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风景的猪蹄

你也吃过猪脚，也叫猪蹄。我看那个叫“舌尖”的电视片，我发现导演聪明，因为他把舌头和肠胃，变得有记忆了。是我说错了？我理解错了，那好，就这样说吧，这部记录片给我的启示就是：舌头和肠胃是有记忆的，这种记忆藏在你内心最深的地方，用那些味蕾感知的世界的味道，连同那美味产生时的风景，都收藏好，等你老了，闲得发呆时，翻肠倒肚地去想。

到了东川的桥儿沟，就可以看到宝塔山了。看到了，就算到了。在延安插队的日子，每月有一天进延安城。进延安城是件快活的事，休息的日子，不想再窝在沟里。从落户的曹坪出沟，到公社李渠七八里。到李渠就到川道了，川比沟宽，沟里的河叫溪，溪流进了川叫河，川道里的河叫延河。在川道的公路上再走二十里，就到了延安。上一次延安来回走六七十里，图啥呢？看一回电影？逛一回延安的马路？还有，还有就是到桥头那个饭店买一只卤猪脚。从插队的小村子，走到卖卤猪脚的饭堂柜台，是一个稍有点漫长的过程。好吧，两个词，卤猪脚再加延安，就像一个命令符号，打开一串风景……

洗脸、刮胡子、换一身干净的衣服。一出窑洞，村头的婆姨就招呼上了：“延滨哟，今天不出工了，啊呀，上延安啊。家里汇钱来了，烧得坐不住了。嫂子没瞎说，看你急得脸都红了，不叫你捎东西，放心去逛吧！”一边打招呼，一边流星大步往村外走，生怕这些大嫂子小媳妇说出什么更“骚情”的玩笑来。人说这里妇女地位低，买卖婚姻。然而村上的习俗是女子出嫁前，和男人一样出工。女子结了婚就是“全职太太”，一个月最多出工五天，其余时间都在家里管孩子做家务。闲下了身子，闲不住嘴，和知青男孩开玩笑是婆姨们最开心的集体娱乐，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叫“精神广场舞”。

逃离婆姨们的笑声，沿沟底的小路往外走，心情也渐开阔。山峁越走越低，眼前的沟口越走越宽，天蓝蓝任云飘，那些云好像是从心窝口溜出来，看着就亲，望一眼就情不自禁地咧嘴笑。笑什么，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沟里的风景就像村庄里的亲戚，简单得用不光手上的指头：山峁、水沟、窑洞、青苗，数得过来的几棵树、几条狗、几只鸡，数不过来的是这天上的云。

路是越走越宽，走到李渠就是公社所在的场镇了。那时不叫镇，就叫公社。我们村第一个上调的插队女知青张桂花，就招到了公社，当了公社广播员。张桂花长得漂亮，老乡夸“一笑两酒窝”。所以她老笑，笑着就不下地了，在公社的石窑洞里，说说话就挣钱。那时真羡慕这女子，主要是悄悄也喜欢那俩酒窝。酒窝刚到公社，我还去看望过这同村的插友，坐了十多分钟，东拉西扯，没盐闲说。愣没见到人家露出那俩酒窝。以后再上公社，就只想，不见了。

走过了李渠，就是直通延安的大川道。公路没有铺柏油，汽车一经过，就扬起一堆尘土。早先还有梦想，招手挡车。后来发现这是最不可能的事情，像招工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好在路上车不多，所以，失望的机会也少。一个人走大路，比走小路还寂寞，寂寞就喊，走过村子，啊嗬一声，回应是汪汪的狗叫。没狗叫的地方就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那年月这歌挺流行，现在回想起来，悟出一点味儿来。

进了城，如果有电影，休管演什么，也看一场。那时还没有什么可看的，连样板戏都还没有上电影。电影院里除了西哈努克，就是阿尔巴尼亚。西哈努克亲王不在柬埔寨待着，《西哈努克访问西北》《西哈努克访问东北》，西哈努克专职当我们的新朋友，虽是纪录片，却是彩色的，阿尔巴尼亚是老朋友，老故事片，都是黑白的。票价都一角钱，想想还公平。就这样，也不是回回能瞅上。停电，那么这一天无黑白，更无色彩。

最后的高潮是桥头饭堂。那年月，饭堂人少，吃饭要粮票，一张大拇指般大的纸片，把饥饿挡在门外。天不绝人。穷得叮当响的陕北，有穷人的穷讲究。当时的当地老百姓不爱吃猪下水和头蹄。贱得很。桥头饭店里卖的卤猪脚，一只三角钱。除了知青，当地人几乎无人问津。我怀疑，这卤猪脚也是插队知青到了以后，这个饭堂的重大新举措。

递上三角钱，然后，大师傅用一张黄色的糙纸，包上一只酱红色油亮并散发香气的猪脚。接过这只猪脚，我坐在靠窗的长条凳上，望着宝塔山，想起那老电影里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手上的猪脚真香，窗外风景如画。

想到此，我觉得我还没有老……

甘沟

那年我一到这个地方，便觉得这个地名也许错了，应该叫干沟。这的的确确是一条干涸的大山沟。在延安南面的富县，从茶店子向东，走六十里到一个叫任家台的地方，这是军马场的场部。从场部再往东走二里，向北一拐，就进了甘沟。沟里可种包谷，在我们来以前，老队的农工就让满沟的包谷长出来等我们来收割。走完了这条沟，就到了队部，人称甘沟二连。在这个地方，我只生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这是我从农村来到的第一个国营单位。拿工资，每月二十七元。吃国库粮，尽管还是干农民的活儿，放马种庄稼。时间是1972年秋。

在地图上你今天也还是找不到这个地方，这么七拐八倒，甘沟的实际位置是在一片原始林区中部。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在这里干活儿的情形，因为我在农村当过生产队副队长，所以在这儿很快成了“好样的”，上调到总场去看仓库。我看仓库的地方还是在这片原始林区，但我是新职工中百里挑一选出来的，心情如范进中举。如果不是从甘沟上调场部看仓库，而是从北京放到这里来看仓库，我就不是范进而是林冲了。事情没变，起点变了，心境也就不同。说到这里，想起有人说“老三届”的人有特殊性，我看这其中有这么个道理：下了十八层地狱的人，只要往前走，就一步上一层，层层新天地。说到一边去了，还说甘沟吧，说说我还记得的几个人。

有两个北京知青是从安塞招来的，一男一女。他俩一来，大家就看出这是一对相好。混熟了，知道他俩是在一个队里插队。再熟些，知道这个队就只有他们两个知青。真熟了，才知道队上只给了他们一孔窑洞。为什么不多给一孔窑？穷，队上没有钱多砌。怎么住？一个大炕，中间用大箱子隔开，一人一半。于是，大家“啊”地一声，说的，装作说明白了，听的，装作听懂了。这件事在连里曾让男知青和女知青们着迷地幻想了一段时间，他俩的插队滋味自会是与众不同的另一番天地啊!不过，大家对他们的想像是偏向于浪漫而非下流，因为他们在多次招工中，只招男时，男的没走，只招女时，女的不去，于是双双来到我们这个甘沟二连。上次看《孽债》，我就想到他俩，《孽债》是海派故事，而他俩是京派言情。

我们的排长是老职工，他升任排长就算干部了，军马场与军队的规矩一样，排长就是干部，而班长还是工人。大家都知道，他当排长的一个原因是他娶了场长的千金，是驸马爷。驸马爷不是自由恋爱当上的，是经人介绍，让场长看上了。驸马爷只当了半天，婚礼后，夫妇进了洞房，不到一个时辰，驸马就被赶出家门。第二天两人去办离婚，一进门，女的就说，他是个流氓，一上床就对我耍流氓!民政干部一边听一边开离婚证，男的还没开口，这婚就离完了。排长说到这，就笑，是个傻女嘛。驸马撤了，不能把排长也撤了，他就从场部调到甘沟来了。

另一对就亮色得多了。男的是从老军马场调来的老机耕队长，队长夫人是北京知青，用知青的方式评价，盘儿亮，条儿也好。盘儿是指脸，条儿是说身材，算得上是军马场“场花”。调皮的知青把军马场的场歌稍加改动，放声歌唱：“我爱马场啊我爱马，马场还有一枝花……”那机耕队长模样实在太一般，能得到这么一个妻子是什么原因？一个说法是自然原因，原先的那个军马场地阔天宽，机耕时节，拖拉机开出去，可以睡上一觉，醒来也没到地头，转过车头，再接着睡，也绝对不会开出了地头。这女知青是他的助手，整天单男独女，又没有放不下心的事，就自然成了一家人。另一个说法是社会性的，说女的是个高干子女，老子被打倒了，无家可归，死了一条心，找个根红苗正的“工农兵”。

这三对男女，头一对是有点悲剧色彩的喜剧，第二对是有喜剧色彩的悲剧，第三对是悲是喜一直是个谜，大概这一对是今天许多电视剧中的主角，常常一看电视剧就让我想到他俩，于是也想到了甘沟。

马场的诗社

这是久远的事情了，似乎早忘记了，只是因为报纸上关于救护一个婴儿的报道，唤起了这一段回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我和二百名在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被招到延安以南富县深山里的“延安军马场”当农场工人。这个马场位于富县县城以西六十多里的深山，原先叫任家台林场，1971年被部队接收变成军马场，山大沟深、树茂林密，在黄土高原是一片罕见的林区。我在马场一大队的甘沟二连当了半年农工，调到场部当上了供应科的保管员。场部多是从山丹军马局调来的老职工，从延安抽上来的知青只有几个人。供应科除了我当保管员，还有两个外交部的子弟当会计，一个是小刘，父亲原是在香港工作的高级干部，“文革”中被秘密逮捕，渺无音讯。小刘还保留着一些照片，香港半山的豪宅，一身打扮如资本家的“少爷”。另一个是小蔡，父亲是外交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头头，据说全中国的好厨师都归他爸管，只不过也靠边站了，否则小蔡不会来当马倌。此外，场部办公室还有两个北京女知青，她们先从北京到山丹军马场，从那边调过来，长得也可以，对我们这些延安土八路不爱搭理，所以，供应科就成了连队延安插队知青到场部办事落脚的据点了。

聚到一起，没有饭局，但有酒有烟。烟是我集腋成裘，攒的。汽车司机拖拉机驾驶员领材料时，都要递上一支烟，接过来，往笔筒里一丢，一天就半筒。酒是场部加工队自酿包谷酒，每天酿出的新酒入库时，哥们儿从门口经过，喊一嗓子：“热的!”用茶杯舀上半杯，这是常事。有朋自连队来，香烟管够，烧酒伺候，漫天海聊，也真快活。酒加上烟再加上青春二十的几个小伙子，聊到后来，就唱《三套车》《红莓花儿开》。天天如此，也没劲。一次，五连有个眼镜说：“我写诗，念给你们听？”他有几本禁书。“下次带来!”马场实行的是大礼拜，十天才有一天休息。十天后，眼镜来了，神秘地从书包里掏出几本又破又黄的书来：“别让人看见了，了不得，封资修!”可不是吗？《花间集》《西厢记》，还有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其他一些小诗集。我只记住了这三本书，因为这三本书最受欢迎。一下子，大家都写起情诗来了。我没有写，那时，我的兴趣不在诗歌，而且也没有人需要我的情诗。我记得，每次小刘都认真地调侃这些“情诗圣手”们，嘴上叼着一只大头烟斗。我看着小刘想：“这个烟斗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的香港留给他的最后一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惜烟斗里装的是贫下中农抽的兰花烟。”在这个“诗社”存在期间，我只写过一首诗，应该说改写过一首诗，就是长诗《欧根·奥涅金》里，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那封信。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动人，但这封信译得没文采，便动手重写了一遍。记得是在冬天，当时，马场的场部也发生了一件中国式的爱情悲剧——

场部一个司机，和家乡的一个姑娘恋爱，并且让姑娘怀上了孩子。这个女人离开家乡来到马场，想在这里弄掉这个孩子。这女人长得高头大马，天天在球场打球，又蹦又跳又跺又跑，那孩子就是不出来。最后，孩子还是足月生出来了。孩子降生那天，当父亲的司机出车到西安拉货去了。天降大雪，四野茫茫，那女人自己给自己接生，用布包上孩子，爬上场部后面的山坡，在半山腰刨了个坑，把那刚出生的婴儿埋了。她从山坡走下来，被邻居发现了，在人们的追问下，她只是放声大哭。于是，一群人寻着她留下的脚印，上了山，扒开土堆，在冰雪里埋了一个多小时的婴儿，居然还有热气!婴儿被送进了场部医院抢救。消息传开，想要这孩子的人多得在救护室外排起了队：“这孩子命大，好养活!”“是个男孩!”“一个钟头都冻不死，神了!”故事最后是中国式的喜剧——出差回来的爸爸，二话不说，把母子接回了家，然后从场部开出一张结婚证，到处派送喜糖。

我吃着喜糖，用诗句重写了达吉雅娜那封信和《欧根·奥涅金》部分长诗。我从来没把这件事当作我创作的开始，这件事后不久，延安军马场撤销了，喜糖和诗社也都像那年的雪，悄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