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代中国著名诗人叶延滨成名作《干妈》写于1980年，发表于《诗刊》，并获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奖，从而成为其早期杰出诗作之一。为了回顾诗人六十年所走过的创作历程，以出版当代作家作品著称的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其诗歌精
当代中国著名诗人叶延滨成名作《干妈》写于1980年，发表于《诗刊》，并获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奖，从而成为其早期杰出诗作之一。为了回顾诗人六十年所走过的创作历程，以出版当代作家作品著称的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其诗歌精选集《年轮诗章》，引起了诗坛上下的热烈反响。这本也是意料中的事。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组诗《干妈》名列第一成为诗选集的首章，因为这并非其处女作。如果将此诗集看作他的自选诗集，那么，这样的选择与安排既是表明了诗人对此组诗作的看重，也表明此组诗作在诗人的创作历史上的确具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且，我认为这并不只是就诗人自己的写作而言，也是就整个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而言。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要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新诗的形态，离开对叶延滨这组诗作的观察与评价，似乎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组诗进行重读，以期能够重新认识它的意义与价值。从前，不少诗歌批评家都曾经发表过对于此组诗的意见，我想我应当对前人的理解有所超越，不能重复别人已经有过的见解。如果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的角度来阅读此诗，从自我的阅读体验出发，我发现其中具有多重艺术代码，正是这种多重代码让它产生丰富的意义；并且，我认为其长久的生命力，正在于它拥有的这种多重艺术代码。
在这组诗作中，至少具有这样六重代码：
其一，有关20世纪后半期“文革”十年的政治信息代码。《干妈》正是写作于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结束之后的1980年。虽然“四人帮”在1976年10月就意外地倒台了，但真正改革开放的开始却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从那个时候起，知识界与文化界才开始全面地反思过去十年的中国历史，无限膨胀的政治运动才得到初步控制，中国人民才将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上来。在这个思想变革运动中，“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必然的先声。叶延滨组诗《干妈》，正表明青年知识分子对那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在波及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当时的政治思潮与政治行为是不是具有合理性？他们来到革命老区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从诗中我们看到，“我”的父母当年是在延安参加革命的，是人民的功臣；可是他们没有在敌人的监狱与枪炮中死去，却为建国后的政治流言所击倒，成了一种有着严重问题的人，并被关进了“牛棚”；而“我”作为“狗崽子”，也就只能随着众多“知识青年”来到延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不是受到特殊年代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影响，“我”不可能到延安，过上那么一段让人心痛也让人怀怀念的时光。所以，这组诗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文革”十年的荒诞岁月，那种政治上的“狂热”、人际关系上的“无序”、社会生活上的“混乱”，以及背后的深层历史与文化原因。在现代社会，政治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那么，一个关心时代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可能回避那个时候所发生的真实的政治生活，并且正是在对政治生活的反映与反思里，正好表达诗人独立的政治眼光与独特的艺术眼光。在政治充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年代里，一位诗人的作品中充满种种真实可信的政治气息，并以一种艺术代码的形式存在，那这样的作品就会拥有一种可贵的品格。十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十分丰富而深刻，因此，反思“文革”十年的重要组诗《干妈》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思想意义。
其二，有关40年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信息代码。组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出生于战争年代的中国北方，后来随自己的父母南下，又转战南北，最后才定居西南部的成都；经过多年的战乱生活，本来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可是自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展开，让人不得安宁；发展到“文革”时期的动乱，在其间展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我”不得不来到圣地延安。在那里的一个山村里，朴实的老乡与十分贫困的生活让“我”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于是深深地思考自己的命运以及中国革命的命运。此组诗正是其长期思索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组诗并没有全面地描写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也没有展开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可是，在许多重要的诗句里，却时时透露出革命战争年代的种种信息。诗人正是通过对延安生活的叙述、对自我心灵的反思，特别是对“我”与延安乡亲、父母三角关系的建构，一幅有关40年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全息相”，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它是那样的简洁，却又是那样的清晰。虽然说其中的历史信息并不十分完整，而“我”以及与“我”相关的心灵与情感的信息，作为一种代码而存在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却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宝贵。如果诗人及其家庭并没有如此丰富的革命历史背景，诗人也没有在诗中呈现出这种具有历史信息的代码，那么，此诗的价值也许会受到很大的损害。任何诗歌作品都不可能超越诗人所处的时代，虽然有的作品的生命力是超时代的，有的作品时代背景不是那么明晰。诗人通过对自我情感的抒写与对过去难忘生活的回忆，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一段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的年代，感受到一种激动，体验到一种可贵，这就是历史信息代码在发挥作用。延安时代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理空间，因此，组诗中存在的“延安时代”的信息也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三，对中国革命的反思信息代码。作为一个革命后代，抒情主人公的父母虽然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并被关进了“牛棚”，对此却并没有更多的怨言；“我”因为父母而受过，只身一人来到圣地延安接受劳动改造，对此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怨言；然而“我”对于中国革命是有自己的反思的：在革命成功数十年之后，延安的面目与那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当年参加过《兄妹开荒》演出的并对革命抱有极大希望的人们，却无端地死于与旧社会同样的贫困与疾病，革命者没有能够更好地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从而没有兑现当年当人民支持自己的时候所做出的庄严诺言。“‘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啊，请百倍爱护我们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种子都会失去发芽的生命力！！……”这就是诗人对那一段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刻反思。首先是“我”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表示怀疑，并进发出自己的不满：为什么那么坚强的“干妈”会死于贫困？延安当地的百姓们当年支持革命是为了什么？父母为什么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里却为那些可耻的流言所击伤？作为一代知识青年的“我”为什么要因为父母而流放远方？作为养大了革命力量的圣地延安，何时才能得到革命者的真正反哺而得到应有的发展？这样的反思，其实也正是对“文革”十年的反思，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及其方向的反思，更是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心。这样的反思正是诗人身上所拥有的那样一种民族热情与爱国情感的集中体现。反思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反思中国人民的命运、反思自我的前途，正是组诗重要的信息代码之一。中国现代发生的新民主义革命，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革命的目标是不是完全实现了？现代的革命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历史的进程为什么总是存在如此的误差而许多人还认识不到？此诗中有关这个方面的信息，无疑具有一种革命史与哲学史的意义。
其四，对自我灵魂进行严厉审视的信息代码。组诗中的六首诗，可以说没有哪一首不是对自我的反思；诗人正是通过对自我的反思，表达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种种思考；在组诗中，自我的情感、自我的灵魂、自我的道德与自我的情操，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忏悔形态。在诗篇开始的时候，抒情主人公不敢用眼睛正对“干妈”，即使是那墙面上只是一幅干妈的画像，“我”也不敢面对。为什么呢？因为“干妈”已经死了三年，“我”根本就不知道；正是从面对墙上的画像开始，他对自己那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痛苦的回忆。其实，从前的他也多次不敢面对干妈的面容：为那一条为大叔用过的不干净的洗脸毛巾，“我”不敢面对干妈的眼睛；为那一盏花了30个工分所得的一块二毛钱、翻山越岭才买来的油灯，他也不敢面对干妈的眼睛。在干妈面前，他才真正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在干妈面前，他才真正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取得胜利。组诗里有的是对从前的自我言行的反思，有的是对自我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有的是对革命老区人民的敬仰，有的是年轻人的无知与悔过自新的愿望。读了这样一组诗，一个中国知识分的自白、一个上山下乡青年的自我拷问从诗中走出来，站立在我们的面前，并铭刻在人们的心上。最为感人的就是那个自我反思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具有丰富的精神含量与深刻的历史概括性。所谓“文学是人学”，那诗歌更是关于人的精神的镜子，是抒情主人公的灵魂的一面镜子。经过了“文革”十年的知识青年精神信息的代码在诗中是完整地存在着，并对读者起着路标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组诗具有对个人生命进行审视而不断忏悔的宗教意义。
其五，中国北方农民精神信息的艺术代码。组诗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三类农民，正是中国北方农民的典型形象，体现了北方人民的可爱与可敬，其实他们也正是中国传统民族与文化精神的表征：首先，“干妈”是中国北方农村妇女善良、朴实、热情、真诚品质的活化身。可怜天下父母心呵，干妈将他人的小孩当作自己的小孩，甚至比自己的小孩还好亲。“我”与她并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她的什么亲属，也不为其父母早年朋友所托，因此她大可以不必如此；并且“我”由于自己的出身比较特别，并没有人愿意领养这样的对象。可是“干妈”热情地让他住到自己的家里，不仅问寒问暖，还将他真正地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对待。干妈并没有什么文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这样一个北方的妇女，在诗人的笔下却是那样的崇高与伟大。其次，是中国北方的男性农民王树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长有多高、多大年纪也没有交待，因此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他一生与粪土打交道，那样一种勤劳与朴实的样子，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出来；王树清说“干妈”跑那么远去为“我”买一盏灯，其实并不表明他就是真的反对，只是心痛自己的老婆而已。一个朴实而真诚的王树清，真还让我们感动不已。再次，是诗人并没有实写的那个不知姓名的老婆婆，为了让他安心工作而骗了他三年，说“干妈”还好、一直很好，其实她早就死了。这个形象在诗中并不清晰，只是提到而已，却让我们不忘。这正是中国北方农民群体形象中的一个代表。中国北方的三类农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人民的高贵品质、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一个民族之所以五千年生生不息，并不断地得到发展与壮大，正是因了这种精神。如果说组诗是赞歌的话，那诗人所赞美的对象，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广大农民，因为他们正是中国革命的坚强基石。对于中国人民的赞美、对于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正是组诗中重要的信息代码之一。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具有特殊的地理与文化内涵，组诗中对此的反映，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具有一种民族精神史上的意义。
其六，中国北方的文化与艺术信息代码。《干妈》是一种标准的自由体，并不押韵，也没有严格的格律，但在艺术上却极有特色，形成了独立的艺术表达方式。它是从何而来的呢？与中国北方地区民歌民谣有密切联系。诗中常常引用“干妈”与“大叔”的话，诗中好用叠迭词与象声词，常常有一种对偶句与相对整齐的排比句式，都与“信天游”这种民间歌谣极为相似。组诗的语言的简洁、准确，没有一点欧化倾向，喜用比喻与拟人，日常生活口语的力量，如此等等，都来自于北方的民间语言。那样的朴实、活跃与生气，与书面语言存在极大的区别。在艺术技巧上，组诗特别讲究对细节的精雕细刻、常以意象来呈现意义、以情与景的交融而形成一个意境、以对比的方式表情达意、首与尾的照应等，都与中国古典诗词存在着直接关系。如果要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进行考察，组诗更像《诗经》而不像《楚辞》，来自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中国北方的文化与艺术信息形成了代码存在于诗中，让后来者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发展。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基本的艺术基因与文化传统，因此，此组诗对于北方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就具有了一种艺术发展史上的意义。
叶延滨从事诗歌写作三十多年，出版诗集数十种，获奖若干，许多诗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成就卓著的当代中国诗人。这样的艺术道路正是从本文所谈的这一组诗开始的。而在这一组诗里，为什么存在如此多重的艺术代码，正是这种种信息所构成的艺术代码成就了此诗的时代性与历史性，同时也成就了此诗的艺术性与生命力。如果一首诗中只是个人化的信息，而与自己所生活时代、社会、文化、地域与民族等没有任何关系，那其生命力也许是相当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此组诗中的上述种种信息都是通过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的“我”与“干妈”、“大叔”以及那个代替干妈不知姓名的北方妇女，还有没有出场的“我”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传达的。因此，种种信息就不再是一种理性的东西，而成为一种感性、感情与意象存在于诗的局部与整体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代码”。如果它们不能成为一种艺术代码，也就不具备诗学与诗艺上的意义。最为重要的是，此组诗中的所有信息代码组合起来，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的生命历程、革命的发展历程、民族的精神谱系、地域文化的影像等，如此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为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多棱镜，更是20世纪中后期时代青年精神历史的多面镜。我认为，组诗中抽呈现的种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反复地思考：也许正是因为其中隐藏着多重信息代码，它才成为一首杰作；也许正是因为诗人自己的喜爱，才再一次地将其选入四十年诗歌选集的首篇。具有丰富的思想与艺术信息的诗作肯定是不会被忽略的，那么，我们今天重读这组诗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邹建军，当代著名批评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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