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出生在一个令他骄傲的家庭。他的母亲，16岁时逃婚到北平，参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然后又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与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相爱结婚。姐姐延红、哥哥延光都出生在延安。他的名字除了沿袭了哥姐名字中的“延”字，还证明他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野战医院里。这样的一个红色革命家庭，在中国上个世纪的历史大环境里，注定要遭受一些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磨难、变故。首先是他的哥哥，1945年父母奉命北上接管东北，还不到一岁的哥哥付出了终生远离亲人的代价，被迫留给了当地的老乡，一生生活在延安革命老区。姐姐延红当时三岁，还能勉强坐在保育院的摇篮里跟着大人们天天急行军。延滨上中学时，姐姐已是清华的一名学生了。可他的母亲，一位教育家，52年被错误开除出党，导致婚姻破裂，后又被迫下放到西昌，叶延滨跟着母亲一同流放。当时，他的父亲正担任成都大学的党委书记。一家人仅从地理意义上来说也已是四分五裂了。这，也许隐约地预示还会有想不到的变数在未来的不远处阴险地等待着这个家庭。

叶延滨的阶段式人生理想定位在清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刮到偏远的大凉山。西昌高中还是一片相对安宁的静土。为此，1965年的暑假，他特意来到北京，专为呼吸清华大学的空气。当时姐姐延红还没从清华毕业。他和班主任曾有一段对话。班主任说：你要做好两手准备。万一考不上清华，北航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校。叶延滨说：我一定要上清华。班主任说，那万一考不上呢？叶延滨信心十足：我一定能考上。叶延滨认为他的自信有道理。他的成绩一直全校第一，尤其是数理化，定理公式运用自如，做起数理化像进入了一个自由王国。班主任担心的那点“万一”，还是来自他的语文成绩。关于语文，他唯一喜欢的就是读长篇小说。他到底能不能实现他的清华梦呢？

西昌，一度的世外桃源，终于遭到了“文革”暴风骤雨的袭击。叶延滨被安排进了“四清”工作队。“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摧毁了他的大学梦。 这时，他的父亲也已被公开点名批判，凶吉难卜。一边是至亲的亲人，一边是不容置疑的革命，叶延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被历史甩到风口浪尖上，内心苦楚难捱。他一边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四清”工作中，一边在夜深人静时给父亲寄从报上剪下来的“社论”，当时父亲已身陷囵圄。一封封无字的“信”让父亲在儿子这份特殊传递的爱中顽强地活下来。这期间，他因为家庭问题，受到了红卫兵组织的排斥。十七岁的叶延滨怎么也想不明白，于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信，信封上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收。当然，这封信不会有任何结果。

叶延滨在“四清”工作队时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大队团支部。最令让他难忘的，是他遇到的最后一个房东。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导致人的心灵扭曲，给叶延滨上了终生不忘的一课。这件事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20年后，他用诗追溯了这段苦涩的记忆：

他俩是我第一家房东

请原谅我隐去了姓名

我十七岁参加过“四清”

他俩的成份是佃农

 

她是姐姐已年逾花甲

他是弟弟也双鬓花白

“四清”工作组长千叮万嘱

对姐姐不能喊大娘

对弟弟不能喊大爷

都要称呼“姑娘”

 

姐没出嫁弟没娶亲

姐弟俩过了一辈子

“姑娘”，意味着贞节啊

“姑娘”，表示你没乱想……

 

他们和善而又温顺

但从没有老乡登门

他们的家十分干净

全村的人嫌他们脏

我住在他们阁楼的头一夜

听见两位老佃农整夜悲泣

我没睡却知道一个噩梦

穷困让两个老人背负耻辱

目光有多么沉重的份量

让他们的背早早地驼……

 

贞节牌坊是庄重的门框

我明白了万万进去不得！

 

大凉山的秋天，一个月高风清的夜里，叶延滨等4个没有资格“革命”的中学生，制造了那个小城最具爆炸性的新闻：他们打响了西昌中学生大串连的第一炮，“步行串连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这一时刻是1966年10月28日凌晨两点。

6700里的跋山涉水就这么开始了，4个小伙伴肝胆相照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一面红旗映照着他们对毛主席、对革命忠诚的红心！他们一路上走近路，不进城，住过草棚，睡过火炕，在延安不但见到了哥哥，还买了3斤红枣，一斤小米，又装了一瓶延河水，给母校西昌中学寄了去。当然，盒子里少不了叶延滨写的致母校全体师生员工的一封信。在冰天雪地里的跋涉，还让叶延滨患上了急性关节炎，在延安一所小学校的课桌上整整躺了两天不能动弹。

走了三个半月，他们终于在半夜进了北京，被一个老太太领到一大院子里吃饱喝足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叶延滨才发现满院子的废报纸和大字报，门口的牌子上写：糖坊胡同废品收购站。叶延滨先笑，那三个同学跟着笑，感觉很荒诞。后来叶延滨在《跋涉的青春》里有如此表述：

“屋外是收购的废大字报

在成捆的大字报中

是我们这四个朝圣者

天知道是啥象征

在大字报的终点

是我们的终点……”

 

“该诅咒的诅咒过了

也许后人还要学习诅咒

我走过的他们不会再走

我经历的只属于我自己

我的足迹大地早已收藏

我只是捡回这一首小诗

不是祭文

不换眼泪……

 1968年底，叶延滨从西昌高中毕业。那一年，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指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满脑子英雄主义思想的叶延滨想去延安插队落户。

他如愿来到了延安李渠公社曹坪大队当农民，住在一户老贫农夫妇家。老俩口把叶延滨当干儿子待。这段人生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他心灵里打下深深的烙印。10年后，叶延滨写了组诗《干妈》，轰动整个诗坛。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困，像条长长的绳子把手脚捆紧。

困，像桶稠稠的浆糊把眼皮糊紧。

困，像团厚厚的棉花把耳朵塞紧。

乏极了的身体在暖暖的炕上，

一团轻飘飘的浮云。

 

那闪亮的是星星么？不，是油灯。

那苍白的头发是谁？啊，是干妈。

夜，静悄悄的夜里我醒来，

只见干妈那双树皮一样的手，

在搜着我衣衫的缝……

 

也许，用诗来描绘这太粗俗的事，

我一辈子也不会成为诗人。

但，我不脸红

我染上了一身的讨厌的虱子，

干妈在灯下把它们找寻。

 

妈妈，我远方“牛棚“里的亲妈妈呀，

你决不会想到你的儿子多幸运，

像安泰找到了大地母亲！

我没有敢惊动我的干妈，

两行泪水悄悄地往下滚……

 

“哎，准又梦见妈了，可怜娃！”

她轻轻抹去我脸颊上的泪花。

我轻轻在心里喊了一声妈妈。

啊，暖暖的热炕上我像轻飘飘的云，

暖烘烘的云裹着一颗腾腾跳的心！

 

后来，叶延滨离开给了他无限温暖记忆的干妈，辗转于延安老区。在总后勤部富县延安军马场当过牧工、仓库保管员，在工厂当过团委书记，在西昌地委当过新闻报道员。冬来暑往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度过了漫长的三年。

 

在这三年里，叶延滨转到军马场后，一次意外事故，他受了伤，当上了仓库保管员。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即半日工作制。凡是下午来领零件的，他一律说没有，凡是上午来领零件的，他一律进库去找，而且想方设法也给找到。时间一长，下午领东西的全不来了，都改在了上午。那么整个下午的时间，都属于他自己，正好用来看书、写作。

他在静悄悄的库房里，开始了他的写作序曲，第一次用诗的形式，改写了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那时，普希金的这部长篇诗体小说正得到他们全体知青的推崇。叶延滨把这部小说翻来覆去读了几遍，产生了一些遗憾：一是觉得不够押韵，二是觉得有些段落不够优美。于是，他对周围的文学发烧友宣布：他要改写一遍《欧根·奥涅金》。改写后的《欧根·奥涅金》博得了哥们儿的一致喝彩。叶延滨很得意，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写诗。他的想像、他的热情一古脑地变成了笔下的诗行。其中有一段描写冬日雪景的，被他改写成：

 

冬日的瑞雪

悄悄覆盖了田野

小河闪着银光

冰面一片圣洁

戴红帽的儿童

欢快地嬉戏滑雪

笨鹅在冰面上行走

步态趔趔趄趄……

 

叶延滨的诗人梦就这样播下了第一粒种子。

70年代中期，陕西省的《陕西文艺》问世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叶延滨分别给《陕西文艺》和《解放军文艺》投稿，可一首诗也没被采用。年底，《解放军文艺》给他退回了厚厚的诗稿，还附了一封充满鼓励之词的信。回信人就是后来的著名诗人雷抒雁。

同时，《陕西文艺》邀请他参加省里的诗歌创作座谈会。叶延滨想，自己从未在《陕西文艺》发表过作品，怎么可能邀请他呢？他犹豫之余，诚慌诚恐地去了。开会时，人人都谈创作体会，他一听，吓了一跳，来开会的人，几乎人人都出过诗集，人人都发表过作品，没有发表过作品的，只有他一个人！主编这样介绍叶延滨：“他是个好娃，有生活，是个好苗子。”会后不久，《陕西文艺》将叶延滨调去做了半年多工农兵业余编辑。

上面说过，一次意外事故，叶延滨受了伤，因祸得福当上了仓库保管员。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叶延滨正在西昌地委宣传部新闻报道组。叶延滨的“清华梦”虽说早在10年前就破灭了，但上大学的梦始终埋在心底。他要报名参加高考，但组织上不同意。他们舍不得放他走。第二年，他还是想报名参加高考，于是在高考前夕领导交给他的采访任务就格外多。可是又一次意外事故让他因祸得福上了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

他在上班的路上，被路边砍伐的树干砸伤，浑身血肉模糊，所幸仅伤及皮肉。医生大笔一挥，开了一个月的病假。这样叶延滨有了带伤复习功课的机会，名正言顺进了考场。

那年的高考，叶延滨在地区文科考生中总分名列第一，但语文单科成绩才69分。他不服气，申请查卷，才发现原来是一道很简单的缩写题因为他的自信连字数都没数导致超了十几个字因而就一下子丢掉十几分。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录取。母亲所在学校的老师们给他出了个主意。他把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剪报给地区招生办送去。结果如愿以偿。

叶延滨如愿以偿地来到北京，进入他梦想以久的大学。只是，他是全班唯一的“诗人”，这身份令许多同学仰慕，也让他遭遇尴尬。

开学不久，系副主任给新生训话。我们文编系是培养编辑、记者的，你们可能做作家梦，但我们不培养作家、诗人……，听到这里，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叶延滨。叶延滨十分尴尬，头一回觉得“诗人”这个称号让他如芒刺背。

叶延滨发誓要做一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在4年的大学生活中，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1982年，他拿到了北广的毕业证书的同时，也拿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大学生》杂志发了叶延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是北京广播学院培养的作家》。

叶延滨一进校，就担任了系学生党支部书记。那两届的大学生，年龄相差悬殊，他们班最小的十五岁，叶延滨那年已经三十岁了。班主任李黎比叶延滨小五岁。班里还有几个学生比班主任的年龄大。因此班上的大事，班主任就找他们几个班干部商量。后来叶延滨在一首诗写出了当时的学习生活场景

她，腼腆而文静，

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

满脸胡茬的我喊她：“老师！”

她竟低下头，害羞地蹭着鞋跟。

 

她，实在是太年轻，

和我翘鼻子的小妹一样的年龄。

啊，妹妹碰上头疼的事情，

还只会朝妈妈噘起嘴唇，

她，却甚至要领导“妈妈学生”

第一次点名：“贾英！”

“请假了，她孩子得了病……”

哄笑声差点掀翻水泥屋顶。

还是姑娘的班主任啊，

该笑？该恼？还是该脸红？

啊，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学，

在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

颠倒了年龄和身份。

弄乱了经历和学问。

……

上大学第一学年，就发生了三件大事，都与叶延滨的诗或文章有关。这其中一件发生在七·一前夕。党的生日在即，学校要出墙报。叶延滨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几句：为什么要在党的前面加那么多定语呢？其实，我认为，“伟大的”应该属于人民，“光荣的”应该属于历史，“正确的”应该属于实践。我们只需要这样说：我们的党。

这篇文章一上墙报，一阵轰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的航船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在文革的动荡之后飞翔在大学的天空。叶延滨的文章，在当时思想活跃的大学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校领导和老师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太活跃”，不好“调教”，一种认为他是一棵难得的好苗子，有独特的见解。而叶延滨的同学们，不由自主地把他当成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哥。第一学年结束时，一致推选他当了“三好学生”。

北广当时的宿舍，6人一间，12平米。双层床，上下铺。叶延滨在一首诗里，对这间寝室深情讴歌：

六颗由六个年轻人带来的心，

六套由六个母亲准备的行李，

六个不同的城市和乡村，

六种浓重的方言和土语，

聚合为我们的宿舍“416”

面积十二平方米。

 

也许，在我这样的年纪，

早该有一位善良的妻子，

加上带厨房的一套新居，

附有全套电镀新式家具。

但，我只有二平方米，

上面摆着一个主题：学习。

 

于是，我的理想有一个码头。

起锚，去涂满校园脱漆的长椅。

于是，我的豪情从冰冷的邮筒，

递到远方无数人的手里。

当然，那过去了的阴影，

还会钻进残梦叙说着呓语，

但太阳啊，每天都早早升起，

用光，用热，用色彩之笔，

描绘这小小的二平方米！

 

这小小的六人寝室里，叶延滨是老大哥。他给大家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早六点必须起床锻炼身体，晚上十点半必须熄灯休息。这种酷似军营的作息时间，六个人不折不扣地执行了4年。

当时的北广，和现在的北广一样，地理位置没有改变。她座落在北京通向通州的路上，长安街向东的延长线上。但是当时的交通和20年后的今天绝非同日而语。叶延滨上学的那会儿，进一次城要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同寝室的六个穷学生合计一下，于是就买了一张月票，谁进城谁用。整整四年大学生活，就是这样轮用月票过来的，只有叶延滨被“逮”住一回。猜想他可能是行踪鬼祟，车上神情紧张，下了车就健步如飞，被售票员的“火眼金睛”发现。结果是罚了10元钱不说，还没收了月票，并做深刻检讨。也合该“逮”着叶延滨，月票上是寝室最小的学生的照片，比叶延滨小了十五岁，不戴眼镜，模样也相去甚远。从远处略一端详也能把叶延滨和照片上的人区别开来。当然，日后还是照坐不误，还是六人合用一张月票。

叶延滨上大学的第二年，便开始在《诗刊》上陆续发表作品。有一次，《诗刊》以头条的醒目位置发了叶延滨的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并因此得到了著名作家、诗人柯岩的约见。之后不久，《诗刊》邀请叶延滨参加80年夏天的青春诗会。那是一次极有影响和魅力的一次诗会，，除叶延滨外，顾城、舒婷、杨牧等共有17人参加了诗会。这些人中，不少至今还活跃在诗坛上。

那次“青春诗会”，叶延滨交的作业，就是他的成名作：《干妈》。当时，叶延滨的创作情绪是饱满的、按捺不住的、急于要用笔表达出他内心里积淀的真情。就写一写干妈吧，那瘦小的、豁了牙的干妈，那急性子、热心肠的干妈，那扭着小脚在风雪中走了30里只为给他买盏能照亮书本的煤油灯的干妈。就写一写老区人民吧，写一写那些三五年的老党员。找到了“干妈”这个支点，他一气呵成，写了《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灯，一颗燃烧的心》、《铁丝上，搭着两条毛巾》、《饲养室里的马列主义》、《驮炭的毛驴走在山道上》、《夜啊，静悄悄的夜》、《我怎能吃下这碗饭》、《太阳与大地的儿子》、《我愧对她头上的白发》九首诗。

在会上，叶延滨发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座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这段论述作为叶延滨的创作思想，指导了他日后的诗歌创作走向。

1981年5月，《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

1982年，叶延滨毕业那年的春天。首都合唱节正在筹办，学院参赛的节目是校园组歌。学校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年轻人：作词叶延滨，作曲刘天礼。在老师和同学的关心、鼓励下，校园组歌创作出来了。演出的那天晚上，北广200人的合唱队，声音悦耳，吐字清晰，发音准确，赢得全场一致叫好。同台演出的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美声”也无能为力。其中一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格外动听：“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啊，年轻的白杨，吸取着大地的营养。我们是年轻的白杨，我们是未来的栋梁，枝条捧出朝阳，绿叶伴着星光，啊，我们在成长，吸取着知识的营养……”

自此，《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就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茁壮成长的白杨，也成为北广学生的象征。写到这里，笔者忍不住告诉大家，时过20年，《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伴我在北广度过了六年的研究生生活。那优美、激昂、催人奋进的歌词和旋律一直回荡在我的心里。我想，这首歌会继续传唱下去，伴随北广的学生学习、工作、生活，伴随他们走向人生更新更远的旅程！

叶延滨大学生活的最末一个学期到来了。这个学期有两个任务，一是做毕业论文，二是毕业实习。

叶延滨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实习。正值“五·四”和“四·五”前夕，他构思了一个节目，即是青年的，也是文学的，内容就是采访全国有影响的老中青诗人，请他们谈自己的青年时代，并先其代表作与采访文章一并播出。

叶延滨提出了11位采访对象，他们是艾青、臧克家、张志民、李瑛、贺敬之、邵燕祥、雷抒雁、赵恺、张学梦、杨牧、王小妮。在采访当时身为中宣部部长的贺敬之时，被他拒绝了。他不希望多宣传自己。当时文学组的组长谷文娟出了一个好主意，她找出了1957年她采访贺敬之的录音带，那上面录有贺敬之同志自己朗诵的《放声歌唱》。叶延滨把复制的录音带送给了贺敬之。第二天，诗人就爽快地同意了采访。

那次采访后，叶延滨写下了《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歌手》，反响很大，《中国青年》迅速转载。这篇文章作为毕业实践，还被发表在《诗人谈诗》一书里。

毕业前夕，叶延滨的诗歌《早晨与黄昏》又获得了首届“北京文学奖”。他在这首诗里，倾诉了对北京浓浓的感情。他在北京四年的大学生活给了他太多的感慨和成就，他是那么热爱北京。

尽管叶延滨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尽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诗刊》都表示要他，甚至学校也表示将他留下来，但出于种种阻力，最后叶延滨还是回到了四川成都，被分到省文联《星星》诗刊工作。在成都那片故乡的热土上，叶延滨一干就是十二年。先是在省文联《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十年后的1993年升任主编，并任四川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四川省《当代杂文报》副总编等。

1994年的5月，离叶延滨离开北广12年的日子里，他又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北京，回到了他梦到一千次的北广、深情呼唤他的母校。

叶延滨对北京的热爱，早在他在北广读书时获得“北京文学奖”的那首诗歌《早晨与黄昏》里一览无余，后来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集奖”的《二重奏》，把他对北京的热爱，又一次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北京的阳光，北京的风，对久居成都的叶延滨来说，是渴盼已久的享受啊。

这一次，和12年前相比大不相同。12年前的那个大学生现在成为文学艺术系系主任了，还教学生创作课。叶延滨的妻子、作家杨泥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教学对于叶延滨来说是个较新的题目，他容不得课堂上有不听话的学生，于是，上课对于他来说仿佛是声势浩大的行动。讲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只是知道他上了一学期课，让全班三十来个学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作业发表在刊物上，还有他上课通常不点名，因为总有其他班的学生溜进旁听。”

叶延滨从他干了12年的《星星诗刊》退下来，北上到了北京，当上了母校的教授。这样一个转变，在当时无论是对叶延滨还是对圈里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有朋友向叶延滨约稿，写叶延滨印象之类。结果叶延滨就给他当时讲授文学创作课的三年级的学生们留了一篇作业，题目就叫《叶延滨老师的这张脸》，500字以内，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50分钟就交卷。

可爱又聪明的大三文艺系学生们，描绘了叶延滨老师好多张不同的脸。这里，笔者选了最短的一篇，原文如下：

叶延滨由诗人而教授，还担起了系党总支书记的担子，处理工作中的诸多事务。这一干就是一年多。叶延滨回想他在母校当教授的日子曾这样感慨：“教授的舒服日子没过几天，院领导就开始‘考虑’我了。先想让我当科研处长，可我对电视涉及的高科技实在是大外行，很想推掉。后来，院长们反复考虑，加上民意投票之类的方法，让我当上了文艺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和几十个老师和几百名学生打交道。文艺系人才荟萃，教师中有电影、电视、戏剧、戏曲、曲艺、音乐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学生也是百里挑一的特长生。当这个系主任真是要做到尊重知识每个老师还是我的先生，爱惜人才每个学生都是昨天的自己。”

1995年的秋天，他又一次离开母校，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任副主编。这一干就到了现在,从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到主编。又一个12年过去了，叶延滨成了在中国唯一的在两家最著名诗刊担任主编并任职最长的编辑家,同时,叶延滨从写诗到写杂文、散文、小说、评论，样样出色，出手不凡。　

迄今已经出版的文学专著，有诗集《不悔》（1983）、《二重奏》（1985）、《乳泉》（1986）、《心的沉吟》（1986）、《囚徒与白鸽》（1988）、《叶延滨诗选》（1988）、《在天堂与地狱之间》（1989）、《蜜月箴言》（1989）、《都市罗曼史》（1989）、《血液的歌声》（1991）、《禁果的诱惑》（1992）、《现代九歌》（1992）、《与你同行》（1993）、《玫瑰火焰》（1994）、《二十一世纪印象》（1997）、《美丽瞬间》（1999）《沧桑》（2002）、《叶延滨短诗选》（2003）；文集有《生活启示录》（1988）、《秋天的伤感》（1993）、《二十二条诗规》（1993）、《听风数雁》（1996）、《白日画梦》（1998）、《戏说神游》（1998）、《永恒之脸》（1999）、《梦与苹果》（1999）、《叶延滨散文》（1999）、《路上的感觉》（2000）、《储蓄情感》（2000）、《擦肩而过的影子》（2000）、《诗与思》（2001）、《黑白积木》（2001）、《叶延滨随笔》（2002）、《从哪一头吃香蕉》（2002）、《烛光与夜声》（2003）、《叶延滨杂文》（2004）及《叶延滨文集（四卷）》（2004）等共有四十部。
　　其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35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意、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文字。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1980）、第三届中国新诗集奖（1985——1986）以及十月文学奖、四川文学奖、北京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50余种文学艺术奖。

    作家王蒙这样评说叶延滨：“这个诗人是个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