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意外，常由一个个偶然组成。就像夜间迷航，前路茫茫，不辩方向，突然一灯亮起，便循光而行。当初我走上新闻报道这条路，就是无心插的柳，临时改的航。

　　1991年4月16日下午，海南的暮春天干物燥，部队驻地附近有一座山骤然失火，风助火势，蔓延很快，严重威胁周围的橡胶林和原始山林，情况十分危急，地方政府紧急向部队求援。火情如同命令，驻五指山区某团千名官兵迅速驰援。他们兵分两路，于荆棘丛生的山地里用刀开路，用手拔草，用脚和树枝扑火，很快开出一道隔火线，成功控制了山火。

　　当时我是二营卫生员，未曾参加这场救援。从山上撤下来的战友军装汗水湿，脸上黑烟染，说起扑火场面，激动万分，绘声绘色地和我说了整个过程。

　　我听了深受感染。解放军官兵不顾危险，上山为地方扑火，保护青山绿水和黎族同胞的财产安全，体现的是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情，这是多好的新闻题材啊。我立刻执笔将抢险救灾经过写了下来，送到团部审核、盖章，然后邮寄给了《海南日报》。过了十几天，一篇题为《众官兵奋力救火》的报道刊登在《海南日报》“特区子弟兵”专版。团首长看到后，一纸调令，将我调到了团政治处，让我负责全团的新闻报道工作。原来，我新分配来的这个团，新闻报道员长期空缺，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我无意中“露了一手”，把自己送到了“枪口”上。

　　命运的转折，来得如此突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航向。要知道，对于此时的我来说，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该怎么采写，完全没有概念。我是个忠实的文学爱好者，坚持自学写作多年，1990年7月才在《海南日报》发表散文处女作，文学的路刚刚起步。在我的心目中，文学是崇高、神圣的，与之相比，新闻报道未免“简单”和功利，所以我从未把写新闻稿放在心上。但文学并不是一条直路，它蜿蜒曲折，喜欢表现“自我”，更多的时候只能作为个人的业余爱好，很难被社会利用，很难成为谋生的手段。

　　而且，我从卫生学校毕业，经过部队医院外科实习，分配到营部不久，我的本职工作是做好基层官兵的医疗卫生保障。

　　可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何况团里为了让我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专门安排我住在一间开门见山、推窗摘绿、凉风习习的单身宿舍里，什么事也不用我干，就等着在报刊、电台看我的“好戏”。这样的厚待，等于把我投进炼炉上烤，我不能错过这次脱胎换骨的机会。

　　恰在此时，当时的海南军区在省城集中举办一期新闻报道培训班，团里把唯一的学习名额给了我。几天的理论学习，媒体人的现身说法，让我有点明白，原来新闻是有格式套路的，一条完整的消息，一般包括标题、电头、导语、主体、背景等。我那篇新闻处女作，只是按事情经过写，顶多只能算是一篇未经雕琢的“记叙文”。之所以能够发表，得益于事件的突发和题材的鲜活。

　　初步掌握了新闻报道的ABCD，我开始付诸实践。我每天往各营、各连队跑，了解基层有无“好人好事”，然后写下来，投出去，焦急的等待。可多半等来的是石沉大海。一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底层部队，其稀松平常的素材要上广州军区和海南省级报刊，不说比“九天揽月”还难，至少不比“五洋捉鳖”容易。新手上路，挫折难免。新闻的路，没那么好走;新闻的饭，没那么好吃。回头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头几个月，我见报的尽是些“豆腐块”，其中最短的还不足30字，真难为那时的报纸，“惜墨如金”至此。

　　8月底的一天，得知一个叫王成兵的老班长回湖北探亲途中见义勇为的事迹，我立即前往采访。原来，王班长和战友在途经湛江火车站时，遇到了一个带孩子的年轻母亲求助。这个年轻母亲不小心把火车票丢了，捡到的人要求高价赎回，知情人还要索取“介绍费”，而她身上已无余钱。王成兵和战友出面交涉无果，最后自己凑钱为她购了票，并把母子俩送上了开往长沙的列车。这位母亲回到家乡，给王成兵写来一封感谢信，表达她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之情。

　　平凡的事迹，感人的故事，折射了世态炎凉。稿件写好后寄出去，被刊登在《海口晚报》上。当我拿到样报送给王成兵，王班长接过报纸的手颤抖了。他激动地说：这张报纸，比一枚军功章还强，有了这篇报道，我这几年的兵就算没有白当。我了解到，王班长是军事骨干，没考上军事院校的他，即将退伍还乡，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等待他的，将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从一名优秀军人到一个普通百姓，看得出他有多么的失落!如今，我的一篇报道，让他在退伍前，像英雄模范一样，登了报，出了名，有了荣誉，他感到了安慰。他望向远方的眼里，蓄满泪水。

　　从王成兵这个农村老兵身上，我看到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重新认识了新闻报道的价值和意义。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采访工作中，用自己的笔，去挖掘普通战士身上的闪光点，去报道来自部队基层的鲜活故事。

　　国庆前夕，团政治处主任亲自带着录像机到团里最偏远的水电站，专门为守站的9名战士放映电视系列片《走向英特纳雄耐尔》。在此之前，全团官兵已组织观看了这部电视片。水电站地处山中，远离机关，交通极不方便，又担负着保障全团官兵吃水用电任务，没能和大家一起观看录像。团首长的关心，既让他们补上政治教育课，又表达了团里的节日慰问，让战士们感到温暖。

　　获悉此消息，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闻素材。我马上写成一条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发给了广州军区《战士报》。国庆节当天，一条题为《某团政治教育不留死角，专为9名战士补放录像》的消息，登上了《战士报》头版显要位置。《战士报》是当时的广州军区辖下五省部队共同的一张报纸，基层新闻上国庆节头版，这本身就是个新闻。它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好新闻，被我抓住了，它是我新闻从业生涯的一个突破。

　　转眼到了岁末年初，团里论功行赏，我八个多月时间在军内外报刊、电台播发新闻稿件70篇次，荣记三等功一次。耀眼的军功章托在手心，感觉沉甸甸的。在和平年代，军功章来之不易。新闻路，给了我荣誉与回报。

　　营盘铁打，兵如水流。一再超期服役的我，和王成兵一样，就要离开万般不舍的军营了。我留给部队的最后一篇新闻报道，是写团卫生队长曾进权的。曾被海南和广州军区树为“学雷锋标兵”的曾进权，是个任劳任怨的老黄牛，远在四川的家庭严重畸形。他的老母亲上年刚去世，79岁的岳母患老年痴呆症，已卧床五年，岳父患白内障，是个睁眼瞎，妻子原为小学教师，为方便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调到一个离娘家较近的小工厂工作，和曾进权结婚十几年，两地分居，单位没住房，一直寄居亲戚家。这样的家庭环境，作为军人的曾进权不但爱莫能助，还连续8年春节回不了家。上年春节好不容易请到探亲假，节前两天岳父不慎摔成右臂骨折，体弱的妻子感冒高烧达40度，再加上痴呆的岳母，家里同时躺着三个病人，让曾进权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恰在此时，不知内情的团里因临时任务，一纸“速归队”的电报，把他从病人床前“拉”回山高水远的海南岛。

　　事后团里得知详情，深深引咎自责：“学雷锋标兵”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家里有那么多困难，团里关心、过问得太少了，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于是，1992年春节，团里特批曾进权回家探亲。同时作出一个决定：今后若非紧急情况，各单位不得发电报催探亲的官兵中途归队。尤其对先进基层干部，上有老下有小，中有娇妻要团圆，更应给予特殊照顾，让他们为国奉献的同时，也能为家尽责，最大限度做到“忠孝两全”。

　　军人是一个讲奉献、讲牺牲的职业，在常规宣传里，只有作出奉献、付出牺牲的军人，才值得宣传报道。但我从团党委的决定里，看到了这条新闻不一样的价值，于是精心构思，深挖背景，用心写下了题为《团党委引咎自责关心先进基层干部，曾进权终得返故里度个完整探亲假》的深度报道，被《海南日报》以较大篇幅刊登在4月28日“特区子弟兵”专版头条，并专门配发了“编后语”。在我国的党报中，配发编后短评的新闻报道，担负引导舆论的作用，具有特殊的分量。这篇报道的成功出街，标志着我在抓新闻、写新闻方面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为我的军旅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从当初的蹒跚学步到这时的深度报道，我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披星戴月、风雨兼程。我没有辜负部队的期望，无悔于自己的青春。青春似火，是用来燃烧的。

　　1992年5月18日，含泪告别生活了五年半的军营，行囊空空身无分文的我，被驻地市委办公室一辆小汽车“打包”接走，从此开始了从新闻秘书到报社编辑、记者、主任长达20年的职业生涯。20年里，从海南到广东，采写新闻数以千计，撰写评论得过“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编辑的版面、标题，多次获得广东新闻奖。新闻工作的严谨、求真，看问题视野的拓展、拓深，生活素材的日积、月累，最终反哺我的业余写作，让我的文学创作不断有了新收获，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500余篇(首)，结集出版散文集两部，并于2022年9月成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回首走过的路，人的一生固然是由一个个偶然因素组成。但一树发两枝，皆因树有根。要不是十六岁那年被过早抛进社会这片汪洋大海，不得不选择了以文学自渡，我就不会一次次逐梦远方，就不会具备撰写第一篇新闻稿件的文字基础，也就不会走上漫漫新闻从业路。是故，文学与新闻之于我，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成就的过程。它们如舟之双桨，如海上灯塔，助我，不断探寻人间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