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施然送给我一幅画，画的题目就是“青衣”。画面上，一位身着青衣的女子，斜襟，滚边，宽袖，绾着发髻，戴着耳坠，手持绢扇，她微颔着。她的身后是一幅画，一袭荷塘，一片青青的荷叶。那女子眉目含情，沉湎于她的梦境，若有无尽的遐想。我顿然想起那悠远的诗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好像是在为此画作注，一想那作者的身份经历，发现不对了。我看过青衣作者的画册，那里有许多画，都是这样一些做梦的女子。她们大多穿的旗袍，也有穿民国时期的曳地长裙的，旗袍有的高领，有的无袖，有的开叉，她们都绾着发髻。这些年轻的旧时女子，总是慵懒地半倚着，身边要么是一盆兰草，要么是一杯茶，周围总绕着香气。她们都在沉思，总是风情万种。她们有自己的言说，“我们在古书里私定了终身”，又诡秘地宣告，她们在“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1]
　　这些诗和画让人确信：不论她在写什么，她都在写她自己。也许沉吟，也许默想，不论书卷香炉，不论庭花阶草，她都把自己的心儿魂儿贯注其中，她审视，她沉思，她书写，那些诗、那些画的主人公就是一个人：清清爽爽的她自己。画里诗中，一样的静谧、娟秀，一样的清雅、含蓄，却是深蕴着内心的不宁甚至不羁。读她的诗，也如读她的画，让人觉得她就是她所心仪的旧时闺房中的那位淑女，或者就是那个在碎石小巷里款步花阴的持伞女子。施施然的诗呈现的是她钟情和心仪的场景，包括她十分享受的那份也许显得过时、甚至正在或已经消失的情调和韵致：品茶，浣衣，莳花，焚香，在这样的环境里作画或写诗。她把喧嚣的、甚至鄙俗的世界隔在窗外，她一厢情愿地固守着自以为是的、甚而是远离红尘的那份宁静与清寂。
　　那个穿青衣的女子坐在那里，她就是那个刚才在柏林禅寺合掌进香的女子。她身前身后是一派春景，丁香湖面的冰层在消融，麦田在返青，她看到路边的桃枝在微颤。她有一份欣喜，也有一份伤感。这份伤感在于她知道生命的后面是不可拒绝的。在苗寨写生时遇见马厩里的马，与生俱来的缰绳，役使，无自由的劳苦终生，不可预知的命运。她悟到生命是如此艰难。思忖是这样的深邃，思忖的尽头却有无尽的悲凉。诗人写的、画的都是平常的情感和物事，却总是绰约地、隐秘地缠绵于那种难以掩饰的清雅之中，这是她的寄托。江南，旗袍，还有她不曾亲历的民国，这是她所偏爱的。她喜欢旧时代的美，因为她认为这些是与民主、自由、憧憬和开放相联系的，她喜欢做梦，她力图挽留那逝去的美丽。[2]
　　我们可以说她远离尘俗，也可以责她曲高和寡，但说真的，当我们无计摆脱周围的一切袭扰时，她营造一番梦境借以获得自身的安逸，既不伤人，又能益己，这又有何可责难的？然而，“我还在恶狠狠地信仰着唯美主义”[3]：“我是说关于情感，我还生活在蒸汽机时代。就像昆曲的水磨腔在女人的喉咙中碾转，我还在过时地信仰着一种慢。”在这位痴心的唯美主义者那里，简单地指派她的“天真”或者“稚嫩”，却是不可原谅的误读。是的，作者是年轻，但年轻和阅世之深并不相悖，要承认一些人是早慧的。她说过：“我的眼睛只看见美的东西，世界已是满目疮痍，能看到美，才是一种能力。”[4]又说，“为了彻底地收服偶尔不老实的日子，我给它饮下抒情的砒霜。”[5]
　　年纪轻轻，内心却深邃，在有关世道人心上，她的关切和悲悯出乎我们意料。她的很多诗作以“记”为题，都是一些有感而发，丰富的众生相，深刻的入世感，在那里，她几乎换了一个人，她的辛辣甚至激愤，使我们不能不另眼看她。她有温婉的一面，也有“狠”的一面。要是我们只看见她的优雅，忽略了或无视于她的另一面，那也是一种阅读的遗憾。她的一些诗均以“记”为题，如《批判记》、《模特记》、《先锋记》、《除夕记》等，即使不用“记”，也都是叙说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思，她并不是只生活在往昔的时代和虚幻的梦想中。她有自己在场的关切和思考，她的锐气甚至出人意想。《批判记》中的反讽就很有力：
 
　　批判星星，指责它不复魏晋的皎洁
　　批判制度，把独裁者推下神坛
　　碎片用来装饰你的前胸
　　批判李白，揭露他隐匿的功利心
　　批判杜甫，杜甫居然很忙……
 
　　读着这些言辞，我们不啻于发现了另一个施施然：温柔转向于锐利，真实替换了梦境：她与我们同样地感受着现实的焦躁与忧虑，她拥有自己的深刻和锐利。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十分享受她平常时节的优雅和华丽。我和作者是隔代人，但我们在亲历与非亲历之间找到了连接点，她发现民国的可爱之处，我发现民国的不可爱之处，她的缅想与我的追怀重叠了，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梦境。我和她只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是我在忙疯了的时候的一个匆匆的晚会上。我惊奇地发现，她画中的人物都像她本人。这才有了我先前的判断：她写的就是她自己。
 
　　　　　　　原载《文艺报》2014.7.21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