作品当年漂洋过海在台湾获得了优秀创作奖。
诗歌展示了诗人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流动着对待文学这个神圣事业不懈的追索。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初期,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歌过热,诗人被社会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民主斗士,牧师,明星。诗人们还以为那是真实的自己,还没进入九十年代,商业化浪潮滚滚而来,卷走诗人面具,打碎光环的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2000年以后新世纪的中国诗歌的处境也许更真实。
夜色渐渐深了,故宫城墙的影子高高耸立如同幽灵,被路旁的丛树与灌木阻隔,而融入了黑暗,渐去渐远的脚步在落叶铺地的校院小径里响动。我回到了自己的天地里,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法律,偶尔去中央美术馆看看油画,去参加前卫导演牟森在北京电影学院组织的话剧表演,和搞摇滚乐的崔健、诗人于坚在表导楼戏剧车间演出前卫话剧《彼岸》,谈论《彼岸》的哲学意义;帮助前朦胧诗人食指(郭路生也是诗坛前辈)售书,他在经济和金钱上没有概念,那些年食指一直生活在北京昌平一家精神病院里。
一次,我与文学评论家程光炜在中国人民大学院内草坪上聊天,分手后,我们各自扭转方向各走一方,当我回头时,看见程光炜正朝我咬紧牙,握住拳头说了二个字“坚持”!我莞尔一笑,然而这种笑容是他不熟悉的,难怪曾经徒步漂泊青海黄河源头的中原诗人孔令更,见到评论家耿占春,就喜欢说柏坚是我们这群人中,是当代中国下个世纪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
在1998年,我应美国驻华大使馆大使尚幕杰的女儿伊丽沙白和朋友吴忠的邀请,以诗人的身份去了美国,在加州史丹福大学学习语言和法律;并举办了“走遍天涯”国际诗歌朗诵会,旧金山文学界的华侨和洛杉机居住的台湾诗人张错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世界日报》在1998年的5月选载了我的作品《春天》。我走遍了美国纽约和加州的西部,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写诗谋生活的诗人很受社会大家的尊重,纽约“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就是典型,这位世界重要级的诗人聚居在纽约上区的一栋木屋里到死,都不愿离开纽约。在美国社区,邻居之间要说你是一个诗人,大家会很尊重你。但在中国,如果社区里称呼你是一个诗人,大家觉得你仿佛就是一个笑话,别人都要离你远点,那意味着贫困和神经有点毛病。成都诗人小安一直生活在精神病院,在那里做了几十年的护士,每天带领病人们练习唱歌,到最后我们也分不清楚她是护士,还是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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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大批混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们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封闭多年的国门以后,有很多留学生和艺术家去世界欧美等国家留学访问,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百多个国家,有些中国艺术家和留学生在所留学生活的国家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有些留在那里居住,定居甚至取得国籍,诗人杨炼在英国,多多在荷兰,张枣在德国,诗人严力,及大部分从中国来的画家生活在纽约,作家阿城和台湾诗人张错生活在洛杉矶。后来诗人多多和严力也回到了北京和上海。
众人所知,这些走出国门的艺术家和留学生,可以说在国内都是精英,他们代表了中国最优秀的阶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纽约的华人圈,艺术人才济济一堂,只要是华人艺术家留学生们聚会,各路大师纷纷云集,有搞摇滚的前卫音乐家,当着众人怒火烧琴;有徒步穿越非洲沙漠的行为艺术者;据说有已开天目预知尘世凡事的气功大师莅临;还有中央歌剧院唱茶花女的;有国内芭蕾舞团跳三流天鹅的;还有北京人艺弹琵琶弹的昏天黑地的,真是四面八方来的都是客,鸡飞狗跳,尘土飞扬,一时间美国华人文化圈,繁花似锦,热闹非凡。
我觉得中国作家莫言获奖,总比不获奖好一些,朦胧诗人北岛和杨炼多次获提名均未获奖,作家王安忆、残雪、余华,台湾作家李敖、洛夫、余光中也只是昙花一现。国内多少作家诗人山雨欲来风满楼,蠢蠢欲动,窥视诺贝尔奖。那诱人的一百万美元奖金够作家后半辈子衣食不缺,在欧洲法国某个避暑小岛上闭目养神,看报、写作、梦游。不像我等后辈诗人在国内为生活所迫,投胎于乱世,疲惫于为生存奔波,上窜下跳,艺术和生活顾此失彼。回国已多年,每当夜深人静,我依然在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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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诗人离经叛道的在异乡创作,渐渐远离汉语言文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物质折磨更可怕,我在2000年后返回北京;二年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军区空军服役,保卫祖国,时刻准备着收复台湾。
记得那是一年的深秋,我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继续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法律,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书育人的评论家程光炜打电话来:说近期在海淀区国林风书店举办一次著名诗人食指的诗歌朗诵会,并嘱咐我一定要来,在北京的诗人大部分都要参加这件很有意义的诗歌活动。
程光炜是我写诗的启蒙老师孔令更的好朋友,后来编辑了一本《岁月的遗照》知识分子诗人的合集,引起上个世纪末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争议。那个事件已过去好几年,我也和他不再联系,可能是诗歌观念不同,我欣赏民间写作,也被他们拉入民间写作的诗人阵营,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之一。其实我在1993年西安《喜剧世界》杂志上就提出民间写作的概念。我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如果没有"民间写作"诗人们的努力探索,中国诗坛会显得缺乏生气。只需稍微换一下角度,会发现"民间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业已僵化的、教条的、死气沉沉的"知识分子写作"。因此,尽管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曾大张旗鼓地试图"控制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但"民间写作"却一直如影随形,相伴相生,相生相克,共同完成了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新诗的历史书写。
那一天诗歌界聚会来了很多人,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好像有诗刊的林莽老师,演艺界的田壮壮导演,唐晓渡等人,我没想到程光炜能聚集这么多诗人和艺术家,他在这方面真的很有天赋。诗人食指被几个陪护人员送到现场,他居住在北京昌平第五福利院,实际上他最早因犯病一直就住在精神病院,后转到福利院。至于前几年诗人已回归社会,食指和余秀华在诗歌文化论坛的争论,那是另一回事。
著名诗人食指,原名郭路生,1948年生于北京,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系朦胧诗先驱者。他的代表作《相信未来》,影响激励了那个时期的整整一代人。他对诗歌的热爱,近乎到他好像就是为诗歌而生的,那天朗诵会上,他不看稿背诵几乎他的全部诗作,我曾见到过台湾诗人金筑伶唱背诵自己的作品,但能够像食指一样一字不漏的背诵自己全部的作品,他的记忆力也实在是太惊人了。诗人食指至今仍在写作,他那些年在精神病院每年都要写出几首新诗,并找空朗诵给朋友们听。
朗诵会开完临别时,我握住食指的手,“叮嘱他保重身体,尽快健康起来”。朦胧诗人食指(郭路生),一个一生为诗歌献身的人,他在经济和金钱上没有概念,他不再有生活上的奔波,家庭的疲劳,以至于不再有贫困和恐惧感,更不会有巧取豪夺和勾心斗角,住在精神病院,奢华的别墅和他们居住的筒子楼平房没有什么两样,管它锦衣美食还是粗茶淡饭,在那里,自卑者再也不用自卑,骄傲者也没有自傲,甚至我祝福福利院那里的每个病人,让他们都安静地生活下去吧,让诗意的人们把整个世界看成一片天堂。
诗人投笔从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最好的作品,是最好的现代行为艺术,它比创作一百首诗篇出版一本畅销诗集,更让人激动。世界文学史上英国伟大的诗人乔治拜伦,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十岁时更在英国上议院获得世袭爵位,1823年他曾以军人身份在希腊参加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染肺病而死。这场正义的战争为他赢得了极高的盛誉和荣耀。
诗歌是每个高尚者的墓志铭,有历史,就会有诗歌。你看天空中飞翔的鸟,它们是诗人在大地的投影?人的一生,在某种特殊环境,如同在刀尖上行走,虽然由于某特定时间、环境、机遇,迫使你经历了一些苦难,但在整个人的一生中,还是需要一些浪漫,这样漫长而短暂苦难的生活,人才活得有意义一些,即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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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0年创办了天津诗现场俱乐部,有诗人伊蕾、朵渔、萧沉、王向峰、沈遇、萧冰、马驰等,大家经常谈起北岛、芒克和于坚,二个崛起于启蒙年代的朦胧派诗人的代表人物,另一个倡导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诗歌,北岛的《回答》、芒克的《阳光下的向日葵》都已是经典,我始终认为于坚写的最好的一首诗,不是《尚义街六号》,也不是《零档案》或《飞行》,而是他早年写的短诗《寄小杏》。那时我还在读大学,在学校一个雨后的夜晚,有雾,宿所里读完这首诗后,我和女朋友都已泪流满面;当时我们即将毕业各奔东西,如今,她已远赴大洋彼岸美国读博士后杳无音信。
第一次见到诗人于坚,是在2005年4月天津南开大学第五届文化艺术节上,应邀请参加在人间四月天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作品,还有伊沙、徐江、沈浩波、王向峰、君儿、魏风华、任知等诗人。至今记得,朗诵会上于坚一直称赞我的诗,我朗诵的诗歌也博得南开大学广大师生的认可,朗诵会散场后,给南开大学的文学创作爱好者签名,于坚和我们这些年轻的诗人,签名签的手发软;晚上和诗人于坚、伊沙等人,谈论诗坛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争执恩怨,谈起诗歌创作中,划分书面语和日常生活口语时,我、伊沙和于坚发生争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认为: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些孤独写作的民间诗人,团结就是力量。我说我活着,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些文字,但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多么虚假无力。我目空一切,过于自信,在贫瘠的土壤,播下清高的种子。我年轻,不知纸张昂贵,时光短暂,耽误了许多事。至今想洗手不干,却难以脱身,诗歌应该表现欢乐,但在内心的忧郁压抑之下,歌唱不起来了,叹我生不逢时,这是个需要物质而不是艺术的时代。如果这个时代把我埋没了,我也无话可说。
诗人于坚要离开天津远行云南,徐江和伊沙,我们三个像告别英雄般去滨海机场送行,路上于坚接了一个电话,是上海诗人默默和四川诗人李亚伟打来的,他们俩在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他们问于坚是否一起去上海玩几天。于坚说不和他们去了,要赶回云南昆明,明天参加孩子学校的家长会,他很注重对女儿的教育。数年后,他的女儿也如愿考上我们天津的一所重点大学,这是后话。由于市区堵车,最终在天津去机场的路上,还是误了航班。
我凝视诗人于坚脸上痛苦的皱纹,蓝天上远去的飞机闪闪亮亮像个十字架,飘过天津这座城市蔚蓝色的天空。中国文坛上目空一切的西安诗人伊沙感叹:柏坚曾送走无数的美国和法国朋友,连南极的企鹅也送走了,可长得像非州大猩猩般的于坚却没有送走。数年后,伊沙在编他的新诗典,同时由于诗歌理念上的分歧,最终在民间写作这条道路上,和于坚分道扬镳。
我迷茫的望着远方,沉浸在回忆里;我们万里相隔,虽已各奔前程,如今诗人于坚孤孤单单,还在遥远的云南昆明漂泊。我时常想起我和于坚在塘沽渤海湾上坐渔船捕鱼游览大海,望着苍茫如暮的大海,他站在船头望着远方凝视,回云南后不久,就写下了那首《只有大海上苍茫如暮》的诗篇。在写下这首诗的二年后,以这首诗命名的于坚诗集,获得了当年中国文坛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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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京工体的“怒放”摇滚演唱会,让中国摇滚乐迎来了第一次全情怒放,崔健自费买了一百张门票,邀请诗人画家朋友前去观看,我和几个诗人有幸亲临现场,当晚北京工人体育场舞台上群星闪烁,五万名观众座席爆棚。崔健、唐朝黑豹、何勇、张楚、朴树等见证了中国摇滚乐20年辉煌的实力唱将,现身“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这些摇滚人中,我和歌手张楚最为熟悉和相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我有幸见到摇滚圈里的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窦唯后来已不联系,何勇在2012年北京诗家歌朗诵会上见面后不久,精神上出现问题,把人用刀捅伤后被强行送至一家戒毒所。只有和张楚,他每年都要来天津聚会,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我和张楚相识已近十几年,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搞前卫话剧的好朋友牟森,组织了一群北漂的文艺青年,搞了一个戏剧车间,邀请我们去北京电影学院表导楼观赏他导演的小剧场前卫话剧<彼岸>,记得当时他排练话剧,其中的一个场记好像是孟京辉,那一年他还没有什么名气。接受邀请来观看前卫话剧的还有搞摇滚的崔健和张楚,有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等二十来人,印象最深的是现场演员比观众多,这些青年演员大部分都是北漂的文艺青年,话剧演完结束后,这些文艺青年就又回归隐于北京的茫茫人海中。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楚,他写的作品当时红遍大江南北,他和窦维、何勇被音乐界称为魔岩三杰,我有幸和这三个人都见过面。我俩当时坐在场地一个角落里聊天,几个记者都奔崔健和牟森采访去了,我因当时刚获得西安《当代青年》杂志读者评选的中国十大青年诗人奖,而让张楚羡慕不已;而我对张楚写的歌,崇拜的一塌糊涂。聊天中,我知道他原名叫张红兵,1968年生于湖南,比我大六岁。张楚在8岁时,跟随父母搬到了陕西,17岁考入原陕西机械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又辍学。1987年他只身来到北京,从此踏上了音乐之路。他因为台湾魔岩文化公司出版发行的《姐姐》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专辑走红,被称为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歌手。张楚对我谈了他对摇滚乐的理解,现代摇滚乐的基本内涵应当是言之有物,具有反省力,充满特定的独行精神,追求一种不死的理想和超越的力量。
那次聚会分手后不久,我飘洋过海,在1998年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读书,和张楚失去了联系;若干年后我回国发展,但是青春不再,在一个天津的夜晚,我挑灯披衣,夜不能眠,倾听午夜那舒缓的张楚的歌曲《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一扇朝北的寒窗,能望见星斗;当年理想却依稀魂存,唱起那热血的歌,摸一把老泪,那个单车上的姑娘,是否还愿意和我一起看夕阳?
随着翻阅抽屉里年代已久的老照片和回忆,时光似水流年时光倒转,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和诗歌的光荣与梦想,一幕幕重新涌上心头。2010年的秋天,在天津泰达艺术馆,举办的一场诗人诗歌朗诵会上,我又一次见到摇滚诗人张楚,聚会中,他的第一反映是没想到在天津见面,他以为我在美国至今没有回来;随后他问我现在还写诗吗,我说这些年还在写。
由于传统的审美观念和商品经济潮流的影响,诗歌和摇滚乐也有情趣高下,内容雅俗的差异,所引起的社会效果也各不相同;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摇滚乐在中国拥有的乐迷和听众,远远超出欣赏严肃音乐的人数。张楚要了我的几首诗,说回北京后把它做成背景音乐,放在我的香港中文大学诗歌朗诵会上演奏,我们也谈好,他和我们天津的诗人们一起,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我和伊蕾的诗歌朗诵会。我们用诗歌和音乐,追忆彼此的时光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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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寻找的应该是个美丽的地方。那里不必很大,但应该整洁朴素,而一旦进入更会感到与众不同;国内很多城市都意识到,美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它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天津的艺术家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而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又实在是太需要用艺术的手段去完成,去改造,这些年诗现场俱乐部不定期举办了诗歌沙龙,邀请了朦胧诗代表诗人芒克、杨炼,作家王安忆、导演翟俊杰、诗人伊蕾、诗人岛子、歌手张楚等在南开大学、智慧山等地举办了艺术讲座。中国艺术家对西方艺术家很了解,但西方艺术家却讲不出来天津的诗人、作家和画家。如果你自己都讲不出自己的历史,那就有问题。诗现场就是要讲述天津的文化,天津的历史。
2011年秋天,我和诗人伊蕾、萧沉、朵渔、画家李津、摇滚歌手张楚等艺术家创办了“天津诗现场”至今,编辑有诗歌民刊《诗现场》十余期。作家王安忆、杨显惠、画家岳敏君、李津,王小柔、朦胧诗代表诗人芒克、舒婷和海外生活的杨炼,西川、藏棣、上海诗人默默,四川诗人翟永明、尚忡敏、李海州、云南诗人于坚、福建诗人吕德安、曾宏、大荒、河北诗人李楠、上海第三代诗人王小龙、诗人林雪、祁国、远村、韩作荣,欧州和英国诗人及韩国诗人代表团等海内外众多艺术家光临诗现场俱乐部,或在诗现场发表作品。大家谈诗论事,表达出这种对生活的精致和艺术完美的追求。
2012年12月初冬,北京人民大学文学院组织国际诗人工作坊在南开大学举办诗歌朗诵会。随后中国诗人王家新、希腊诗人安纳斯塔西斯•维斯托尼提斯、诗人乔直、美国诗人詹妮弗•克诺罗弗特、克罗地亚诗人米诺斯拉夫•柯瑞恩、韩国诗人朴渼山、香港诗人史春波、诗人蓝蓝、美国诗人明迪、诗人冯晏、雷人、李润霞等做客天津诗现场。评论家和学者提出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这个时代,不是产生伟大作品的年代,现今的作家诗人大都急功近利,大部分作品都大同小异。即使有个别的探索和优秀的作家诗人有一些优秀作品,大部分属于这个时代的锦上添花。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放慢追逐物质需求的脚步,返回到我们自身,每个人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探索一下文学和艺术的诗现场、信仰的力量和生命的意义呢?
当诗歌的锋芒以简短文字精确表达出时代的脉搏,诗人再将这带有力量的文字吟诵而出时,诗歌的魅力足以让世人感到震撼。甚至反映出当今人们对诗人和诗歌的“仰望”。诗现场的建立,将告别喧嚣华丽的商业呈现,尽量以传统理念和诗人有别于商业的独特形式,出现在天津,努力把它构建成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标杆性建筑。
天津诗人们创办这个诗现场,目的是能区别于国内一般市场的喧哗和浮躁。西方国家如美国的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城市,都有一些享誉世界的文化艺术场地,全世界的旅游的人们都会光顾这些城市。天津艺术家们准备以自己传统文化和艺术家身份,创办天津这座国际城市的“诗现场”和城市名片。
一切物质当承载着人的精神时,才显出不同凡响的面貌。遥想当年的民国时期,诗人徐志摩旅英留学,轻挥长袖,作别的不只是剑桥的景致,更是留恋着那里的人文氛围。创办天津“诗现场”的诗人和画家,都是国内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张楚是享誉全国的摇滚歌手,有魔岩三杰之称。画家李津和诗人伊蕾、芒克、杨炼等更是享誉文坛的艺术家。写作是每个艺术家自己的事情,当代诗人艺术家们,用诗现场这个平台,与人们生活发生具体关系,这样会让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方方面面,感受到艺术的美,感受到天津的艺术美,让美与人们的生活距离更近,与天津关系更密切,这是一个现代城市发展的方向。
“诗现场”就是一种这样的情感载体。飘荡在天津空气里的一个艺术氛围,不仅能够感动自己,也能够感动别人。它不仅固守着艺术家们的纯真年代,更能抵达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让那一座早已习惯了静止和沉默,屹立在解放桥上的天津世纪之钟,重新发出铭刻入骨的轰鸣。著名诗人芒克在天津首届国际诗歌周智慧山办讲座时对记者讲: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地读完一本好书或一本更好的诗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一看夜晚半空中的月亮和星辰。我们是不是缺少了什么。
世界太神秘了,它不知何时开始,也不知何时结束。好像一直存在着,又好像只是水月镜花。也许人类太脆弱、太渺小了,而人本身就太复杂了。若有面精神的镜子,人们一定会为照鉴出的千百个自我而惊诧。我是谁?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代代的艺术家和诗人们,更何况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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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如同在刀尖上行走,虽然由于某特定时间、环境、机遇,迫使你经历了一些苦难,但在整个一生中,还要人为的制造浪漫,即艺术人生。这样漫长短暂苦难的生活,人活得还有意义一些。
昨夜一场大风,清晨起床,窗外一片明亮。春暖花开,一个人坐在窗前,想起很远的事情,比如在美国加州读书的时候,没有去看当年法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始终是生命里的一个遗憾。现今的世界,一个人想单独生活,是生活不下去的,那种要搞纯民族的、纯理性的文化的想法,是和要搞出一种完全独立于左邻右舍的艺术的想法,一样荒唐可笑。对于一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来说,他确实需要细察和体悟,认真把握世界和本民族的精神源头,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坚持诗人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精神世界追求的传统,接续传统的文本,已期望进入人类精神文化的血脉。
2013年我和张楚去了云南丽江涑河古镇,参加电影人李亚鹏、王菲参与组织的亚洲青年艺术现场展,北京诗人大仙组织的诗家歌朗诵会也在艺术展单元里面,朗诵的诗人有严力、沈浩波、世中人等。后来大仙这些诗人又在北京搞了多场诗家歌的朗诵会,我和音乐人张楚、何勇、谢天笑、春树、翟永明、岳敏君等众多艺术家参与了这个文艺青年狂欢的朗诵会。
天津诗现场俱乐部组织的自由半径-2012中国天津当代诗人艺术展,2012年1月7日至23日在天津汇泰艺术中心开场,参展作品由国内十位当代诗人的油画和摄影作品组成。这次当代诗人艺术展,展示中国当代诗人艺术先锋力量,以传统理念和诗人有别于专业画家的独特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本次展览作品的作者有伊蕾、朵渔、王问峰、萧沉、春树、于坚、刘书宏、徐柏坚、王卉、徐来等。
2015年,诗象与图銘·当代诗人绘画艺术展4月和6月分别在梅江国际艺术馆和上海美术馆开幕,近十年来,中国当代诗人从事视觉艺术创作,并经常在海内外举办展览,已经构成艺术界不可忽视的事件、场域和景观。诗画同源,二者皆为人类自由心灵之表征。诗人的想象力和审美感受力,诗歌语言的象征、隐喻、抒情、哲思、启悟,以意象营造天地境界,以梦为马,以深维新,亦为视觉艺术所求索的深度、高度、法度。毋庸置疑,在虚妄与骄奢之后,中国当代艺术正进入一个渊面幽暗的危险期,而精神信仰之复兴与播撒、诗性智慧之深耕与植根,不仅是一种“为天地立心象”的价值恪守,更是消弭资本与极权共生之阴霾的净化力量。一切艺术本质上是诗性之显像。本次“诗象与图銘”——当代诗人绘画艺术展集中展出了八位知名诗人的艺术作品,包括诗人:芒克、岛子、宋琳、吕德安;津门诗人伊蕾、王向峰、徐柏坚、萧沉、朵渔。展示包含油画、水墨、实验书法、雕塑等,这些作品风格殊异:或率性,或慎独,或朴茂,或瑰丽,或抽象,或写意,或平淡,或醇厚,咸得诗外功夫、象外之象,它们与诗人各自的精神风貌形成了相互映现的镜像与潜质。
诗现场俱乐部在2017年组织举办天津首届国际诗歌周,分别在天津大剧院举行了朗诵会,在智慧山剧场举行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天津国际诗歌周是一次天津城市诗歌文化史上的“全社会市民诗歌行动”,也是天津城市的首届国际诗歌周。,出席开幕式的诗人有芒克,杨炼,徐柏坚,伊蕾,张楚,以及来自马其顿的著名诗人Nikola Madzirov和来自英国的著名诗人W.N. Herbert。Nikola Madzirov聊到他对于天津的感受时说:那是一种诗意的畅游。杨炼说中国短短几十年城市的建设速度飞快,仿佛我还能透过水泥楼板看到曾经这个地方的荷花,溪水。英国诗人W.N. Herbert谈一个城市的变迁不仅仅是建设,他不是一个“鬼城”,而应该是有灵魂有温度的。城市边界得消融让很多城市变成了鬼城,一种文化,哪怕是一句方言,都能变成一个文化符号。但文化艺术,才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体现。张楚说音乐和诗歌一样都是抽象的,美感需要从日常里提炼。活着和做梦是交织的,从梦想和现实两端不停的跳跃才是真正的生活,它像一条河流是永不停步的。
天津首届国际诗歌周在天津城市的文化地标及公共空间内进行一系列以诗歌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包括论坛、朗诵会、分享会、阅读会、沙龙等,通过各种诗歌活动,给我们热爱的城市增添一缕诗意。用诗歌来描绘生活,萃取出那些被遗忘的深切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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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临,纷纷扬扬下一场大雪,整个世界都是银白色的;外面的雪已经停了,白茫茫的一片,我此时觉得寒冷,没有温暖。
“我已经与这个世界,擦肩而过了。”——《1900》
“到现在我还是不愿相信,伊蕾大姐真的走了。”车窗外明明一片天高云阔的样子,雁栖湖水波澄亮平静。即使此刻伊蕾在冰岛意外去世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作为至亲的朋友,我仍是不敢相信。
“昨天北京《诗刊》社副主编韩少君问我伊蕾是不是出事了,我还一笑置之,笑又是哪里的空穴来风。我给伊蕾姐的妹妹、妹夫打电话,他们明明也说没听说这消息,噩耗就这样传开了。”
我沉默了许久,握着方向盘的手拿起电话,“芒爷,您听说了么,伊蕾姐,怕是真的没了。”电话那头的诗人芒克反而显现出一种心性上的辽阔和豁达,“嗨,我听说了,我和她并不像你们和她那么亲密,不过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仍然感到震惊。伊蕾比我小一岁,听说她心脏原本就不太好,”说到这,芒克像唾弃命运一般在电话那头啐了一下,“冰岛那种地方,本来温差就大,去那儿干嘛啊。”
“我知道,芒爷,我都明白,我就是心里,心里难过。”
芒爷说道,“唉,你想开一点,人都有这么一天。”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诗人都是孤独的,但她是从不冷漠的人。”回忆起和伊蕾初相识的时候。那是二十世纪末,年轻的诗人们在天津的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伊蕾,年龄大我二十多岁的诗人伊蕾更像一个热情的大姐,组织我们筹备朗诵会。时间不长,伊蕾从北京回天津小聚,在水晶宫饭店自助餐厅,她请我和萧沉、朵渔吃西餐,建议在天津成立一个诗人自娱自乐得诗现场俱乐部。伊蕾大姐还建议我和萧沉开始练习绘画,按她的说法,“诗人光写诗,没意思,画画会打开另一个世界,诗人画的绘画,比画家画的油画”更有深度和内涵。说做就做,第二天,伊蕾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让我们陪她去天津美术学院的一个画廊买绘画工具,三个诗人就这么每个人抱着一大堆颜料和工具回了家。萧沉热衷于书法,对绘画始终没什么兴趣,就把颜料顺手送给了女儿,我则是真真正正地被伊蕾引上了绘画之路。她甚至认为,是绘画打开了她整体的艺术感官,令她的情感表达更加地细腻和丰盛。紧接着,伊蕾带领我们年轻的几位诗人在2010年的春天,在天津七号院举办了中国当代诗人艺术展,展览获得当代美术界很高评价。
伊蕾一直保持了对绘画很高的热情和欣赏水平。前些年我曾去北京798她的画廊参观她收集的俄罗斯油画。我将伊蕾赠予我的画作一一展开,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副是伊蕾的自画像。黑白的自画像,正如她自己诗中所写,有着丰茂的神秘的头发,蓬松的刘海,只是并不只画了眉毛,眼神如孩童般永远长不大,面容从暗暗的背景里透出,那是女诗人孤独而沉静的灵魂。
之后和伊蕾的交集在于天津诗现场俱乐部的成立组建。2010年之前是广州诗人黄礼孩和澳门诗人姚风出资印刷民间刊物《诗歌现场》,朵渔担任主编,出版了七期。2010年停刊,伊蕾从北京打电话给我,“天津诗人要有一个能待的地方才行,一定要有自己的刊物,从此,天津诗现场转由我和几个朋友出资成立,承办编辑了至今一期又一期的天津《诗现场》民刊杂志。
“有一件事,可能是我和伊蕾大姐共同的遗憾。”2010年夏天,我陪伊蕾去天津意大利风情街找有关领导,想要一块地方作为天津诗人的活动场所,碍于伊蕾的知名度和面子,意大利风情街的领导给找了地方,是一处民国某名人故居,房子按照市场价的一半价格交房租,按理说已经很便宜了,但是这一年的房租对这帮诗人来说,仍然很难。“可惜了,这么好的地方。”我至今提起来叹了口气。随后,伊蕾、我和天津诗人们找了一块地方,也就是现在位于桂林路与成都道交口的(天泽茶府)天津诗现场。作为天津诗人的根据地,欧美一些诗人,韩国诗人代表团,国内诗人芒克、于坚、舒婷、韩作荣、吕德安、岛子、杨炼、林雪、歌手张楚、画家李津、以及著名导演翟俊杰都曾莅临,艺术没有界限,艺术家之间也没有距离,正是这座小小的洋楼里,拉开了天津当代诗人与诗歌发展的序幕。“是我选择了孤独,亦是孤独选择了我”,“我想在别人背后议论她的私生活是不太好的,特别是女诗人。”
我提起伊蕾大姐像提起家人一般亲密无间。这种亲密是建立在艺术的相互欣赏和品性的契合上的,对各自的私生活,我们并不互相过问许多。“有一年春节期间,大早上起来有人敲门,我一看是伊蕾大姐和她的闺蜜毕大姐,手捧着一大束鲜花来我们家拜年,自此之后,她便年年都来。我眼中的伊蕾,对于自己的朋友,都是丰盈而热情的。和作家王安忆的结识也是因为伊蕾,在上海办当代诗人艺术展期间,我陪伊蕾去家中看望作家王安忆,王安忆和她爱人李章热情接待了天津诗人们,从此几个作家诗人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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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不是一个寻常的女人,不能以寻常的标准来看待她。”说起对伊蕾感情方面的事,我不甚了解,只知道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在九十年代中期有过一段婚姻。嫁过一个“不怎么靠谱的山西作家,没有孩子。结婚第二年她便独自去了俄罗斯,号称是去考察做生意,实际上更倾向于收藏大量的俄罗斯油画,她把国内挣来的钱都买了俄罗斯油画,有一些甚是名贵,像她收购了特卡乔夫兄弟这样的俄罗斯顶级画家的作品,听说俄罗斯某美术馆前些年,想用一个亿的卢布找她购买回收这些名画,她没舍得。“她是真的喜欢那些画。我收藏了大量伊蕾的绘画作品,但其中有一副,甚是特别,是伊蕾亲自挑选的自己八张不同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照片,亲手在照片下面标注着时间、地点,粘贴在画布上,她六个不同年龄的身影,同样神秘又迷人的表情,构成了一组绘画作品。
“伊蕾姐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个大美人。”我感叹。所谓美人在骨不在皮,伊蕾的美是从骨子里透出的,她跨越几十年的时代鸿沟横亘于审美差别之间,却从不显得突兀。她的美是超前的、性感的、放肆的,同样也是纯真的、好奇的、充满渴望的。“这些有关她的记忆,我会好好珍藏,对这个时代来说,她是不可多得的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也是有着伟大魅力的女人。 “我知道她是个追求自由的诗人,也是个孤独的人。大约在2011年前后,她变卖了在北京798艺术园区附近的房子,搬到通州宋庄,用一年五万元价格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和栗宪庭、芒克住地为邻居。那地方很大,像一个大车间,伊蕾大姐搬过去后不久,邀我和女儿徐来、马驰、萧冰过去做客,我看到院子外有河,湖上有农家养的鹅,很雅致,很有趣的。
“她和我说她要在有生之年走遍一百个国家,她就这么每年满世界各地飘着,像一个天空飘着的风筝,但有一根绳子连接着她,每年她都要回几趟天津,和天津诗现场年轻的诗人们聚在一起。她讲国外有这么一个钢琴师,常年在大海上的一艘船里生活,从不踏上海岸。还有一个英国画家,每次出行参加艺术活动,随身西装口袋里只带一个牙刷,因为走到哪儿都是住酒店,简单、方便,一个牙刷就足够了。她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伊蕾提到的海上钢琴师来自一部电影《1900》,这个终年在海上漂泊的钢琴师有个悲剧的结尾,和他的船只永远被摧毁,或者永远共生。真正的艺术家更多在乎的是体验,在不同国家体验的不同景色、风情,甚至仅仅是感受已经足够,其他外物都是负担,是过剩的累赘。正如电影中的台词,“太多的选择,太复杂的判断,精神会崩溃的。”
所以,一个人,一个行李箱,一颗准备好漂泊的心,对诗人伊蕾来说,就足够了。
“我现在在想,北欧神话里总是有好多小精灵(ELVES),伊蕾姐的生命之火在遥远的冰岛戛然而止,莫不是看到了精灵,并愿意加入他们了。”她诗里的孤独让人痛苦,‘走投无路多么幸福,我放弃了一些苟且的计划,生命放任自流暴雨使生物钟短暂停止,短暂的快乐,深奥无边。请停留一下,我宁愿倒地而死。’北欧神话里的一大特色就是它认为世界最终是会毁灭的,诸神注定失败,但即便如此,北欧的众神依然坦率地面对着最终的结局。因为在世界灭亡之后,残存的神会再次建立起新的世界。”我认为这对伊蕾来说,终点结束在一个童话般的冰岛,不失为一个诗意的结局。
诗人的一生似乎简单而匆忙,仿佛来这个世界一遭就是为了给世人留下几首诗和慨叹。只是这几句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已揉碎了她的心血,她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她们的理想与爱情。我希望她能得到永恒的平静,活在永恒的爱里。艺术是纯粹的,爱是纯粹的,纯净如我,人世间至洁至白。正如冰岛国歌歌词,“冰岛一千年,冰岛一千年,啊,永恒的花,含着虔诚的泪,恭恭敬敬辞别人间。”
“致敬伊蕾大姐。”
此文发表于2019年天津文学杂志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