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评价诗歌谈论诗歌，该是多么富于激情与温情的话题啊！

但今天是“利益至上”而非“情感至上”的时代，在社会的巨变和诗歌的嬗变中，情感都退居二线，成为坐在利益之后的“后排议员”。当今诗歌对情感进行“冷藏”甚至“冷冻”的隐性处理，使得我们相当的不习惯。因此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现状与发展，如何给出科学的评价与判断，理性的温度计必须保持水银般的冷静与玻璃般的纯净，必须摒弃情感色彩、个性元素、特别是传统审美经验的介入，而以哲学式的思辩方式，以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为参照系统，进行宏观的考察与评价。

一、          诗的生命应有之“轻”

回首漫漫五千余年的岁月，无比璀璨辉煌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历代人生咏叹、生活记忆，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光芒四射的文学瑰宝，无论任何时候，只要翻开其中一页，只要颂读其中的一首，我们都会怡然沉醉于那无与伦比、美仑美奂的诗意享受。无论以往的千百年，无论以后的亿万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大江东去”，“人比黄花瘦”等等这些精美绝唱，一定如同日精月华甘露血液，永久养育着我们的孩子，永久流淌在我们民族乃至大同世界中全人类的脉管里。

无法想象，没有这些诗词曲赋相伴的历史怎么可能还叫历史？无法想象，没有这些诗词曲赋相伴的人类生活该是怎样的枯萎苍白！

（五四以后的白话诗，解放后发展起来的新诗，以其朗朗上口的声韵、抑扬顿挫的节奏、大致工整的形式、富于比兴的咏叹等诸多内含的传统诗性基因，自然成为中国古典诗词合情合理的传承者。）

因此，事实上，谈论当代中国新诗，无论我们怎样保持高纯度的理性，怎样拒绝传统阅读经验的介入，五千年来中华古典诗词之高峰总是无法绕过去的，这种比较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正如叶延滨所言，传统“是中国新诗绕不过的冤家对头”。面对中国诗史中一座座风光无限的高峰、一个个难以企及的巨人，以及已经融入我们民族血液的难以撼动的传统审美经验，当代中国诗人的“悲剧性”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原谅我说的狠一点——面对中国诗史如此宏丽的参照系，让人们对现代及后现代新诗做出公正的和积极的评价是极其困难的。

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曾与叶延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说，人们依然怀念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许多优美激情的新诗，那时，整个社会几乎都是诗的巨大共鸣箱。叶延滨说，那时是需要“共鸣箱”的时代，而现在的每位诗人都是一只独自歌唱的蜜蜂，他们合起来，我们只能听到蜂房里发出嗡嗡的声音，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春天的声音！

我被说服了。我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最重要的价值、最具意义的贡献也许就在于此：它以自身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思想解放、社会解放、人的全面解放相对应的精神产物和情感标识。可以说，把“解放”两个熠熠生辉的大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当代中国新诗最值得称道的光荣与骄傲。

诗是时代的回声、社会的倒影、心灵的映象，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末梢神经。因此我赞同叶延滨的看法：“诗歌形式问题，绝不是一个与社会形态无关的美学问题。”“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叶延滨：《我对中国当下诗歌的几点思考》）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特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的控制下，严酷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纪律同样不能不在那个时代的诗歌身上以及大众审美意识中留下深深的胎记。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伴随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当代诗歌从精神到理念，从思想到艺术，从形式到内容，从情感到语言，以大无畏的挑战姿态，对所有传统的秩序与规则进行了坚决的颠覆与反叛。从“新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散文化、口语化……他们把旧规则搞得片甲不留。他们把老房子拆得一塌糊涂。他们不愿再跟着一根指挥棒表演大合唱，“像大剧院归顺于一支琴弓”。他们不愿让诗思再“戴着镣铐跳舞”。他们竞相高唱自我的心爱，创造自己的“流派”，发出自己的“宣言”，然后匆匆宣布自己是“划时代的开始”。他们任想象力纵横驰骋像发疯的野马，而这匹野马继续遭到他们疯狂的抽打。他们对诗性极端的个性张扬、任意的渲染铺排、近乎异化的创新表达，是前人难以想象的。学习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毕竟要花费太多时间，他们因拒绝“文学传统总想占据青春大好光阴”，而对传统不予理睬，甚至彻底踏翻并扫地出门。甚至，他们为表达个性的感觉，突出个性的犄角，为与精美的传统旧诗新诗拉开距离，而宁可以审丑的方式逆向而动，在诗中掺合暧昧的呻吟、含糊的低诉、快感的尖叫、发烧的呓语、市井的俗语、假装悲天悯人的抱怨乃至渲泻精神压力的嚎叫。

自此，自由诗的无序和放纵，使得诗坛很少再能看到久经训练的优美华尔滋，诗坛变成活力四射的混乱迪厅，变成焚烧旧秩序的火焰之舞。

无视、蔑视甚至企图抹杀中国传统诗歌的辉煌是徒劳的。无论20多年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有多少探索与创新，留下多少脍炙人口的篇章，它还是远远地难与中国历代古典诗歌高峰比肩而立。它还相当渺弱，仅仅还是一个时代的序曲的几个音符。但是，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伴随着人、人性、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诗也获得了解放。诗不再背负沉重的政治的和旧秩序的枷锁，不再被迫听命于权力的指挥棒，不再是近乎“宗教化”的唱诗班。诗回归到诗本身。诗开始了自由的和个性的歌唱。诗终于拥有了诗应有的“生命之轻”，可以向着无比广阔的心灵天空自由飞翔。我以为，无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流变有多少种哈姆雷特式的争论，无论人们认为当下现代主义诗歌浪潮中漂流着多少泡沫甚至垃圾，无论其中有些诗人的歌唱是多么的晦涩或者嘶哑，但是，“诗为心声”——诗真正成为诗人的个性表达与创造，诗的这种本体意义的回归与解放，具有绝不可以低估的、足够伟大的意义。我甚至认为，这种回归与解放所造成的文化启蒙，远远高于它的艺术成就。

迪厅虽然混乱，但那是“美丽的混乱”，那里毕竟响彻青春的律动、心灵的欢叫，充满生命的翔舞、精神的解放。

二、          诗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但是请注意，“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向上飞升，“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随时可能向下沉沦。

现代主义诗歌的解放与发展如一江春水，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也没打算给自己设置河岸（规则）。它从波涛汹涌的奔腾到今天漫无边际的泛滥，终于达至覆水难收、汪洋一片、难见主潮、难有波澜的地步。“轻”风徐来，有美丽的涟漪，青春的律动，爱情的花朵，生命的低诉，人生的启迪，但就像我们不洁的生态环境一样，水下也有污泥杂草，水面上飘浮着一些泡沫和垃圾。

人类所有的创造和行为，最伟大和最难之处都在于找到如同黄金分割般的那个“度”。过和不及，都是无用功，制造的都可能是废品或者垃圾。当下我们看到的是，在春天嗡嗡叫的蜂房里，每个诗人为着避开传统、避开别人、避开共同、避开宏大，而转向对立方面，尽一切可能搜寻最个性、最私秘、最细微、最琐碎、最晦暗、甚至是所谓“神启的”诗性感觉和语言。于是诗坛上出现一种物极必反的效应：彻底的个性化的无序在更广阔的层面造成惊人的同序和同振，那就是现代及后现代诗歌普泛的私人化、碎片化、庸俗化以及因敌视传统而对诗体进行的破坏与解构，诗创造过程变成了毫无建设性的“诗非诗”的蜕化和异化。在此我不想举什么具体例证，近来兴起所谓一种“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其结果是某些所谓“口语化”的“诗作”，在网上遭到大量网民的攻击、嘲笑甚至“恶搞”，大概算是诗人自我“恶搞”之后遭到“恶有恶报”吧。显然，诗在从社会回归个人、从政治回归美学之后，继续以无节制的、群体无意识的、自然坠落的方式放纵自己的生命，消解自身的意义，我们突然发现，诗的生命在获得应有之“轻”以后，又遭遇“难以承受之轻”了。

三、叶延滨的诗追求

      所幸并非全部如此，在汪洋一片、落红无数的诗坛中依然错落散布着一些绿意盎然的岛屿。这些岛屿是中华诗魂可以继续思考和放歌的地方。无论叶延滨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贯穿整个新时期的成就斐然的诗人，他肯定是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尽管他给予当今诗人以广泛的理解，尽管他带着他的诗勇敢穿越了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些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路径，但他是从组诗《干妈》那里出发的，那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举成名的诗作，今天读来依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泪湿着我们的眼睛。那时，“我是卷进黄土高原的一粒砂”，一位没有名字的老大娘把他招进自家的窑洞，“从此，我有了一个家/我叫她：干妈。”

在那样艰辛困苦的年代，“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读书/贪婪地吮吸豆粒一样大的光明！”裹着小脚的干妈，“风雪天跑三十里路”，给他买回一盏新灯，我心痛了，“干妈，你何苦为我花这一块二/要三天的劳动，值三十个工分！”“夜，静悄悄的夜里我醒来/只见干妈那双树皮一样的手/在搜着我衣衫的缝……”那是干妈在替他找寻讨厌的虱子，“我没敢惊动我的干妈/两行泪水悄悄往下滚……”还有，干妈留给他的“一碗米饭金黄”，自己吃的却是“一碟苦苦菜”，“一个窝头半把糠”。诗人痛唱，“我怎能吃下这碗饭/干妈呀，我的好干妈！”“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碗/像婴儿捧着母亲干瘪的乳房……”

    “干妈”还有把叶延滨和“干妈”连结在一起的苦难记忆，成为他永远怀抱和珍爱的诗魂。“干妈”们劳作的那片遥远而贫瘠的土地，才是让诗站立并且给诗以爱和力量的坚实大地。通读叶延滨的诗作，我以为他在寻找和创造诗的“生命之轻”的艺术探索过程中，始终不曾遗忘，始终坚守的是，这“轻”是有份量的“轻”，有意义的“轻”，是艺术本质所要求的“举重若轻”，是以轻轻的诗意的方式，把人生沉甸甸的意义、责任、追求、理想，放进自己和我们的生命里。

目睹诗坛诸多之怪现象，叶延滨的三点坚守是有着特别启示意义的：一是坚守高贵的诗魂，二是坚守诗歌的责任，三是坚守诗人的仁爱——诗歌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此。在叶延滨20多年来的诗作中，这种坚守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是的，诗回归生命应有之“轻”，绝不意味着可以“轻”得连诗的灵魂、责任和仁爱之心都丢弃了。一个俗人的灵魂可以不高贵，可以搞他蝇蝇苟苟的存在主义，而诗人的灵魂必须是高贵而博爱的。我们看到，无论尝试什么“主义”或者“流派”，叶延滨的诗之“轻”（高度的艺术化）都是沉甸甸的（高度的责任感）的：

“给我一双充满泪水的眼睛/让我看够这祖父般苍老般的土地/还有那妹妹一样清纯的天空。”

“我希望我是一首/英雄交响曲的封面……我相信历史会在黎明苏醒/而我成为早晨的窗帘。”

“生命死了，财富和权力也会死亡……死亡之海中/只剩下几块瓦片嵌进了/后来人的眼睛。”

“只是渺小的珊瑚虫，用世纪/当成工作日志，我变成了/生长的石头，将反叛的犄角/坚韧地伸出海面，如磨秃的剑/伸出了裱糊精美的历史封面！”

    《无鸟的天空》中，“在城市这个‘爱鸟周’/我们都低头走路——/顶多会看到几只精巧的鸟笼。”

    在《再写圆明园》，我们几乎能听见诗人的痛号：“一次疯狂的开花/灿烂了古老的梦……五千年竟是/一根火柴？！/如果不会回忆/就不配站在这块土地上……站着的/就不死”

    无论诗潮流发生怎样的变化，诗的美感、力量、意义都在叶延滨的诗追求中始终坚守着，生动着，翔舞着。

四、诗的生命被拒绝之“轻”

    这一节不必多说却必须说。

诗是真理之炬、艺术之冠、心灵之花。考察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首先要了解它的哲学；考察这个民族的历史感，主要读它的小说；考察这个民族的生存意识和存在状态，则需要读它的诗。对于一个走向富裕的民族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民族精神的消解与软化，在于古训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可能。中华民族不过刚刚有了一点富裕的气象，而我们的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诗却较为普遍和迅速地软化了。极端的个性渲泄实际是狭隘的自私心理表达，消解社会意义的诗作之“轻”，实际上是轻浮人生，轻慢社会，轻蔑他人，轻视灵魂。企图以耸人听闻的异端方式对诗进行非诗化的“恶搞”时，其结果只能是遭到大众的冷淡和拒绝，而且还给历史添了一个麻烦——每天必须把它们像落叶一样从庭院中打扫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