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诗人千差万别，诗歌也因诗人而各不相同。诗歌观念、诗歌目的、诗歌境界、诗歌技法等等方面，无一不是区别诗人与诗歌的关键元素。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复杂，人们也总是为此争论不已。而我只想说，诗歌不是观念化写作，诗歌目的不应超出诗歌本身，诗的境界就是诗人的人生境界，有效的技法应隐于无形。诗歌写作重在体验，应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并在其中寄寓丰富的审美意味。因此，我认为是否具有情韵是一首诗高低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读者能否与之亲近的重要因素。

　　观念化的写作往往重在说理，这不但让诗人脱离了具体的情景体验，显得枯燥、直白，也容易造成诗歌意义的单一。真正的诗歌应像自然之物一样，是活着的、敞开的，有形象、有情景，充满丰富的意味，一言难尽。这需要诗人从心灵出发深入体验，和盘托出。从观念出发，只能抵达观念，从心灵的体验出发，可以抵达无限。当然，我不是说诗歌不可以表达观念，而是说这观念应融于具体的情景之中，就像盐溶于水，葡萄糖隐含了葡萄，骨头藏于血肉。古人早就说过“名言所绝之理乃至理”，并描绘出了理想诗歌的形态：“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若鸢飞鱼跃之昭著也。”诗应给人思想启发，但这思想应与情景浑然一体，让读者在审美状态中若有所悟。诗歌不是专门制造名言的，它需要情韵。

　　诗歌的目的是否纯正，也会影响情韵的有无或浓淡。诗歌的独立性一直是真诗人的向往和追求，但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把诗歌当做工具的诗人(反工具也是工具)，他们把自己置于诗歌之下，看来是在摆弄诗歌，实则是被诗歌摆弄，本质上是被那种在他们看来高于诗歌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摆弄。如此，他们的写作，也就成了一种简单的阐释、廉价的逢迎，心灵被架空、体验被埋没，反意识形态者更有可能变得激愤、蛮横。而无论是哪一类，其实已离诗歌本身很远了。惟有把诗当做诗来追求的人，才有可能宁心静气，深入到事物和生命的内部，细心体验，建立人与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洞穿世象又不离情景，在审美中与良知、道德、人性、理想、悲悯等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因素相依连，既能保证诗歌的情韵，又能保证诗歌生命的长久。

　　诗歌境界的高低同样影响着诗歌的情韵味。人们常言“文如其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般说来，诗歌中呈现的境界与诗人的人生境界有对应关系，文品与人品可以互证。境界低劣者，也许只是处在人的初级阶段，其自然属性往往反映在诗中。要么专攻人的性意识、性本能、性场景，要么像蚂蚁一样随地势爬坡上坎、听天由命，紧跟社会习俗和现成经验，表达毫无深度的心灵。他们的诗歌也许有情景，但这样的情景只是一种未经升华的原始景象，显得低俗、肮脏和粗糙，很不美，很表层，离情韵相去甚远。古人说，“习诗如参禅”，虽未必全然合理，但诗人修炼自己的人生境界却是必须的。写诗者只要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都能写出一般意义上的诗，但诗自有高下优劣。诗的效果比较，实则是诗人间“内功”的比较，高诗和优诗只能出自境界较高的诗人。所以诗人间谁留存于世谁淘汰出局，主要看其境界高低。在这里，情韵指高雅、优美、生动的情景，惟有高境界的诗人方能出之。

　　诗歌技法也许是最能直接作用于情韵的。臧棣说过：“写作就是技巧对我们的思想、意识、感性、直觉和体验的辛勤咀嚼，从而在新的语言的肌体上使之获得一种表达上的普遍性。”技巧于写作确实重要，它能深化、细化诗人的内心，使表达效果更深入、更新颖、更具普遍性。但技巧绝不是决定诗歌质地最重要的因素。有些诗人视技巧为生命，全力以赴，花样翻新，到头来黔驴技穷，不了了之。为技巧而技巧，显然只是一种外在功夫，笨拙者也许只是给一首诗穿上不得体的花衣，并不能装饰出楚楚动人的韵致，反倒给诗歌留下硬伤，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其实，任何技巧都要出于自然方能将效果推向最大。人们早已熟知“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的告诫，却依然难改故弄玄虚的陋习。技巧诗于诗显然是心不在焉，所以写作者当然会浮于事象表面沉不下去，也就很难体验到并写出其间的韵味，给人的只是粗浅、破碎的情景，形不成流畅、完整的情韵，会吓跑读者。技巧臻于无迹可寻方为佳，它真正的、有效的作用应在诗歌内部。

　　情韵有无可见出诗人在深度、纯度、高度和熟练度等方面的差别和优劣。优秀的诗歌应是一种情景的审美再现。可以说，情韵是诗的生命力，在外给人自然、灵动、形象的直观感觉，在内给人含蓄、丰富、深沉的内在冲击。内外相融相谐，浑然天成，整个地刻进读者心中，此乃诗之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