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一直以他沉稳的书写行进在百年中国新诗的进程中。他的写作，既有新诗发展的传统赓续，也不失对文学艺术高端的执着追求，更有着精神性的现实彻照和深邃的内在经验释放，他基于诗歌自觉同时又肩负使命感的写作，在当代诗坛卓有建树。尤其是，当很多诗人在为地域书写而囿于边缘化的晓风残月不能自拔时，他却加载地域以历史的宽阔与厚度，表现出驾驭现实题材的游刃有余。他的诗歌写作最不缺乏的是纵横捭阖的自信。他表达风趣，直入历史中的现实，不高蹈、不艰涩玄虚和怪力乱神。在很大程度上，梁平的诗歌为饱受外界诟病的新诗建制与扩展提供了本质化的参照。

 

　　一

 

　　在《成都词典》中，梁平站在家国情怀的高度，以有悖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勇气写出了自我经验中的当下，他笔下的诗行穿越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时空，展现了厚重、大气的中国式诗性语境。他的思考接地气，自觉并轨“福克纳半径”，并进行了丰富性的开拓，机智而不高蹈，内蕴而富有力量。这种辨识度极高的风格给当下诗坛注入了“熟诗”的沉稳与劲道！ 

 

　　风骨是他诗歌的一大核心元素，让他从意义指认与身体力行两端，进入诗歌的当下，突入精神的现场。这么多年，他一直以一线诗人的活力予当代汉诗以鲜活的记忆与进阶的拓展。在诗歌中，他力求以简约的笔法和朴素的思辨探知历史真相与现实语境的复杂体验，最大限度地把个人化的笔触公开化公共化，因此我们看到诉诸于笔端的诗意，总是呈现开放的姿态，诗行中的脉络凝含着历史深意与生活妙悟。在对历史、现实、文化和个人精神世界的感悟与思考的全面精进中，梁平的表现已经为诗坛公认。

 

　　这是梁平的追求，他在创办《草堂》诗刊时宣称的“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即是对自我的诗心一份归纳、总结与期许，回到他的《成都词典》中，写实依然为他所爱，作为书写一部“词典”的出发点，无疑呈现了建构美学的决心，这些散落于成都的“地名”，不单单是景致的可观，更有着历史的可读。在《惜字宫》里，本意为珍惜先人仓颉所造之字的来之不易，可诗人却从“惜”里析出别样的具有现实讽喻的深意——

 

　　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仓颉，/越来越多的人不识字。/与此最邻近的另一条街的门洞里，/堆积了一堆写字的人，/但写字的不如不写字的，/更不如算命的，两个指头一掐，/房子车子票子位子应有尽有，/满腹鸡零狗碎，一脸道貌岸然。（《惜字宫》第三节）

 

　　基于批判的诗性介入，梁平在诗行中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种带着个人风骨的历史思考。在诗意的打开过程中，他完全抛开了那种狭隘的属地自恋情结的浮泛抒情，彻底摈弃了吆喝“土特产”一样的发声，而是即刻沉入内在，于深邃的时空中完成精神洞察，重构有价值的思辨，获得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宏阔诗意。

 

　　通常，一个作家的风骨，必须建立在独到见解和自主学理的精神远涉之中，梁平诗歌里的风骨，和他的诗心息息相关，在泥沙俱下的诗歌现实，在甚嚣尘上的文学环境里，他一直有着清醒的认知，保持着纯种品味的职业操守，以及平行于现实又不拘泥于局限的气度。作为诗人的梁平，其超迈显而易见。这些年来，关于诗歌边缘化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梁平认为：“面对中国诗歌现状，一切归于诗歌陷入低谷、走向边缘的哀怨都是无助的。只有经过认真打量，才知道这种哀怨和我们所接触的诗歌真是大相径庭。老实说，我对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的那种坚实和多元形态充满了乐观，坚定我乐观的理由，正是因为中国有诗歌的操守，中国更有诗人的操守。”

 

　　世界艺术史告诉我们，兴起于西方19世纪美术思潮的写实主义，逐步发展为涵盖绘画、文学和哲学的一种方兴未艾的流派，且产生了巨大影响，却由于过度的现实和实际纠缠而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排斥。但梁平笔下的“写实”是包容了理想化的想象，他拒绝新写实主义的婆婆妈妈，他的诗，力求去碎片，去虚妄，去不实，去言不由衷，去空洞无物，去表面滥情。

 

　　在中国，传统文学视野里的写实主义，充满阐释、反思、刚性与求是的情感基调。韩愈就主张“养气”和“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柳宗元强调“以辅时及物为道”……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世界，中国文学的筋骨就伴随着仁义和道统生生不息，进而凝成彪炳千秋万代的文化血脉。即便新诗百年，脱离政治语境的“诗言志”，意味更为纯正，却也一样有着旺盛的生命。在新诗发展史上，无论是“以哲理做骨子”的宗白华，还是主张“中国诗歌一定要有我们自己民族特性”的艾青，抑或是“一生风骨凝成诗”的牛汉，都让新诗传统“风骨”犹存。他们作品的求真意志，无疑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传统文学气度的无处不在。而梁平，显然有着相袭而来的诗写自觉，他的诗，洒脱而有节制，起笔收笔讲究内在扩充、经验决断与意义环绕。

显然，“现实”作为一种参照，其所接缀的“主义”并非一种概念化的指称，而是诗人洞见现实现象，提炼精神结晶的文本表现。在《成都词典》中，梁平的批判比以往更强力，讽喻更显赫，他不美化现实所见，不顾忌命题潜伏的危险，文本的“手到擒来”与“目击成诗”可能性增大了，淋漓地呈现出艺术性的尖刻与不留情面。

 

　　那天仓颉回到这条街上，/对我说他造字的时候，/给马给驴都造了四条腿，尽管，/后来简化了，简化了也明白。/而牛字只造了一条腿，/那是他一时疏忽。/我告诉他也不重要了，/牛有牛的气节，一条腿也能立地，/而现在的人即使两条腿，/却不能站直。（《惜字宫》第四节）

 

　　人性遽然的显意，让诗歌远离软骨病。作者运筹帷幄：黉门、落虹桥、燕鲁公所、少城路、龙泉驿 、纱帽街、藩库……这些成都历史的胎记，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道道刻痕。如此大面积地专注于生活记忆的当下体悟，呈现出建构美学在当代诗歌中的多重投影，正如著名作家阿来说的写出了“社会更宽广的东西”。放眼当今汉语诗坛，梁平的“现实”不是愤青笔下哗众取宠的逆行火焰，而是地域及其人文景深的洞察、激情与理趣，是智性的形象化表达，这份诗学的沉实没有安之若素之心，分行的有效性就会很可疑。在宏大的历史面前，梁平因执有“入世”的深刻而全身心地享受着诗意的地理史学之美，感受着史实中的日常，因了大情怀的托底，故能撇开诗坛热闹，不管世相如何喧哗，他都保有“一颗享受诗意的安静的心”。

 

 

　　二

 

　　整体看，《成都词典》是一部厚重的诗性“史记”，保有地理诗学的宏阔底蕴，文本格局有范，基本上都是4节，每一首都写实而不拘泥于实景，有依托，有动静，有联想，有机智，既观照了地域，又映照了古今，更主要的是能在当下性的诗意场景中对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的升阶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文史，产生了别样的诗学意义。诗人的思绪在史实与现实中翻云覆雨，游刃有余，展现了智性的自信和诗成天然的功力。

 

　　走马的街上，/马尾巴甩出的声响，/比那时的辫子还要招摇。/辫子没有阶级，/马屁股的肥硕与瘦削，/看得出花翎的尺码。/一拐弯就是都督衙门，/都得滚落下马，/官靴与马蹄经过的路面，/印记高低深浅，/都是奴相。（《走马街上》第一节）

 

　　鲜活的即景描写与即刻的思维火焰媾合，生成活力四溢的诗性叙事，这是梁平的拿手好戏。与一般地域性诗歌因作者笔力不逮容易滑进乡土颂歌的僵化恋曲不同的是，梁平能够驾轻就熟地把率性之真与思考之深，恰到好处地点染出来，诗行中的声色与无处不在的判断，于尖锐而又节制的情感判罚中，历史获得了新生，而历史背后的人性勾连，更加引人入胜。

 

　　我的前世，/文武百官里最低调的那位，/在皇城根下内急，把朝拜藩王的仪式，/冲得心猿意马。照壁上赭色的漆泥，/水润以后格外鲜艳。/藩王喜红，那有质感的红，/丰富了乌纱下的表情，/南门御河上的金水桥，/以及桥前的空地都耀眼了。/照壁上的红，/再也没有改变颜色。（《红照壁》第一节）

 

　　“我”，作为书写主体，“意识介入”一开始就被迅疾调动起来，诗人以大胆的夸张，穿越到历史现场，进入“历史官场”，见证“权力”的表情和“乌纱帽”影射下的人性龌龊。红照壁的“红”，把巨大隐喻下的专制性语境描述得淋漓尽致：“照壁上的红很真实，/甚至比血统厚重。/金戈铁马，改朝换代，/御河的水，流淌一千种姿势，/那红，还淋漓。/红照壁背后的意味”。一壁如镜，照历史，照古今，记录官场现形：红得畸形，红得猥琐和僵化。如果诗人仅仅是出离于愤怒，鞭挞过往的顽疾，这种单一层面的对立性思维，就没有多大意义。显然，梁平是怀有警觉的，他把自我的内省带进了诗里，“前世的毛病遗传给我，/竟没有丝毫的羞耻和难堪。”；“……我的来生，/在我未知的地方怀抱荆条，/等着写我。”自我教育是诗人灵魂度化的关键，也是诗歌求真问道的不二指标。像巴金老人的忏悔一样，“我”有过的，我不回避，不仅说出来，还要写下它们，是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审视的勇气是诗歌卓立有度的关键因素。今天，不少诗人总是把自己抬得很高，如圣洁的神明，特伪。梁平的“真我”塑造，一定程度上，对诗界充斥的虚假起码也是一个提醒。

    梁平诗歌的最大特色是不拘泥于小格局、感觉化的意气书写，而是大开大合，集经验性、知识性、艺术性、思想性于一炉，展现了当代新诗的正气。他自如的表现手法，不拘的介入方式，稳重的建构思路，率真的推进气势，为碎片化、反智化、粗鄙化的当下汉诗修补了形象，榫接了传统精华。《红照壁》这首诗歌依然延续他大手笔的出神入化。以“小我”接入思考的真实，以“大我”提纯诗意的成色。在一块“红照壁”上，展开了回望历史的声色犬马、刀光剑影与前朝旧事，既有否定的立场发声，亦有价值衡定的自我研判，更有看待生活与生命的超脱与淡定。诗起兴于“我在”的视角，甫一打开，便轰轰烈烈，一泻千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虽情感倾泻如洪，却并未挤占理性逻辑对全诗的操控，纵横捭阖中不乏批判的幽默闪现。诗开门见山于“我”，最后又戛然而止于“我”，鉴照于一壁，从前世分镜头到现实的公正辨析，收束于“等着写我”的豪迈气度。

 

　　三

 

　　梁平的作品兼具诗学、史学与理学价值，他的写作始终坚守时代前沿，以今鉴古，在时间的河流里打捞历史的沉船。美国诗人布罗茨基也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很显然，“巴蜀”是梁平诗歌记忆的全部，他一直身处于这片奇特的“地域”，在审视中体验生活，在历史的地域投影中探索与挖掘。梁平自己也说，“我的写作有很强的地域性，我是希望构建我自己的诗意地理学。我很多作品很刻意写重庆，写四川……” 他生活的成都，市井与历史的交汇，具有样本意义，必然也给他留下难以忘却的烙印，地域诗性与地理诗学，以及历史文化与分行语境的多重融合，产生的能量巨大而深远，因而在表达上，更有先机之锋利。“我就是你的爷。/那一根压死骆驼的草的遗言，/在旧时草垛之上成为经典，/草就成了正经八百的市。”（《草的市》）这首诗的前四行，如小说《百年孤独》开篇的第一句话一样，张力十足，耐人寻味。

 

　　《草的市》还折射出如此意味：在中国农耕时代的商业镜像中，万象的市井，汇聚了往来不绝的骡马牲口。在商贾云集的古驿成都，人畜熙攘，草料补给等日常情景被诗人的想象捕捉，并赋予趣味性的细节以历史光芒的闪动。“过往的骡马，/在堆垛前蹬打几下蹄子，/草就是银子、布匹、肥皂和洋火，/留在了这条街上。”在历史记忆里，草是通行的货币，可以兑换成银子，也可以换取布匹等日用品。骡马们吃饱喝足，“能够再走三百里”——草让商品贸易走得更快更远。——这个顿悟，不正契合了“一带一路”的深意？诗人对历史的现实语境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入洞察和审美。“至于沾花的偏要惹草，/草很委屈，即使有例外，/也不能算草率。”在叙述中，历史语境因诗意的习得而被重构，语言绵密流畅，没有丝毫的疏离感，读者从中最大限度地捕获阅读的智趣与快感。

 

　　“艺术家之有别于常人的，仅仅在于其感觉敏锐；他较易觉察世界上的美与丑，并予以生动描绘。”这是索尔仁尼琴在《为人类的艺术》中的一句切中肯綮的话，以此推论诗人梁平，便可探知他诗歌的艺术坚守，即借喻于人性，让尖锐感闪耀在刀刃上，把历史写成火热的现实。例如——

 

　　在根的血统上，/忠贞不二。在灯红酒绿里，/草扎成绳索，勒欲望，/勒自己的非分。草的上流，/草的底层，似是而非，/在不温不火的成都，/一首诗，熬尽了黑天与白夜。/草市街楼房长得很快，/水泥长成森林，草已稀缺，/再也找不到一根，/可以救命。（《草的市》末节）

 

　　梁平的诗歌中有敏锐、真挚、朴素的内核，因为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自由的灵魂，一直保持丰富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思想见解。“在根的血统上，/忠贞不二。在灯红酒绿里，/草扎成绳索，勒欲望，/勒自己的非分。”他约束自己的欲望，但又无限延伸自己的想象，在一首诗里“熬尽了黑天与白夜”。“草市街楼房长得很快，/水泥长成森林，草已稀缺，/再也找不到一根，/可以救命。”在细致的描述中，诗人把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的感悟加以形象化提炼，而更具艺术感染力；普通的生活场景一旦注入诗性情怀与文化思想，就能自动生成有温度的精神立场。他用心探索和挖掘意象的共鸣，使这首诗歌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高贵感”。

 

　　有人统计过，梁平所有创作的二分之一都是在抒写故乡，他竭尽所能去呈现生活的微芒，钩沉琐碎的历史记忆，打捞世事迁谪下的地域符号，挽留正在消弭的人文情怀，让诗性的文字在时空中穿插，去竭力复活历史与今天的对应的可能。他深知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古老的城市胎记正被推入彻底湮灭的危险境地，作为诗人的责担，有必要从残剩的地名回溯文明基因，破解宿命所厄的世道。《草的市》令诗人脚下的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厚重、真实，语言在重温历史片段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世界，从而彰显诗歌特有的文化含量和历史智慧，这是诗歌难度的有效实践，诚如梁平的自白：“我不是对这个城市的缅怀，而是在对这个城市几千年历史的追究、对这个城市的血缘以及我的血缘的指认，勾画出我所以为的城市精神。”

 

　　四

 

　　审美纷呈的《成都词典》，其推陈出新的丰富性紧系地域却又视阈宽广，也暗示了梁平在艺术创造上的审美个性，他的迂执大大超越了历史诗学与词条典故那种网格分割的单调。那些呈现在诗中的地名与场域，被诗人看作意义编码的雄关漫道和精神的符号印记。诗人的眼光一旦触碰它们，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坍塌与赓续，颓败与新生，权谋与物理，消逝与挽留……就自成诗意的达观。

 

　　是的，梁平是一个性格达观的人，他深知，人类记忆中的历史是避免不了碎片化的，但文化气场的完整性可以或者只有诗歌才能串联而成。这份“执意”让我想起曼德尔施塔姆是诗句：“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里/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诗歌的意义被梁平点燃。他诗歌里的现实完全迥异于当下流行的被捧得过了头的“现实主义”当红诗人的行为艺术。那种捏造事实的“负面新闻分行体”不仅伤害了文学的尊严，也丧失了写诗人的文学敬畏。同样是人性批判，他的来头有根，即出芽于历史土壤。同样是现实苛责，他的指向有度，因物缘情，始终张扬着理性的审美之光，具有稳健而积极的艺术魅力。犹如德瑞克·沃尔科特那样，通过强烈的历史感的恒定思索及感受，形成了诗歌领域的包容特质与“独立于他继承的任何传统”的风格。

 

　　他遵守去芜存菁的艺术方略，表现出导向烟火人间，同时也尊重技巧为艺术带来的境界与魅力。他整合生活化的抒情与识见独到的叙事于一体，造意与造境同步，在风趣而形象化的书写中将地方性的诗意合理化与最大化。

 

　　毡房、帐篷、蒙古包遥远了，/满蒙马背上驮来的家眷，/落地生根。日久天长随了俗，/皇城根下的主，川剧园子的客，/与蜀的汉竹椅上品盖碗茶,/喝单碗酒，摆唇寒齿彻的龙门阵。/成都盆底里的平原，一口大锅，/煮刀光剑影、煮抒情缓慢，/一样的麻辣烫。（《少城路》末节）

 

　　“盖碗茶”、“龙门阵”、“麻辣烫”……密集的方言口语入诗不觉得突兀，且还显露予抒情以美妙的垫衬，这是梁平的“手段”。诗歌作为主情的产物，受制于人的情感，尤其是瞬间的即时性的情绪推动，因而才有“真味”存留，否则刨除这一层，过于理性，那就是科学或理学，而关于科学和现代诗歌的关系，美国诗人哈特•克兰在1930年就说过，科学的真理与诗人的真理是完全不可兼容的两码事，他以但丁和布莱克引证——科学追求的“真理”与诗人形而上学的、超逻辑的“真理”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成都词典》中，诗人梁平遵循“史”的客观，挖掘“诗”的真味，入理又悖理，机妙地达成矛盾的统一。其实在人们的感知中，感性的诗歌与理性的科学确实不是一条道上的“客”，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毁灭与再生的正确，而诗歌的新陈代谢，则是兼收并蓄的衍生物，这是人文精神包打天下的核心，说得好听点是大器。那么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如何打造这个虚无但实在的“器”去承载需要的似乎又是无用的东西，就显得很难，如果器大力小，关键时刻定会掉链子，如果器小难堪，又必然不能让自我满足，也就更难满足于他人。梁平知道，巴适与稳当，是诗人时刻保持警醒的一种智慧。从这个意义上推论，梁平的诗写，因找到了个人情感与社会意识的最佳结合点，故格局大，不小家子气。综合这组诗歌来看，其作为诗人的自足是满满当当的。历史风物的轮回与蝶变，市井故人的感怀与惦念，情感深处的惆怅与敞亮，人生奔忙的局促与逡巡，内心的焦灼与守望，批判的强力与哀婉……总之，凡是情绪所能到达之处，就是他诗歌所指的道场，可以说，他的写作宽度与他的生活半径是吻合的，这种“忠于”本地之旅的不离不弃正是诗歌真诚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对于历史与当下的态度，尤其是历史真相背后的诗性可能，梁平激发出来的灵感与情愫，让我想起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性阐释：“什么是神圣？/一副面具，/用以称颂被玷污的事物。”读《成都词典》，能明显地感知到，梁平对在成都这个城邑的尊崇有着至上的情怀，但是，他不走那种低级别的正面粉饰，而选择发现和批判，或者说，因为发现才批判，这点，他做得有板有眼！本着一颗“痛心”对待历史，对待现实，才是可靠的，可塑的，可以“兴观群怨”的。他也说过“诗歌是一种永远的痛”。

 

　　那时候保路的英雄们，/还在集结民怨与外强的勒索挣扎。/那时候朝廷割地赔款，呛一口黑血，/屈辱开始有了疼痛。那时候，/这里的刀枪指错了地方。（《藩库》第三节）

    

　　这个片段，十分类似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在《历史》一诗中的感悟：“历史必须与曾经在这里的东西住在一起/握住并靠近抚摸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死去，这多么枯燥而可怕，/不像写作，生命永无休止。”（胡桑译）梁平似乎是在以野史的真诚叙写正史的文脉，“屈辱开始有了疼痛”，对割地赔款的史实，读者的记忆几乎停留在教科书的僵化教条里，而鲜活现场的复原，无疑如“一口黑血”那样“呛”人——这简约的笔力背后，交织着诗人的痛心与历史的痛楚，双重情感的映照，挖出了历史真相，且更加入心。同样在《交子街》里，诗人也以驳杂而沉痛的心写出了“从数字到数字以外的民族记忆”。

 

　　没有人与我对话，那些场景，/在街的尽头拼出三个鲜红的繁体字/——落魂桥。落虹与落魂，/几百年过去，一抹云烟，/有多少魂魄可以升起彩虹？/旧时的刑场与现在的那道窄门，/已经没有关系。进去的人，/都闭上了眼，只是他们，

未必都可以安详。（《落虹桥》末节）

 

　　对于旧朝的刑场，诗人赋予“落虹桥”的内涵远远超出了语义本身，而如此紧致诗人情感的诗，《成都词典》里几乎每一首都不乏其诉，几乎都是寥寥几笔，就奔泻而下。这样的诗，面貌拙朴，激情隐在，却很管用。通常而言，时代语境是诗人气场的云团。梁平的诗歌已经形成这样的基本特征：不赶潮流，走笔敦厚，循序渐进。他的诗思注重“推理”，推因索果，升阶有序，始终处在一个讲究感性与理性互为平衡的状态，往往集中笔力于一点，倾情写尽写透，处处闪烁语言智慧的花火。

 

　　当然，与耽于地域唱响的前著《三星堆之门》与《重庆书》那种浓烈而磅礴的史诗气势相比，新作触动下的诗人心绪平和了许多，他深知为城市修典，得以“智”取胜。前苏联电影艺术家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我心中真正的哲学家都是诗人，反过来也一样。任何影像不管多么震撼人心，都应蕴含着独有和重要的思辨内涵，因为对我来说这两者密不可分。”处在创作一线的诗人都清楚，以注重现代性的诗歌去建构大一统的命题，是一项颇费思量的工程，于是，诗人选择沉潜之心，于回望历史真相的细节中，开掘文化的日常性经验与审美再造，并环环相扣，加持思考的重力。

 

　　诚如《道德经·道经第十四章》所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掌握传统艺术规律，用以实践思考的问题，通晓古今，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创新。梁平对成都这座城市进行了一场历史的考古，他用心于史实，用力于深思，在成都的人文疤痕中撒盐，甚至于不惜挤出淤积的浓汤腐肉，捕捉变迁的蛛丝马迹，导向心灵深处的期盼，为热爱的城市濯洗前世今身，延续文脉，激活传统，夯实底蕴，擎举精神，不辱使命地完备自己对于成都这座城的写碑之心。2017.3.18日晚于办公室

 

　　作者简介：芦苇岸，土家族，诗人、评论家，吴越出版社社长。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花城》《十月》《作家》《山花》《江南》《诗刊》《星星》《诗林》《诗潮》《诗选刊》《中国诗人》《中国诗歌》等刊物发表过作品100多万字；主要作品有《光阴密码》《冷，或曰道德经》、长诗《空白带》和大型组诗《湖光》。长诗《空白带》被写入《2012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载《人民日报》），《湖光》组诗系列陆续在多家刊物发表后已引起强烈反响。有诗集《芦苇岸诗选》《坐在自己面前》等三部和诗歌评论集《多重语境的精神漫游》一部。2013年获得 “中国诗人奖”和 “尹珍诗歌奖”；2014年获得“中国当代诗歌奖·批评奖”；2015年入围闻一多诗歌奖；2016年入围中国作协骏马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