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俗话说相由心生，对于您的面貌气质，您的学生曾有个很有趣的形容，说您像“慈眉善目的鹰”，您认为这个看似矛盾的比喻恰当吗？又是怎样的人生经历和心灵历程让这种气质写到了您的脸上？

答：“慈眉善目的鹰”这个形容，是我十六年前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时一个我的学生的说法。当时我为了了解我的学生的观察力和写作水，给新班的学生出了一道课堂写作题：“叶延滨的这一张脸”。其中，一位同学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还有一个小例子，十年前，我操办一个全国性的诗歌会，大概还很叫领导满意，一位年长的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高兴地对我说：“好好干，再过几年就该你这样的年轻人担重担了。”那一天，我刚好是五十岁的生日，只好回答：“不好意思，今天是我五十岁生日，算不得年轻人了。”记得当场许多首长们都过来敬酒，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长了一张不成熟的脸。说心里话，大概我看人看事还是有一点分寸，只是眼明心亮，却缺乏成“大事”的狠劲。无论江湖怎么风高浪急，总是脱不了书生意气，也不想脱这书生气，一不想“混”世，二不会“整”人，三不愿“钻”营，所以，成不了大气候，舞文弄墨，一介书生耳。

大概这也是家庭影响吧。我的父母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份子。母亲“一二九”在北平参加救亡运动，父亲十四岁参加学生运动，十八岁当了抗日决死队的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母亲被打成“阶级异已分子”开除党籍，后下放到大凉山当一名普通教师，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大凉山与母亲一起度过的。父亲解放后在高校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是四川省第一个公开被批斗的大学校长。他们都不是为了吃饭而投身革命的，为信仰为追求真理，一生颠沛流离。我比他们强，虽然也被下放过，也被批判过，也让人写内参当靶子，但我毕竟还一直能写作，有时还能尽可能的做一点实事。因此，我写过一篇给自己的文章《九不可为》，说的是心里话：“知道自己不是个完人，更不是圣贤，只是要做个自己看得起自己的文人，说到底，就是要相信天地有正道，人间有正气，做人也就正自己。”

2. 在1980年夏天的青春诗会上，您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您的诗歌有着生活底蕴深厚、笔致简洁、思绪饱满的魅力，这是否就是来源于您对于创作“平面”的定位呢？

答：要谈诗歌，一句话两句话甚至几千字，都说不清楚。１９８０年“青春诗会”我说这三点，是讲我对时代＼艺术＼生活的基本定位。我本来不是写诗的材料，读书时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数理化更好，也一直想学理工。我姐姐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的学生，我高中毕业前一年的夏天从大凉山的西昌，坐了三天汽车到成都，又坐了三天的火车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过了一个假期，一心准备考清华。天不遂愿，来了场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把我抛到社会最底层，农村，军马场，工厂，机关转眼就是十二年，当我再次考上大学时，已经三十岁了！我原有的各种发展可能都没有了。然而十二年血与汗，泥与水，与最底层的国人共同生命的体验，让我的笔下能流出诗与文来。比方说，在那次“青春诗会”上我写的《干妈》是写我与一个农村老大娘共同生活的细节与情感，那是真实有生活，我到农村给这家人当了一年的干儿子，一间窑洞里睡觉，一口锅里吃饭。这首诗，过了三十年，今年有几部建国六十年的诗选都仍选了这首诗。其实，这首诗今天的读者再不会有当年读者的感受。当年为什么这首诗“火”得不得了？，因为有两千万知识青年，我诗歌中说的事他们一读就能掉泪！

3. 读您的杂文，一种很特殊的感受是：没有激愤的言辞，没有旁征博引的卖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和，又有世事洞明。与杂文的本意相联系，这样的写法显然需要一种节制，您是怎样平衡的呢？

答：杂文在一般人眼中，或者在教科书上，都是投枪与炸弹。当然，也有歌颂性的，我至今不认为歌颂性的杂文叫杂文。对权贵们歌功颂德的文章自古以来虽然都短命，但也从来没有退场，而且一般说来，无耻文人的好话说尽时，权贵们也把坏事做绝了。因此，杂文家，写杂文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笔。

杂文有不同的风格，有尖锐的，有委婉的，我大概是比较平和的一种。

在阶级斗争阶级对抗激烈的时候，杂文作为斗争之武器，也“口诛笔伐”，也“唇枪舌剑”，都是要命的事情。没办法，你死我活嘛。有人说杂文是投枪、匕首、是战斗的武器。这种说法，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说这个说法的年代——内忧外患，连年战乱“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这种说法是个比喻。果真如此，当年就不用打仗了，大家都写杂文就行。在投枪和匕首成为对立双方主要发言人的战争年代，人们为了提高杂文的身价，于是说它也是投枪和匕首，其实说这话的人，听这话的人，都知道它们不是一回事。在国家进入法制时代，在现代社会里，说你是“用投枪和匕首战斗的人”，不一定是表扬话。至少容易落下一个“方法原始，没有能力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印象。

在日渐民主和开放的中国，在需要培养民主精神和以理服人的舆论界，我以为杂文应该以道理服人，以情理动人，以理趣吸引人，以幽默讽喻征服人。杂文也是一门艺术，也是文学的一个门类，那么，也就要讲求其艺术性，讲求文学美与文字美。我不反对别人坚持他的写法，我努力使自己写作时，注意杂文的文学性。

4. 其实，很多时候杂文与诗的灵魂是相通的，都要求人们去直面现实与心灵。从您的作品来看，您的诗透着杂文的风骨，杂文也常有诗的意象、诗的气质。您是怎样看待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呢？

答：杂文的命脉在于“风骨”。我只反对将杂文用于歌功颂德。歌颂性的东西多了去，何必让杂文做它不会做的事呢？有风骨的文字，平和也罢，激烈也罢，都能站得住。我看有些洋洋数十万言的大部头，未必有千字杂文的份量。

其实诗与杂文是我的两手，让我感动的，美好的，常常笔下成了诗；让我愤慨的，丑陋的，不吐不快的，常常笔下是杂文。美中有瑕，诗中也就有讽有谐。吐出心中块垒，人生一大快事，文章自然也神采飞扬。杂文没有风骨不可立身，杂文没有情致也难成美文。

5. 秉持着这样一种宽容温和、冷静客观的审美尺度，以及“杂文最终是写给好人看的”理念，您对于杂文的角色与功效有着怎样的认识呢？

答：我说过杂文最终是给好人看的，至今坚持不变。以下是我一本杂文自选集自序中的话，我再引一遍：杂文常常只是一个“稻草人”，让胆小的，别干坏事，让没有干坏事的，知道在这儿有一个“禁区”。真正的坏人是不怕杂文的。它们一是不看杂文，二是不会因看了杂文就良心发现弃恶从善。比杂文强有力的法律、法庭和国家机器放在那儿，比较而言，说杂文是个“稻草人”，不是贬义。我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说，杂文最终是写给好人看的。一篇杂文能让老百姓看了解气，高兴一会儿；能让犯错的好人心跳，思考一会儿；能让坏人看了生气，难受一会儿——就其社会效果而言，就很了不起。

　　有人说我这是好人主义。杂文是为读者而写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好人，当然写给他们看，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有人说我是“一会儿论”，杂文是针砭时弊的文字，最好别永恒，最好与时弊同朽。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能产生一会儿效果，你那篇也有一会儿效果，加起来就叫“社会舆论”。

　　我觉得一个杂字，定了杂文的基调，也定了杂文的位置。在一张报纸上，基调是社论定下的，主旋律是头版导向导出来的，杂文姓杂，天生的配角。在任何时候，杂文成了主角，都不是好兆头。因此杂文家应甘当配角，有了甘当配角的态度，杂文会写得更像杂文。

    强调杂文姓杂，我以为十分必要。杂文姓杂，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杂文家，写出各种各样的杂文。你认为某一种杂文最好，当然没错，你尽可以为这种杂文鼓吹叫好，但没有理由反对别人不喜欢或不写这种杂文。只准一种，或者力争一致，在杂文创作上都是阉割杂文的主张，这种专制态度恰是杂文的敌人。杂文就是自由谈，是杂文家自由思想的自由表达。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在不断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杂文就成为人类留下的另一种足迹。

６,.您是惟一一个先后担任了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两家诗歌刊物主编的人，能否与我们分享您在主持刊物过程中的一些经历与体悟？

答:我先后在中国两家最有影响的刊物工作了二十多年并分别担任了主编，大概这也是时代进步的证据之一。在改革开放以前，刊物主编是高危职务。记得我刚到《诗刊》时，《人民文学》的主编对我说：我已当了六年主编了，前所未有啊！阶级斗争为纲时，运动一来，头一个下台的准是主编。编刊物是我这辈子的主要职业，我知道当主编也是打工。打好这份工，曾荫权说的话，我其实早就明白了。

要说，就说与杂文有关的话题吧。虽然是办的“诗刊”，但办刊物遇到的更多是杂文题材，没那么多诗情画意。我办《星星》诗刊有一点名气，上世纪八十年代，左的影响还在，《星星》当年创办后是全军覆没，编辑全部都划成右派。我在主持《星星》也挨批，也被人写过内参，日子不好过。但我主持工作期间，《星星》没有一篇作品挨批，没有一个作者或编辑挨整，创造了刊物发行的最高量和刊物经营的最好时期。刊物办得好了，麻烦也会找上门，记得有一天上级突然找我谈话，在谈话期间找到财务收走全部账本。鸡飞狗跳查了几个月，查出会计多记了十九元的收入。在《星星》最红最火的时候，刊物成了双主编，来了个领导硬要兼。我知道我的主编当到头了，于是我主动离开《星星》，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当系主任，当一名教书的教授。不恋栈并且随时准备下台，才可能把刊物办好，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办《诗刊》要比办《星星》掣肘的事多，京官难当，诗刊难办，圈内都知道。矛盾成堆也给我业余杂文创作提供了“资源”。主持工作也罢，当主编也罢，我心里明白是为谁打工，这叫有社会担当，要尽心尽责。这是其二。

其三，明白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业，不是你个人的刊物，心里有个底线“只要上级找到替代我的人，我可以随时离开。”有了这个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主编才当得下去。举几个像杂文的例子：到《诗刊》工作有点起色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告状信匿名信及各种反映到领导手上，有的还有来头，上级老书记找我谈话，我问：“全部加起来够不够撤我的职？”“没有那么严重。”我对领导说：“那就不用谈了，全是真的！”解释有用吗？自己当心就是了。随着刊物越办越有样子，告状信匿名信也越来越有水平，有一次我在机关会上发言说：“去年纪检委收了告状信匿名信后，深入到《诗刊》核查有几十次，今年只有几次，说明写匿名信的人和干工作的人，都有了改进。”有位当过部长的老领导曾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就记住你了，全机关当面叫我老翟的，就是你！各单位头头里面，没给我打过电话的，也是你！”我其实挺喜欢这位领导，他当面教训我，足见他还不认为我是个坏蛋。我确实没给他打过电话。当主编，凡上面来的指示，一定要照办，指示以外就是主编的发挥空间。刊物办得领导个个满意当然好，但更重要的是读者满意，读者满意了，有水平的领导纵使对我有一百个不满意，也会“团结并且用其所长”让我干下去。说到底，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时候，也谢谢有胸怀的领导们让我这样爱写杂文的书生，居然做过两家有影响的诗刊的主编。

谢谢您的采访，也希望杂文选刊越办越好。

（刊于《杂文选刊》２００９年９月下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