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除夕前夜，天寒地冻，国人迎来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十年浩劫，人们压抑多年的心，此刻总算轻松了一些。此刻，北风萧瑟，天籁无声。

　　下了夜班，我骑自行车返回离化肥厂五六里地的县城。苍穹中稀稀落落的几颗星星，像顽皮的小孩眨巴着眼晴，寒光微弱，空庭深邃。刺骨的寒风扑打着树枝野草，发出呜呜呜的嘶鸣。不远处一只不知名的鸟，发出时长时短的啼叫，令人不禁毛骨悚然，我真后悔不该半夜三更，如此冒冒失失的单独回家。平常一起下班结伴回城的两位工友，今天有事请了假，我只好壮着胆子自己行动了。厂里的人都说我不像个姑娘。有几个调皮的小伙子甚至管我叫“假小子”，跟我称起了“哥们”。可今天我这个“假小子”却掩盖不住姑娘家的真面目，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决意什么也不想，抓稳车把两脚生风的使劲蹬，嘴里还自我壮胆的哼着歌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经过一片荔枝林的小路时，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停!”随着沙哑的一声吼，树丛下闪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手里还执着一根约莫三尺长的棍子。一个女孩，哪经得起这突如其来的惊吓。我全身的神经顿时绷紧，一颗心差点跳出喉咙，车把一歪，身体顿时失去平衡，我狼狈地摔倒在地。

　　心想这下完了，碰上劫道的了。我两手按在地上，也不管膝盖生疼，晃悠悠警觉地站了起来。“你……你要干什么?”见他呆呆地站着不动，我反而先开口质问他。我知道，此时此刻，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想跑是跑不了的。

　　“我要……”他突然把嗓子一提，大声吆喝道，“我要钱!”

　　我明白了，这是财神爷招财来了，只要把钱和东西留下，也许就平安无事了。我急忙从衣兜里掏出刚发的30元工资，摘下手上戴着的女装表双手递给他，转身就要离开这鬼地方。可是右脚己扭伤，疼得揪心。我扶起单车，慢慢地移动步子。

　　“站……住!”他威厉的声音略带颤抖。

　　糟糕，他又想干什么?莫非还想劫色?一阵不安袭来，我紧紧的抓住车把，两腿瑟瑟发抖，此刻我感到自己连一点自卫能力都没有了。他大步迈到我面前，把钱和手表送到我前面。“还给你，快走吧。”说完，转身就走。他刚走几步突然又若有所思的停住脚步，转过头来瞅着我发愣。对他的这一举动，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他看了看我的脚，轻声地问“你的脚摔坏了吗，离家还有多远?”语调变得那样低沉而又掺杂着内疚。我思索着，没有回答。悄悄地挪了挪脚，天哪，确实动弹不得，离家还有几里路，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好象快要下雨了，半夜三更，一个人也没有，这可怎么好呀?

　　他恳切而果断地说，“我送你回去吧。”怎么，他送我回去?说不定又打什么鬼主意。但我转念一想，也不能坐在这里等到天亮呀。这个人很奇怪，不像专干谋财害命事情的，也许他一时也有难言之隐。既然要送我回家，就让他送吧，反正己经到了这步田地，过了荔枝林就是大路，他在前面，我在后面，也许他不会把我怎么样。

　　只听他喃喃的自言自语，“我这也是走投无路啊，真该死。”话里几乎带着哭腔。“还是我先送你回去吧。”他恳求的重复了一句，好像要用送我回家来弥补刚才的过失。我同意，只好这样办啦?

　　我悄悄的捡起他刚才扔下的棍子，打算有必要的话可以自卫。奇怪，棍子这么轻，原来是根高粱杆。这时候我心里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好奇心支使着我，很想知道刚才这场戏的迷。我侧身坐上了自行车后座，他熟练地推起车，说了一句，“坐好。”此时他也许已经忘记了他是刚才抢劫我的“歹徒”，我们之间似乎就是客运工人与乘客的关系了。

　　寒风一阵紧似一阵，他推着我默默地走出荔枝林，谁也不说话。我发现裹着他高大身躯的衣服是那样单薄，冷风使他微微发颤，一股同情怜悯的感觉从我心底油然而生。我止不住开口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有啥难处能给我说吗?”“哎，你就不要打听我是哪个单位的了，我也是出于无奈，我后悔不该做这等事，你放心，我保证把你安全送到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说完，他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好像是在向我发誓。夜色朦胧中，侧脸看得出，这是一位身材魁梧，五官端庄的年轻人。

　　“我不是打听你的单位姓名，去告发你。”我急忙辩解道，“我觉得你不像干这种事的人，你一定有啥难处，也许我能帮你。”他惊异地站住了。“哼，这世道还有好人?”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轻蔑的说了一句。但是，经不起我的再三询问，终于向我诉说了他不辛的遭遇······

二

　　墙上的老式挂钟已沉重地敲了四下，我躺在床上，一点睡意也没有。

　　这位不速之客的人生遭遇像一块铅，沉重地坠进我的心底。他名叫吴波，原来家住汕潮市，几年前才和母亲及小妹妹迁来清丰县。他没有固定的职业，靠一台破旧的自行车当人力车夫，有时从山区拉柴拉碳出来县城转卖，有时也给建筑工地拉石灰，靠苦力挣几个钱，勉强维持生计。

　　由于他是体制外的单干户，那个年代尽管是靠自己的劳动谋生，也是政策所不允许的，随时会受到干涉惩罚，就在三天前，执法部门说他无证经营，投机倒把，将他的货和自行车扣了，还罚了10元钱。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人家杀鸡宰鹅，张灯结彩，热热闹闹准备过年,而他却连买几斤米的钱都没有。更令人焦急的是他母亲的病，肺气肿、心脏病、高血压，又日趋严重，没有钱，不要说进医院治疗，就连一个药片都拿不到。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救活母亲，她才昧着良心充当了昨天晚上的“绿林好汉”。

　　黎明前的黑暗虽说是短暂的，但久违的太阳却迟迟不愿给冰冷的大地送来温暖。

　　我睡不成，干脆坐起来，用手轻轻地按摩着受伤的脚踝。脑子很乱，想了很多很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我有一个县委宣传部部长爸爸的家庭，不就是处处体现到这种优越性吗?高中毕业后也不用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照顾安排在县城一间化工厂工作。在这物质十分匮乏的年月，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粮票，布票，肉票，鱼票，煤油票，就连豆腐粉丝都要票。而我们家却啥都不缺，应有尽有。活了20多年，我还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等不顺心的事呢?吴波贫穷潦倒到这个地步，太不可思议了。

　　昨晚，吴波送我到家门口时，我执意要借给了他20元钱，心想这也许可以帮他暂度难关。这样做，我感到几分自慰，他几经推托，最后还是感激地接受了。

三

　　春节过得平平淡淡，该放假的单位都放假了，不像过去搞的那一套形式主义，什么过革命化的春节啦，节日加班夺高产啦，大年初一下乡支援农业水利建设啦，搞变相的强迫劳动，弄得节日比平时还紧张。

　　我的脚只是扭伤，除此并无大碍，休息几天后已逐步痊愈。天天呆在家里，应酬着前来拜年的亲戚朋友。但心里有些烦燥，总掂记着吴波，还不知道他家的年过得怎么样呢?他母亲的病好些了吗?某种力量驱使着我，好想去他家探个究竟。

　　年初五，一缕阳光穿过薄雾投射到大地，天气似乎暖和了一些。我怀着探险一样的心情，蹬上自行车，按着吴波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他家。

　　这是紧靠胡同边的一间简易住房，乍一看，和闹地震那一阵子搭的抗震棚差不多。我犹豫了一下，从自行车上取下装得鼓鼓囊囊的挎包走了进去。“吴波在家吗?”我轻轻地喊了一声。屋子里光线很暗。“谁呀?”从床上发出一位中年妇女的咳嗽声，“你找谁呀?”又是一阵强烈的咳嗽声。“我找吴波”。我怯生生地回答道。“波儿他天不亮就出去了。”话语里伴随着像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气喘声。我想，这应该就是吴波的母亲了。她从床上挣扎着要坐起来，我连忙走过去，让他躺下。“阿姨，你躺着吧。”

　　我打量了一下这间小小的居所，这是一间破旧的茅草房，一个竹编的屏风把它隔成两半，冷冰冰的，仿佛太阳永远照不到这个角落，家具十分的简陋，给人一种萧条凄清的感觉。“姑娘你找波儿有什么事吗?”妇人望着我，惊愕地问道。“我没啥事，就是来看看”。我突然感到不知所措的支吾着，连忙从挎包里掏出东西，瞬间，橘子、糖果、点心，各式各样摆了一床头。我一边掏东西，一边试探地问，“阿姨，吴波去哪了，是给你拿药去了吗?”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直愣愣地看着我。这是一张瘦削憔悴的脸庞，虽然岁月的风刀霜剑在她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的皱纹，但从分布均匀的五官上可以看得出，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位漂亮的女郎。他喃喃地说，“拿这么多东西来，太客气了。来姑娘，扶我一把。”我扶起她，用被子给他掖在背后，让她半躺着坐。

　　“波儿这孩子命苦，我这半死不活的身体把他累拖累了。”又看着我说，“多少年了，谁也没有到我这个家来过啊。”一阵剧烈的咳嗽，她的脸涨得发紫，我轻轻的给他拍了拍背。“小吴怎么不留在家照顾你呢?跑哪去啦?”。他摆了摆手，好像替儿子辩解一样，“前几天被工商所扣了单车，罚了款，家里分文没有，我又病成这个样子，他一天急得团团转，好几天没有挣到一分钱。”他的语调很低，带着一股慈祥的母爱。用手轻轻理了理几缕掉下来的发丝，接着说，“儿子碰上好人了，一个好心人借给了20元，这才给我买了药，买了几斤米过年。”她叹了口气接着说，“这两天又去乡下挑些菜回来城里卖，挣几毛钱买米。工商所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还说要抓人那。”他说到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充满忧虑地说，“哎，这日子真不知怎么过，哪是个尽头哦?”

　　我扒开一个橘子，取下一片送到她嘴边，下意识地问，“那小吴他爸爸呢?”这句话引起了她强烈的反应，她一双黯淡无光的眼晴痛苦地张大了，嘴角微微地颤抖着。泪水在深陷的眼眶里打转。我自觉失言，真不该随便说这不知轻重的话。“波儿他爸要是不被抓进去，我们家怎么说也不会到这个田地呀。”说着，泪水顺着眼角的鱼尾纹淌了下来。

　　原来，吴波的父亲叫吴大伟，读过几年私塾，十七岁参加地下党，担任潮汕地区南山片地下交通员，民运队队员。后来加入东江纵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负过伤，立下了许多战功。建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文革前己是汕潮地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他性格耿直，处事公道，为人正派，敢说真话，工作中也得罪了一些小人。文化大革命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的风暴，他被当成了污泥浊水冲刷了出来。过去的一位同事，揭发吴大伟是阶级异己份子。后来吴大伟凭着自已根红苗正的底气，发了几句牢骚，想不到竟酿成大祸。造反派指定专人，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写了一份吴大伟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污蔑群众运动罪名的揭发材料。几个造反派，公报私仇，扇动红卫兵勇士们三拉两推，把吴大伟拉下了马，成为汕潮地区显赫一时的牛鬼蛇神。车轮式地游街批斗，无所不用其极的谩骂毒打，折磨得吴大伟死去活来。不久便被定性为现形反革命份子，判了十五年徒刑，投进监狱。 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完蛋儿混蛋”的年头，吴波也被开除出了学校“驱虎豹”红卫兵战斗兵团，成了低人一等的“狗仔子”，母亲忧愁交加，积郁成疾，老病复发，新病又生，那些造反派还是三天两头来抄家找罪证，闹得日子不得安宁。没办法，吴波只好退了学，与妈妈和七岁的小妹妹搬到清风县，避开那些无休无止的折腾。

　　从此，16岁的吴波靠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给母亲治病，为了支撑这个被社会所遗弃的家，他风里来雨里去，拉货、捎脚、搬运样样都干。碰上好运气，一天能挣几毛或块把钱，要是碰上那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管理人员，便连本带利全被没收，轻则挨一顿训诫，重则遭一顿拳脚。由于收入低，难以糊口，只好忍疼把妹妹送到乡下姨妈家寄养。

　　吴波像一叶失去操控的扁舟，在茫茫的大海上随风飘零，望不到海岸，靠不上荒岛，任凭风吹雨打，等待他的命运就是沉没、触礁。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公，当一个人在败运倒霉的时候，就像一口荒废的枯井，死猫死狗、破鞋烂袜、粪便垃圾都可以任意往下扔，直到最后填平，并慢慢被人遗忘。现在吴波一家的命运也不就是一口被人遗忘了的枯井吗。

　　与命运的抗争，妥协就是等于死亡，迎难而上，才能寻找到生存的空间。自行车被扣留了，就用双脚双手代替，这些年来，他已尝惯了这些苦头。

　　吴波母亲抽泣着，用袖口擦了擦腮边的泪水，结束了她的叙述。

　　“哎，我本来是不信命运的，但现在我不得不信了，该是前世不积德，这一下全报应了。”我掏出手绢，擦了一下湿润的眼角，安慰她道，“阿姨，你不要太忧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人总不会永远遭厄运的。”我嘴真笨，拿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开导她。

　　我在她枕边偷偷放下十元钱，刚准备离开，吴波回来了。他一看是我，开始是十分惊讶，继而羞愧地低下了头。“是您呀，您怎么来了，您请坐吧。”他搓了搓手，转过头去，关切地替他母亲掖了掖被子。从菜筐里拿出一包中药，一边往药罐里倒，一边对他妈说，“这就是那天借给我钱的好心大姐”

　　他妈抓住我的手，哽咽的说，“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呀，要不是你，我们这个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波儿，快给这姑娘倒杯水。”

　　我离开吴波家时，他看我一拐一拐的走路，很过意不去的悄声问，“脚还疼得厉害吗?”我不在乎地回答道，“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他用手弹了弹粘在衣袖上的泥，咽了一口唾沫，迟疑地说，“您对我们的帮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不过你今后千万不要到我们这里来了。”“为什么?”我迟疑问。他两只手在互相慢慢的搓着，眼睛盯着地上一只正在觅食的蚂蚁说，“我是反属，爸爸还在监狱里，别把你们给连累了，这几年和我们走动的亲戚越来越少，”他搓搓手继续说，“我二姨父来看我们，回去就被批斗了几次，写了不少检讨，差点把饭碗都丢了。”我急忙说“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再说现在已粉碎“四人帮”，气候也不同了。”他用感激的目光把我的身影送上了林荫道。

四

　　此后，我又到吴波家去了几次。我发现他有广泛的爱好，文学基础很厚实，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还坚持积累生活素材，做各类笔记，每天坚持背一首唐宋诗词。按他自己的愿望，有朝一日，他要把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那些是非混杂、光怪陆离的历史悲剧，写成小说公诸于众。我看了他写的提纲，可以说是一部“目睹十年之怪现状”。他还是体育爱好者，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参加了汕潮市业余体校训练班，曾获得汕潮专区少年乒乓球比赛单打亚军，还拉得一手好二胡。

　　这一天，他即兴从床顶上摸出一把掉了龙头的二胡，那是文革“破四旧”留下的痕迹。只见他熟练地调了调弦，一首《江河水》从他的指尖流畅地奔泻出来，悠扬的旋律时而如泣如诉，委婉动人，时而抑扬顿挫，扣人心弦。它的情感己经溶入了琴声，只见晶莹的泪珠从他的眼里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到了伤心处，我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境，羡慕他潇洒优雅的才情。

　　他的许多爱好寄托着他的理想和抱负，无奈生不逢时，偏偏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偏偏他爸爸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可怜他的前途、理想、青春热血就这样几乎被断送了。

　　从这以后，我和吴波成了有许多共同语言的朋友。我喜欢文学，也喜欢音乐，一有空就到他家去，谈论一些文学、音乐之类的东西，每次都有新的收获，觉得他懂得的东西比我多。说来也怪，吴波家一间破破烂烂、又窄又矮的茅草房，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如果有几天没去，几天见不着他，心里就会像长了草似的。

　　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许多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为什么吴波爸爸的冤案至今没有平反的消息呢?敢情他真的就是那号地地道道、罪该万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吗?

　　秋天到了，金风送爽，该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一天，我来到吴波家时，他正给他母亲读信。见我来了，他兴奋地扬起手里的信说，“快来看，快来看，我爸爸来信了，他的问题已重新审查，冤案该平反了。”他显得很激动，拉过一只木头凳子示意我坐下。

　　他把信递给我，神秘地说，“听说那个过去揭发我爸有历史问题，整我爸黑材料的人就在咱们县里工作。不管怎么说，历史可以证明我爸是无罪的。”此刻，他妈妈喜极而泣，吴波搓了搓手，坐在床沿继续说道，“这些年的罪受够了，妈妈的身体变得这样糟糕，妹妹寄居乡下，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他再也说不下去，转而和我商量，“我准备这几天到汕潮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去看看，然后去接爸爸。”他关切地望了望妈妈，接着说“但我妈这几天病情有所反复，我一去短则三五天，说不定要七八天才能回来，真不放心妈妈。”

　　我摆摆手说，“你放心去吧，阿姨由我来照顾，我早晚来看顾阿姨，也不耽误工作。”他母亲也说，“波儿，你放心去吧，你爸不知道被折磨成啥样了。我这不要紧的，有事还有小刘呢，你快点去，早点把你爸爸接回来。”

　　吴波第二天就去了汕潮市。我一下班就到他家去，给他妈妈熬药做饭，收拾屋子，洗洗涮涮。她待我也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我度日如年的盼望着吴波快点回来。有时陶醉在美好未来的憧憬之中，有时竟产生了难以琢磨的不安与烦躁，坐立不安。

五

　　这天，吴波终于回来了。我匆匆地赶到他家，他正跟他母亲低声地讲着什么，我情不自禁地走到吴波面前，热情地说，“你可回来了，你爸爸他好吗”?他的脸色铁青，阴沉冷漠，冷冷地说，“没给折磨死，还活着。”说完用眼角瞥了我一下，这一瞥带着仇视与愤恨，同时也挟带着嘲讽和讥笑，真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把一包脏衣服泡在盆里，也不理我，就自己洗了起来。

　　是。我说，“你路上很累了，我来洗吧。”他一把拉过洗衣盆，狠狠的说，“算了吧，用不着啦。”说完连眼都不抬，又低头洗起了衣服。这一下子真把我搞糊涂了，我尴尬地站了起来。他母亲一看这个情形，就打圆场说，“小刘，你就由他洗吧。”她的话语也不像原来那么亲切了。他母亲自言自语地叹道，“这也不能怪孩子啊。”

　　吴波那股气势汹汹的样子，激起了我一股无名火，我从来没有受过别人这样的奚落，况且我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帮他们呀。我再也忍不住了，便狠狠地说，“那我走了!”吴波根本就没有挽留我的意思，只是抬起头，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我走出他家那扇小小的破门。

　　回到家里，我往床上一倒，蒙上被子就睡，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酸甜苦辣说不出个滋味。这叫什么呀?平白无故地招此冷遇，难道是我没照顾好他母亲……对了，说不定他父亲平反后又当上了什么大官了，大概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他要是真的这样想，那我就趁早不沾这个光。想到这里，我不禁暗暗的骂道，吴波呀吴波，我看你穷叮当的怪可怜，主动帮助你，没想到你是这等没良心的伪君子，给狗一块骨头还会摇尾巴呢，你真不如一条狗呵。

　　几天没到吴波家去了，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本不应该去留恋。可是我却没有这个勇气把它从心上抹去，越想忘掉他，她的影子就越故意在你眼前出现，甚至连梦里也少不了这个角色的纠缠。

　　爸爸从地委开会回来了，从我懂事起，他就是那种闲事少管、无事早归的人。他那两道浓浓的眉宇之间总挂着一个刀刻似的“川”字，很少能看到他的笑容，他好像有许多说不清的心事和苦恼。可是这次回来，眉宇间的“川”字却不见了，眼角还挂上了一丝苦涩的笑容，一反常态，我感到十分的纳闷。

　　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半梦半醒中，听到爸爸妈妈还在说话，话题好像与吴波有关。

　　“老吴的妻子和儿子原来就在咱们这个县城里住，他妻子身体有病，孩子没有工作，不知道这些年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是爸爸忧虑的声音，接着是沉默。“老吴出狱后，还需要调养，那一阵又批又斗，身体早就搞垮了，这又坐了快十年的牢，不到50岁的人，现在已老气横秋了，罪过呀。”爸爸叹了口气接着说。

　　只听妈妈说，“也该怪你，当时你要不揭发老吴所谓的历史问题，不整他的黑材料，老吴就不会坐牢呀。”又一阵沉默过后。爸爸无奈的说。“我不写，就会有别人写，那是什么世道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又能逃脱得了呢?我不揭发他，就有人揭发我，我也保不住。当时我也是敷衍了事，哪知道会有一那样的结果，灾难，灾难，真是你死我活的灾难呀”。声音越来越低，慢慢地听不见了……

　　然而，我己明白，吴波母亲曾提到过的那位陷害她丈夫的同事，大概就是我爸爸。我像被六月的黄蜂蛰了似的，浑身热辣辣的，掀开被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可耻，为了自己不惜手段的陷害同事，出卖别人，简直是刽子手!我盯着天花板发呆，脑子一片空白，直到天亮。

六

　　我好像得了一场病，无法接受这种残忍的现实。常常一个人独自跑到望洋溪的槐树下发呆，数着根本就数不清的水纹。我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决定社会大局，而社会大局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格局。落后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也就难免造成如此的社会状态。现实为什么这么冷酷?为什么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这样纷繁复杂?亲人、战友、同志为什么要人为的敌对起来，反目成仇，自相残杀，这是历史必然，还是制度的缺失?即使我爸爸是酿成吴波家悲剧的罪魁之一，我们作为家人又要无辜地去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吗，难道连我也有过错吗?

　　我和吴波一直没有再见面，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日的烟消雾散了。我十分想见到她，又希望不要见到他，心里非常矛盾。

　　新一年的春节又要到了，腊月二十九清晨，我下早班刚出工厂大门，吴波意外的出现在我面前。我先是一愣，尔后不屑地白了他一眼，扶着自行车，眼睛望着龙山顶上高高的电视转播塔。吴波诚恳地对我说，“我爸爸回来了，明天晚上两家人一起见个面好吗?”说完，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我转过头来，故意装作爱搭不理的说，“你爸回来跟我有什么相干?见不见也没啥意义。”话没说完，我就推起车子想走。吴波一把按住车把，从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接过信，望着他消失在雾霭里的身影，心里感到一阵怅惘。信不长，我一口气就读完了。

　　信是这样写的：刘莉你好!也许你还在生我的气吧，请原谅，要是你处在我的位置，也许你的反应比我还强烈。这是历史安放在我们之间的一颗定时炸弹，终于炸响了，他炸伤了我的自尊，也炸碎了我美妙的幻想，他在我们中间炸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在我走投无路的境况下，充当了不高明的“绿林好汉”，但第一次行动就在良心的谴责下失败了，我意外的得到了你的恩惠，这使我既惊讶又感动。我应当感谢你，你不单从经济上帮助了我，也从精神生活上给了我一线光明和安慰。

　　一年多的交往，从你真挚诚恳、热情直爽的言行中，我知道你对我和妈妈的关心是真诚的，我很敬佩你的人品。然而，但我去看望爸爸后才得知，当年致使我爸含冤坐了十年牢的揭发者，其中一个就是你爸爸时，我就把一切怒火，怨恨，通通的发泻到你身上，这不正是冤家路窄吗?

　　我爸爸彻底平反了，一切都属于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身体也基本恢复了，省委己任命他为咱清丰县的县委书记，春节后就走马上任。

　　当爸爸知道了咱们那段传奇式的“巧遇”后，对我的鲁莽和不礼貌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过去的事情不能怪罪某一个人，这是历史灾难，原因非常复杂，全国上下受到这场浩劫牵连的何止我们一家。如果我们这些从监牢里出来的人，再去找过去批过我斗过我的人算旧账，报私仇，那么这笔账将永远纠缠不清，子子孙孙，没完没了，我们国家还得乱套，那样，怎么能同心同德干四化呢?不能啊，孩子，过去的事情给你们留下的不是怨恨，而是足以记取的经验与教训”爸爸还说，“希望你和刘莉的关系保持下去，他既是一位善良纯洁的姑娘，你既喜欢她，你就向他表明心志嘛，可不能把错一古脑地怪罪在她父亲身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人自危，只能各求生路，这样的历史责任，更没有理由让他的后辈来承担呀!”真没想到我爸爸有这么宽广的胸怀，相比之下，我显得那么狭獈和自私。

　　小莉，严冬已经过去，新春就要到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火热的生活和工作中填平历史隔在我们之间的鸿沟吧!盼望明天晚上的见面。

　　我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疑虑随之消散，压在我心底的一块坚冰好像已融化成甜甜的蜜汁，浑身顿觉轻松不少。我必须马上告诉爸爸，吴伯伯是不会记仇的，相信爸爸妈妈明天也能同我一块儿去看望吴伯伯一家。

　　新春的朝霞像慈母的手，轻轻的抚慰着大地，大路两边的柳树已冒出了嫩绿的枝条，山坡上高高耸立的木棉，花骨朵悄然孕育在和暖的春风中。远处传来了清脆的爆竹声，这是辞旧岁驱鬼神、迎新春庆佳节的信息。我自言自语地说“再见，过去了的岁月!一切从新开始，心永远憧憬着未来”我快步蹬上自行车，一颗炽热的心己飞向那万木葱笼，万象更新的早春大地……

　　1979年初稿于内蒙古赤峰八九三四一部队

　　2022年10月改定于广东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