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段时间，诗歌、小说，所有文学的创新，以及记录另一种思想的正当性，均遭受了质疑。就在这个时代行将结束时，某个意志将我投入了混沌的世界。好像一粒麦种，向上的诉求迫使它首先要落在一撮不起眼的土里。我选择了一个滨海小镇。石头和木头在那里竖起原始的偶像，古老的传统制造了无数单纯的幻景。
　　骆驼山、一星河、杨树林、南山、小石桥、大海和码头……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故乡里这些实在的事物上，我最初学会了分别。经验被意识转化为知识，我借此尝试表达自我和他人。
　　孙灵问、孙莫问、梁先生、大皇姑、张楚云、雨霖、殊兰、兰若、孙灵灵、故新……《比喻》里所有的人物都曾表达过这片土地。除了和个别人有过亲密的交往，他们和我，我们仅仅在同一个地方，让杨树林里滑过的风声同样动听。
　　我似乎看清了他们的轮廓。随后，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什么也没有。也许在人的意识里，世界从来就是如此。
　　当步入大学，伊甸园渐行渐远，我像一个洞中人走到了日光下。《理想国》描绘了人类永恒的抱负，在历史长廊诡诈的机关里流窜；我走近苏格拉底、黑格尔……听到了灵魂不死的传说，游离了吕克昂校园；我也看见时间、自由意志，还有上帝之城的骨架。是智慧使它们组织得那么精巧。
　　然而，智慧却不能使欲念长眠。《好了歌》构建了生命和黄土的逻辑，我却在生活里寻找探春。大泽乡的一声呐喊唤醒了三国时代，我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另一个令狐冲。四十岁以前我似乎拥有了一切，甚至更早就取得了商业上自以为是的成功。而性情才是呼召。它胜过因果环境所造就的全部，时间和运动也不能改变其方向。船已经抛锚，却泊在了暗礁之处。我挣扎着要换个地方，但缺乏一种崇高力量的牵引。人的生命之中，总有那么神圣的一天像闪电般闯进我们的习惯。一个傍晚，我遇到了我的花园奇迹。“不可荒筵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出自《罗马书》）我意识到，罪魁的我要想获救，除非变成盐和，别无他法。
　　使命跳下来，就有一颗忠诚的心来接着它。当意识把以往和现在的色调连成一个整体，我和故乡之间却产生了误会：故乡怀着柔情重新接纳她从未远离的游子，而我却在她若干陌生的肢体上真正认识了故乡。
　　表达的欲望正好发生在这种对立的阶段。在现实和思想中间，那些形象投下了他们的影子。象征最终使《比喻》借助差异完成了某种同一。我自知，它还不够完美。
　　作品本身的答辩往往比对它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但小说不同于哲学，小说是一种羞怯的艺术。任何小说都被它的作者所信奉的法则支配着。冒昧地谈谈我所信奉的东西，因此成为一种必要。
　　在我看来，小说永远无法穷尽对心灵的表现，正如它无法穷尽对现实的表现一样。一部小说做不到，小说的全部也做不到。语言背负了这个历史包袱，揽下了全部罪责。因为人们常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假如我们问一下：建筑、绘画、音乐这些非自然语言的艺术做到了吗？
　　事实上，错误并不在语言，它只是代人受过。任何一部小说都只是心灵的一个细节，然而人的意识是绵延的整体。情感和自由意志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意识。观念总是先于事物，整个世界都以某种规律预先存放于心灵。
　　人们头脑里有比盛夏的不计其数的花草还要多得多的色彩。我们有理由确信人类一切知识的奥秘和一切欲望的呻吟，甚至可以发自一位朴实农民的心灵。财富再多也无用，成就越大越是公共财产，只要脚依然占据坚实的土地，一个人就把整个世界连在了一起。他因此拥有但丁的《神曲》、基督的心，孔子的言论和始皇的抱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或他们的追求，在每个人看来，都是他自己的呼喊，都表现了他尚未达到却可能达到的自我。凯撒所用的剑，在大学里读文学的青年觉得挂在他的腰间，也仿佛亲临了那种征服世界的壮丽时刻。所有的受难，若背上十字架就不再猥琐。而尼采和基里洛夫则走得更远，他们试图谋杀上帝并取而代之。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他自己，特别是他渴望成为的那个样子。同情也不能排除在外。同情也是一种共鸣。真正的悲悯不是害怕受苦，而是愿意受苦。这种愿望极为微弱，几乎没人希望它变成现实。但情感可以左右意志，使其顺服这种愿望，好像世界对人做了坏事，我们必须要洗刷嫌疑似的。悲剧忠实于意识的戒律，从存在中获得它的高贵。在那里，无情、冷漠、辩证的命运组装了生活，剧中的人物替他活了一回。在接受艺术诗意的同时，人渴望体验存在的苦涩。无疑所有人都潜伏了一个伟大的本我。就共同的心灵而言，全世界无非只有一个人类。
　　然而，在共同的心灵里，只有一个因恒定而真实的问题，那就是死亡。水能不能变成油，量子力学还能走多远，时间究竟是什么，人真没必要在这种事上太纠缠。就算知道了时间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时间。人类尚未陷入这些困惑之前，种族也延续至今。崇尚减法的自然主义者倒认为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是历史的倒退。为此，如何使人活得有尊严，有幸福感，首先要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其他。而所有的基本问题都是由死亡这个必然结果所引发的。我从哪里来，是人在探求死亡的原因和逻辑。我是谁，是在必死之前寻找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如果没有死亡，没有对“我将到哪里去”的拷问，其余两个问题都无关紧要。人尽管活着就行了。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困境，但困境一定是问题。死亡的困境产生于意识的无限欲求与肉体有限存在之间的对立。但凡有意识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世界无动于衷，这种形而上的焦虑越过数千年依然充满敌意。对于活着的人来讲，死亡是未来的行为或动作，作为全人类相同的命运，它通过某种吸引力决定了真实的心灵。这种形而上的焦虑引发了人类所有的焦虑。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命题：如果人永远不死，意味着无条件地活着；反之，只要死亡存在，必然有其条件存在。因为死亡存在，疾病、战争、瘟疫、灾害，甚至忧虑，无论什么都能构成死亡的逻辑。一切都出于自愿或自觉，烂泥、朽木同黄金一样能满足肉体的愉悦。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死亡不是意志选择的结果。衰老的罪魁并非时间，人只能在焦虑中老去。天因无情，故而不老。假如人永远不死，那么死亡的逻辑将不复存在。西比尔就不会因青春消逝导致躯体几成空壳而求死不得。死亡不再是结束，而变成了开始。人一切的困境都源于这个元困境。
　　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也有焦虑。他和所有人一样或短暂或持久地产生过这种感觉：像猫一样无聊，像皇帝一样无聊。以至于他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无聊得要死。”相反，极度高兴时甚至会说：“我高兴得要死。”一个死字，道尽了元困境如影般无法摆脱的可怖。 
　　人们只关注热爱的事物，而向自己隐瞒死亡的可怖。死亡就像真理一样使人反感。但恒定的东西，不可能被那些试图回避它的人永远摆脱。
　　人坐在时间的列车上，在未来里旅行。我们总是靠明天或后天活着。未来把我们交给未来，而未来终有止境。站在楼宇间，人看到的还是楼宇。或者在办公桌前端起茶杯时，或者在一场睡眠之后，或者在与爱人的激情过后，机械的生活就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人为什么会死？”“我赢得了全世界，又有何用呢？”意识的觉醒从质疑开始出发了。
　　大自然像圣人一样，也时刻唤醒我们。万物那种昙花一现的真实，使我们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卑微和尴尬。当我们把一块海绵握得更紧时，里面的每一滴水却都流了出去。最后，除了死亡，我们一无所有。
　　形而上的焦虑就这样在日常的习惯中得以复活。一个真相使人开始重视黑夜。爱情、财富、权力，阳光和水，再也不能把觉醒的人送回到纯粹持久的感官快乐当中了。
　　如果焦虑是一种疾病，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带着这种病痛活着。哪怕是绝症，从起初到现在，人类也从未放弃对它治疗的努力。
　　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有其物理的征兆。文学、哲学和科学用各自的肢体做着尝试的动作。然而，文学率先踏上了征服之路。纵观各种文学起源的学说，几乎一致认定人类的混沌时期就有了原始文学。学者们为文学的认识论争执不休，却毫无例外地忽视了其起源的真实动机。这动机，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需求，真实的心灵需求。没有需求，人就不创造任何东西。大自然给予的已经足够了。哲学和科学也试图给出证据，并提供解决这种焦虑的出路。有些哲学家也是科学家或文学家，在这里我将混为一谈。时间和历史相对于本质而言毫无意义。我只想作为掌握了它们全部进程的人做总结性发言。
　　“你既无青春，也无老年，而只像饭后的一场睡眠，把两者梦见。”莎士比亚为元困境提供了富有诗意的解决方案。人生如梦，中国更是早已有之。问题在于，主观唯心主义却以为提出者果真认为人生就从来不曾存在过。然而只要意识到是梦，就意味着存在不再是梦。轻蔑对德行无用，对命运却有用。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态度，是对死亡的轻蔑。同理，只要认识到不存在，就意味着认识的主体存在了。无疑主观唯心也证明了人及其意识的存在，只是他们不甘心承认而已。也许，视有为无是对死亡的更大轻蔑。
　　荒诞主义者似乎更具有喜剧天赋。荒诞像尼采杀死上帝一样杀死了永恒。它倡导人不应该按照向他描述的模样，而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生活活到自己的未来。元困境被他们的果敢视为一个笑话，结果荒诞显出了像逻辑那样坚不可摧的诚实。但荒诞主义承认元困境的存在。荒诞的意识因此才得以产生。然而真正荒诞的是，提出者却依靠其一贯反对的理性得出了荒诞这个结论。理性的产物——与死亡抗争，顺其自然地成了他们对付命运的唯一武器。
　　从胡塞尔到萨特，现象学重组了存在主义。不懈的世俗追求一度使他们宽恕了自己的存在。用思想和成就装扮荣光的躯体，他们视荣耀与死亡一样永恒。当意识到裹尸布和尸体是一码事时，险些让他们与荒诞主义结盟。但覆盖在死亡上面的裹尸布，毕竟能给人一点儿温暖。
　　还有另外一批人，至今都没有放弃传统。他们相信永恒，身处自己的迦太基，坐在橄榄山上却不敢睡觉。诚实必有其准则。那些为此而生的苏格拉底们，为冷漠的世界做着另一种注释。我想，我要说的是某些宗教。
　　科学较之前的每一天，都在进步。人类从中获得了足够的自由，以至于坚信若是找到了时间的终点，就找到了死亡的终点。因为数学符号的真实性被科学奉为律法。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未有过像今天一样，如此受人尊崇。“请用数字说话”，几乎成了世界的通行证，好像数字的话都是可信的。人们企图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里搭建永恒的天梯。无论什么流行，都不是偶然的。但科学误导人们把假设当作真相，我不能苟同。我只能说，假设也是对付命运的一种手段。仅此而已。
　　时间把世界推向了当代，思想用其多样化的原则，赋予了表象更多的活力。意识无时无刻无不面对着丰富多彩的比喻。存在是辩证法。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按照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来生活。一切真实都是意识工作的记录。它的组织由全部的时间和空间来阐明。
　　每个人都是一部关于真实的哲学。他用真实的心灵，尝试体验、描述、解释和创造某种存在。逻辑是贯穿其中的唯一一条线，所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东西，都像珠子一样串在上面：对象、主体和本质进入了我们的头脑，正是那条线的缘故，意识才像生殖一样具有了强大的绵延能力。人是天生的理性物种。就连那些排斥它的哲学家们也无一例外，因为使用了这条线，才最终组织了他们的宇宙。他们却不自知。也许是刻意抵赖。世上不存在真理的灵魂无法进入的人身。至今，人类感兴趣的也只是恒定的东西。
　　我们经常听到“留给时间来检验”的说法。这句格言让我学到的唯一的东西是：如何运用含糊的修辞来显示其高深。然而，时间什么都干不了，这是自明之理。真实的心灵才是手握权杖的摩西。
　　任何经典都不可能在无意识里诞生。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自觉地把自己在作品里变成人类真实的心灵。工作变得极为简单，因为他们只需为一个人创造。惟其如此，作品才可能与时间共存亡。历史最终把他们变成了柏拉图。他们吞噬了所有的世代。
　　普鲁斯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加缪，他们就是那些回应真实心灵的小说家。但丁若是小说家，他也应该算作其中的一位。我姑且只举这些例子。
　　他们的作品是人类真实心灵的符号。模仿自然或生活，只是把过去和现在的局部报告给我们。他们却尝试用一个有希望或不绝望的明天来照亮世界。小说不能使现实升华，思想就止于模仿。哲学家运用推理的语言对世界解释和创造，好的小说家则借用现实形象来虚构真实心灵的意象。意象也是一种语言，是暗示的语言。解释和创造被它狡猾地乔装改扮。在那里，充满真实的逻辑，故事制造了存在的困境，不给或给予若干出路，逼人们自己做出选择。这样，小说就不再属于道德范畴，而是形而上了。
　　音乐的节奏和建筑形式的对称，制造了它们的美学。节奏、形式的对称，这些恒定的东西一再重复，使人认识了自我。如果局限于体验和描述，只注重讲故事，只强调反映或报告，忽视恒定的东西，那么小说就丧失了它本该具有的力量。故事正如小说本身一样，也仅仅是人类心灵的一个细节。然而，只有真实的心灵才是恒定的细节。形式和力量构成了小说的整体。轻视故事的形而上是哲学，同样也不是好小说。
　　直接与哲学对话并依靠哲学认识世界的想法不够亲切，在日常冲突中，它无法安抚我们的灵魂。因为人的脚步一旦临近，精灵的舞蹈就中止了。好小说则不然。它借助意象说话，真实的心灵使故事内外的人同时成为经验的占有者。《忏悔录》从人的内部出发，奥古斯丁制造了一双属于所有人的眼睛。那里就发生了奇迹。轻快像一面特殊的镜子，我们从中看见了所有美的东西。小说若变成了让人节省力气的便利哲学，它就可以像柏拉图一样永远神圣地存在。
　　众多的文学流派没有使人忘记那些好的小说。心灵若是一则寓言，小说就构成了它的象征。如果放弃了模仿和平庸，创造和杰出就应该成为对它的补偿。捍卫了人的尊严，小说就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语言的核心功能是区分和界限。好小说理应被它赋予更精确的位置。
　　我想，真实的心灵已经造就了那些难以逾越的高峰。传统像茧一样，用束缚孕育了解放和自由。任何作家都不可能成为完全独立意义上的自我。
　　事实上，每一位作家都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博尔赫斯语）
　　（删节版《捍卫人类真实的心灵》载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