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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5日，这应该是当今中国诗坛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当今中国诗坛，包括朦胧诗派、第三代诗人、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低诗歌。在此之后的当今中国诗坛，其板块构造已逐步发生变化，主要是后口语诗、后现代诗（北京诗派）、部分的垃圾派、尚不成熟的大诗主义。此次诗坛大战，伊沙阵营主要是被一些不知名的诗歌爱好者围攻，迄至今天为止这场大战已近80天，除了伊沙业已雄踞诗坛之巅，双方均出了不少知名的诗人或诗歌爱好者。这一格局，将会越来越清晰，也正在重新塑造当今中国诗坛。作为21世纪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的后现代诗学诉求，在此次大战中业已广为人知。
　　上述双方通过历时80天所不断推动的重塑诗坛的崭新格局，构成了当今中国诗坛充满活力的圣殿。圣殿之外，主要是沉默的那一部分，包括早就已经过气的朦胧诗派、第三代诗人，以及即将过气的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在此次大战中的沉默，无意中把他们送入了历史的博物馆。
　　博物馆之外，主要是当下中国诗坛默默写作的那一部分，这部分的人数非常之多，但由于他们选择站在此次大战之外，所以他们的写作很难迈入属于中国当下诗歌史的独特舞台，换言之，即写作无效。无效的写作，其最终命运是被历史的扫帚彻底扫入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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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所谓圣殿、博物馆、垃圾箱，也不是绝对的。默默写作的大多数诗人，除非有狄金森死后若干年才被发现的奇迹出现，否则，一般说来，几乎都会化作历史的尘埃。
　　此次诗坛大战，因为处于微信、微博时代，历时之长，古今罕见。伊沙的后囗语写作，经由此次大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诗学潮流。在此次大战中，当今中国的所有诗评家几乎全部失语，这一现象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诗评界的势利与无知，胆怯与平庸，愚蠢与自以为是。如果有真正的天才型的诗评家，他们肯定会为伊沙的后囗语诗学探险历程和于2016年端午节断然掀起后现代诗学实践浪潮的“北京诗派”而鼓与呼。眼看80天大战过去了，我们连天才诗评家的影子都没有看见。中国新诗的百年历史上，绝对没有出现过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文学评论家。所以，诗人应当摒弃幻想，自我救赎。
　　当后口语与前口语彻底分道扬镳，韩东、于坚、杨黎的诗学追求，无疑将就此止步。经由此次大战，一道分水岭豁然出现，那就是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韩敬源、艾蒿等诗人的后口语时代已经全面来临。同时，“北京诗派”作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也真正登上了中国诗坛的舞台中央。
　　同时我们发现，经由此次大战，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这些诗学概念，差不多已经做古。是的，当今中国诗坛崭新的诸多气象，正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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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实地记录此次诗坛大战，如实地说出伊沙受到的若干伤害，如实地指出当今中国诗坛的本相，非常不容易，比旁征博引困难得多。就诗学而言，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唐欣、艾蒿、韩敬源等诗人的后口语写作的探索已经取得不少非凡业绩，与当今世界诗学潮流，尤其是后现代诗学潮流趋于同一个水平线。而所谓大诗主义，除了迂腐与落后，鹰子、龙吟、曹谁等人企图为海子的大诗理念招魂显然是逆文学史而动，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海子的诗与海子之死，实际上是浪漫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最后一抹余晖。
　　当然，此次诗坛大战，也让我发现在当下中国提倡和实践后现代诗学的巨大难度。我们除了必须写出相当数量的后现代诗歌文本以外，还得耐心培育一个一个的后现代诗歌读者。通过此次诗坛大战，我发现我们这个流派的不少成员对后现代诗学也知之甚少，因此，创立一个极具份量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也并非易事。
　　所谓诗学弄潮儿，意味着我们必须既踊跃参与此次诗坛大战，同时还必须随时保持理性，从而在精神向度上，超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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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诗歌，和当代社会相似，表面上看起来莺歌燕舞灯红酒绿，其实时刻都在为自身的生存而挣扎，因此给人以混乱无序模糊的印象。但现在的诗坛大战，已经整整80天了，自媒体时代，什么也无法预料和控制，我们必须检查一下那些根本的原则。我相信诗歌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诗歌的根本原则应该经历一场革命，也就是后现代诗学革命。
　　“北京诗派”倡导的后现代诗学诉求，启动至今已经两年多了，参与的诗人近400人，问题是在多大范围里我们这些绝大多数互相并不认识的凝聚在后现代诗学旗帜下的诗人们已经或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学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这个学派或后现代诗歌运动背离了诗歌的主流，哪怕是有所偏移。
　　是的，“北京诗派”应该脱轨而行，与原有的陈旧的主流诗歌逐步决裂。我们根本不关心诗歌的完美性。对完美的追求是一种缺乏信心的标志，因为它表示诗人承认了在他以外存在着一个不容置疑的精神权威，而他自己也企图遵奉这个权威。
　　就诗歌史而言，试问，还有什么比诗学历险本身更有价值的吗？需要补充一句，此次诗坛大战，“北京诗派”吕本怀和君兮的参与，也属于我现在所说的诗学历险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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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诗坛大战，我写了“四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我的一些诗学观点。现在随手在手机上临屏写一些所谓诗学随笔，旨在对我的“四十条”进行一些局部展开和细化。我国古代的诗话、诗论，与西方古代的诗学比较而言，自成体系，东西方古代关于诗的阐释均博大精深，令人钦佩。西方古代诗学源于古希腊诗学。古希腊诗学研究在西方的历史上留下了研究成果。自文艺复兴以来，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论家都谈到过或论述过古希腊诗学思想。20世纪中后期，西方出版了一大批古代人物传记和古代哲学的研究著作，其撰述和研究对象包括古希腊诗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在西方出版的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论、比较文学和历史著作中，探讨古希腊诗学思想也成为一个热点。译成中文的著作主要有:布鲁克斯和卫姆塞特的《西洋文学批评史》、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乌尔利希·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组织编写的《诗学史》、罗德·霍顿和文森特·霍珀的《欧洲文学背景》、加林的《意大利人文主义》、热拉尔·热奈特的《广义文本之导论》和《隐迹稿本》等等。这些著作在涉及古希腊诗学的时候，除了介绍外，许多论述富有启发性。比如，《比较诗学》提出的希腊的戏剧繁荣导致了“诗学”诞生的观点，等等。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雅克·德里达等，在展示自己最新的思想理念时，往往会联系到古希腊哲学和诗学思想。最古老的理论与最新潮的理论之间这种永不消失的张力，是我关注的一个中心点。
　　诗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我的随笔式写作，其中蕴含有向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致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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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新月”诗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还是“北京诗派”，我们都应该把它们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察，来研究。所谓有机的整体，实际上是一个体系问题。是的，是一个体系。如果我们和一个体系发生了有效的关系，换言之，只有和体系发生了关系，文学艺术的单个作品，诗人与艺术家个人的作品，才有了它们的意义。这个观点来自艾略特，接着他说的是:
　　“因此艺术家必须效忠于他本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为之献身，放弃自己，牺牲自己，以便争取并获得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一份共同的遗产和一项共同的事业把艺术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联合是不自觉的。我相信，任何时代的真正艺术家之间有一种不自觉的共同性。……当然，二流的艺术家担负不起为了任何共同的行动而放弃自己的代价，因为他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表现所有的那些构成他个人特征的不重要的区别。”
　　从1999年11月至2013年6月，我为创立“第三条道路写作”（主要是区别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个诗派奔波了14年，出了不少书，写了不少文章，但由于这个体系本身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内部不少人围攻我，离间、造谣，不一而足。四川的胡亮写文章说我想当诗坛皇帝，等等。为了最大程度地瓦解和分裂“第三条道路写作”，他们（他们的名字我现在不愿意提及，十几年前“诗江湖”论坛上的诗人们都比较了解这段历史）采取离间我和莫非、树才的关系，甚至离间我和谭五昌的关系等等，来孤立并试图彻底毁灭我的诗学生涯，令人感到人性深处潜藏着多少邪念与恶念。“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所谓的有机的整体，这个所谓的体系，直至2013年6月我主编的《智者喜宴——第三条道路写作经典诗人作品集》一书问世，方才不十分圆满地结束了其最初的诗学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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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有三个明显的空白，一个空白是“文革”十年（当时所谓的“地下诗歌”，仿佛一粒潜行于地底的火种，今天看来弥足珍贵）。另一个空白应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段，即“十七年”（1949——1966）诗歌。这个时段非常特殊，郭沬若、艾青这样的大诗人也生活在这个时段，也写了不少作品。熟悉这段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时段最重要的诗人不是郭沬若、艾青，而是贺敬之、闻捷、郭小川等。我之所以把“十七年”这个时段看成是空白，因为这一时期的全部诗歌作品，在我阐述的百年中国诗歌史上属于“次要诗歌”。“次要诗歌”这一术语属于艾略特，他认为英国文学史上从乔叟以来的全部基督教诗歌“在英国几乎完全局限在次要诗歌的范围内”。第三个空白，即最近40年的“官方诗歌”，也明显属于次要诗歌。
　　所谓次要诗歌，显然是相对于主要诗歌而言。从胡适、郭沬若开始，直至1949年的优秀诗歌作品，以及从北岛、芒克、多多、杨炼开始，直至现在（主要是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后口语写作、北京诗派）的全部优秀诗歌（这个时段的“官方诗歌”处于另一条发展脉络或另一个发展体系，这个体系与下半身写作、垃圾派、低诗歌构成新的平衡，因此处于对称状态，均属于我所阐释的次要诗歌范畴）。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和诗学考察。这个视野的建构，将促使我们完成一部全新的具有独特诗学价值的百年中国新诗史。
　　人间要好诗。百年只是一瞬，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做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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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向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推荐和介绍温皓然的百回本《红楼梦》（曹雪芹著80回，温皓然续20回）。自曹翁去世，迄今已过去两百多年，据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副会长赵建忠先生研究，续《红楼梦》的作家有100多位，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蔚为奇观。赵建忠教授认为温皓然的《红楼梦》续书是“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续书史上的扛鼎之作。”赵建忠教授的研究生熊丽娟女士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温皓然的百回本《红楼梦》研究，其论文答辩委员包括著作作家冯骥才先生在内。
　　温儒敏教授和陈晓明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两位执牛耳者，他们最近关于曹雪芹温皓然百回本《红楼梦》的谈话，我觉得颇具象征意蕴，所以写入今天的诗学随笔，作为一则佳话。当今中国文化巨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先生10多年前就认为温皓然是当今中国的女文豪。20年前，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为温皓然书写《今世圣贤》，季老去世后，不少人对季老题写的《今世圣贤》在网上表示质疑，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翻翻中国文学史，自李清照以来，可以被称为女文豪的女作家、女诗人，屈指可数，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迄今为止，温皓然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包括百回本《红楼梦》、《太阳是方的》和《般若飘香》，创作了大量古典诗词和新诗。创作之余，温皓然还和我共同主编了《第三条道路》和《世界文坛》，是“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和“北京诗派”的重要成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诗人，其诗歌代表作是《母亲》和《致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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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1月，我和莫非、树才共同策划编选《1999九人诗选》，莫非、树才向我推荐席君秋、尹丽川的诗，这两个女诗人以前我完全不了解。这本书于当年12月问世，并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第一本书为整个诗坛所熟知。除了上述两个女诗人，另外7位诗人，包括莫非、树才、简宁、车前子、小海、殷龙龙和我。2000年，尹丽川与沈浩波等人共同创立了“下半身写作”。无论是之于“第三条道路写作”而言，还是之于“下半身写作”而言，尹丽川的作品都是非常优秀的。但与尹丽川比较而言，戴潍娜的天赋更令人惊讶，她天生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女诗人，她的作品闪现出迷人的天才之光，所以我邀请她进入了“北京诗派”。
　　在《1999九人诗选》这本书问世之前，我和“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诗人王家新走得很近。当时我30多岁，王家新40多岁，我们两个的单位离得不远，都在北京北三环，他在北京教育学院教书，我在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教育战略研究工作。他经常开车到我当时的居住地花园路6号，偶尔去我的单位，有时带我去他当时的居住地昌平区上苑，介绍我认识清平一家、孙文波一家，介绍我认识西渡、敬文东。之所以回忆这些，主要是王家新当时对我完全是一个大哥的样子，晚上让我住在他那里，早晨为我做早餐。上苑是一个山青水秀的村庄，环境幽静，住了不少艺术家，仿佛世外桃园。王家新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他的特殊个性和非凡阅历，使得他常常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状态。据我所知，他与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他们”的韩东、于坚和“非非”的周伦佑、杨黎，他的态度明显是不屑一顾。是的，他有自己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诗歌之境。
　　艾略特曾经“强调地声明说赫伯特是一位大诗人。”我在此也强调地声明说:王家新是一位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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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于9月25日的此次诗坛大战，已经整整80天了，原以为会落幕，但突然发现又开始硝烟弥漫了。双方有可能诉诸法律，对簿公堂，也有可能通过微博、微信继续战斗下去。我喜欢的巴赫金曾经说过:“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面。”
　　巴赫金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1914年至1918年，巴赫金在彼得堡大学上大学时，适逢形式主义流派在彼得堡大学开始折腾。彼得堡大学是形式主义流派的重要阵地之一。巴赫金当时应该知道形式主义流派，但他却没有和形式主义流派的成员直接对话，而是采取间接交锋的形式:写作。巴赫金的研究工作虽然几乎是与形式主义同时开始的，但其理论的重要意义直到20世纪的后20年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巴赫金得到全世界的接受和尊敬也是在他的晚年才开始的。
　　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产生于20世纪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雅可布逊、日尔蒙斯基、艾亨鲍姆等。因其独树一帜的文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对诗歌语言研究的贡献，很早就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研究界声名鹊起。这个流派的理论刚刚出现，就招到来自两股势力的声势浩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指责他们忽视社会政治因素，一味强调创作技艺；而传统的传记、历史研究方法等经院学派，则批评他们缺乏一种成熟的美学理论基础，只知技艺、语言学的现实，难免流于肤浅。
　　就诗学研究而言，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的交锋，主要体现在两个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上，即诗歌语言问题和审美对象问题。
　　在形式主义流派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经历过各种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和各种学派的嬗变之后，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形式主义，就很难有后来的结构主义、新批评，乃至现代、后现代等理论的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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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日本诗歌以杂志《四季》和《浪漫》为阵地，兴起了抒情诗。日本著名诗人三好达治（1900—1964）在他1930年出版的诗集《测量船》中有一首短短的抒情诗《雪》，只有4行:
　　
　　让太郎沉睡，
　　太郎的屋顶白雪皑皑，
　　让次郎沉睡，
　　次郎的屋顶白雪皑皑。
　　
　　这首诗曾经让我非常着迷，因为它自始自终弥漫着一种独特的、似是而非的神秘主义色彩。到底是什么让太郎和次郎沉睡，从诗中无法完全剖析和阐释。或许是在逐渐闭塞的时代，从人们心头涌现出来的某种东西。诗中表现了如此的感情和思想以及被外部事物安慰的內心状态，或可称之为自然。诗歌通过反复的流暢节奏飘逸着抒情的感觉，读者也可以体味这份抒情。三好达治把诗歌引导到了这个方向。
　　今天读到吕本怀的短诗《雪》，显然与三好达治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诗学已经相去甚远。作为“北京诗派”的奠基人，作为中国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倡导者，吕本怀善于观察现实，热爱大自然，从他的短诗《雪》，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诗风做了不懈的试验和探索。全诗如下:
　　
　　从远处看，无疑是干净的，甚至抵达绚烂
　　却有彻骨的冷，及被掩盖着的污浊与糜烂
　　
　　再大的雪，只要不在极地，终有融化的一刻
　　而某些雪，却在北回归线两侧，终年不化
　　
　　我说的是一座神奇的雪山，或者什么也不是
　　
　　这首诗的后现代特色非常明显:追求诗行的断裂和不规则，寓意的机智和深邃，虚实结合，富有暗示性和哲理性，语言朴实、简练、囗语化，没有启示录式的幻想，以奇妙的韵律催生强烈的感染力。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说:“诚实的批评和敏锐的鉴赏不是针对诗人，而是针对诗歌而做出的。”我们在此将三好达治的《雪》和吕本怀的《雪》同时进行批评和鉴赏，不仅仅只是重温浪漫派的诗风和再次阐释后现代派的诗学特点，更重要的是三好达治和吕本怀的短诗《雪》，这两首诗以自己独特的永恒的美，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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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端午节，“北京诗派”这匹呼啸着中国后现代主义诗学浪潮的黑马横空而来。是的，它踏着自由的节奏和罕见的韵律，来了。这匹狂放不羁的后现代黑马裹挟着整个大海，仰天长啸。是的，它在寻找自己的弄潮儿和骑手。
　　开宗立派，绝非小事。在酝酿“北京诗派”期间，我和著名诗人上帝的拇指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长谈过，并请著名诗人伊沙题写《北京诗派》4个大字，请著名诗人徐江在精神上给予支持，邀请著名学者孔庆东担任“北京诗派”的首席顾问。之后，“北京诗派”的创始人也逐步确定，包括著名诗人上帝的拇指、刘文旋、喻子涵、赵晓虎、潇潇、落雪、城春草木、林懋予、尹兮、邓键、叶冰，等等。
　　不久，也就是今年端午节前，戴潍娜、吕本怀出现了。因此，“北京诗派”这匹后现代黑马再次发出坚定沉稳走向自由诗学之境的旷野呼告，从草创阶段迈入奠基阶段。
　　戴潍娜，一个天生的后现代主义女诗人，其迷人的天才之光将会令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女诗人，包括舒婷、王小妮、翟永明，黯然失色。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荷马经常用“神一样的”这句话来形容诗人，恩培多克勒认为，先知、诗人是人群中的精英。换言之，天才诗人必然具有“神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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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释戴潍娜，有一种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的感觉。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这本薄薄的经典之中，对荷尔德林的几首诗，包括《返乡——致亲人》、《如当节日的时候……》、《追忆》、《希腊》，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尤其是对《追忆》一诗的长篇大论的阐释，令人震惊。在“增订第四版前言”里，海德格尔说了一句话:“本书的一系列阐释无意于成为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这些阐释乃出自一种思的必然性。”在“第二版前言”中，海德格尔说:“这些阐释乃是一种思与一种诗的对话；这种诗的历史惟一性是决不能在文学史上得到证明的，而通过运思的对话却能进入这种惟一性。……荷尔德林的诗歌究竟是什么，我们迄今仍全然无知，尽管我们知道‘哀歌’和‘颂歌’之类名称。这些诗歌就像失去神庙的圣龛，里面保藏着诗意创作物。在‘无诗意的语言’的喧嚷声中，这些诗歌就像一口钟，悬于旷野之中，已然为一场轻飘的降雪所覆盖而走了调。……也许任何对这些诗歌的阐释都脱不了是一场钟上的降雪。无论是能做一种阐释还是不能做这种阐释，对这种阐释来说始终有这样的情形:为了让诗歌中纯粹的诗意创作物稍微明晰地透露出来，阐释性的谈论势必总是支离破碎的。为诗意创作物的缘故，对诗歌的阐释必然力求使自身成为多余的。任何解释最后的、但也最艰难的一个步骤乃在于:随着它的阐释而在诗歌的纯粹显露面前销声匿迹。……因此，在反复诵读中，我们以为我们大约总是已经如此这般领悟了诗歌。我们最好就这样认为罢。”
　　面对戴潍娜的诗，比如说《坏蛋健身房》、《炒雪》，《海明威之吻》和《知识的色情》、《灵魂体操》、《临摹》等等，我与海德格尔面对荷尔德林的诗的感觉，大抵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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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旋阐释过戴潍娜的《午夜狐狸》，落雪阐释过戴潍娜的《知识的色情》和《临摹》，城春草木阐释过戴潍娜的《表妹》，赵晓虎阐释过戴潍娜的《交换》，吕本怀阐释过戴潍娜的《午夜狐狸》。他们的阐释极具个性。刘文旋在面对《午夜狐狸》时说:“我有一种重读聊斋的冲动。”落雪在面对《知识的色情》和《临摹》时，分别说:“个人以为，此诗的结尾，超过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内心情人的最后独白’。”“通过‘寺里’‘教堂’和‘恶作剧’这样一个落差极大，看似毫无关联的对比，我们仿佛看到众神甩出长鞭，对人性来了一次带血的拷问。”城春草木在面对《表妹》时说:“这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变迁史，生命的隐秘史，情与欲的受难史。”赵晓虎在面对《交换》时说:“诗中的‘空白’较多，阅读难度较大。”吕本怀在面对《午夜狐狸》时说:“一首好的诗，应该接近于寓言；一首好的诗，应该是现实寓言般的折射。这两点，在《午夜狐狸》里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这几位诗人（赵晓虎是诗歌史专家）对戴潍娜的阐释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具有复杂的综合性意义的后现代诗学研究文本，换言之，他们关于戴潍娜的全部阐释（在此我只是从他们的阐释中分别引用几句）与戴潍娜的上述作品，共同构成了“北京诗派”的灵魂。
　　戴潍娜，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出版诗集有《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所有未来的倒影》（三人合集）《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英文版）等。童话小说集《仙草姑娘》。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等。出版学术著作《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2016年自编自导意象戏剧《侵犯INVASlON》。主编翻译诗歌杂志《光年》。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北京诗派”核心诗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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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希腊，“摹仿”和“灵感”这两个概念常常因为诗歌的创作而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以苏格拉底为一条分界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先前的哲学家还是后来的思想家，都运用过一个术语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摹仿”。从当下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摹仿”似乎只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词，但实际上，在希腊的历史上这个概念有过十分复杂的衍变的过程。一旦对之做简单化处理，许多事实就会变得模棱两可，本可以言说阐释的东西也会因此而迷雾丛生。我们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谈论摹仿的时候，大多只谈“诗”（史诗和戏剧）或者与之有关的音乐，很少谈到希腊的造型艺术。波兰学者塔塔科维兹认为，在古代希腊，所谓的“摹仿”主要指音乐（包括诗）、舞蹈。这也就是说，“摹仿”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概念，而是活动、活力的表现，重在过程而不是结果。被摹仿的活动主体可以有人和动物，但主要是想象中的“神”——“神”的言行。从“摹仿”联想到戴潍娜的代表作《临摹》，出于思的必然，我将从“神”的言行这个维度对之进行阐释。下面是戴潍娜的诗《临摹》:
　　
　　方丈跟我在木槛上一道坐下
　　那时西山的梅花正模仿我的模样
　　我知，方丈是我两万个梦想里
　　——我最接近的那一个
　　一些话，我只对身旁的空椅子说
　　
　　更年轻的时候，梅花忙着向整个礼堂布施情道
　　天塌下来，找一条搓衣板儿一样的身体
　　卖力地清洗掉自己的件件罪行
　　日子被用得很旧很旧，跟人一样旧
　　冷脆春光里，万物猛烈地使用自己
　　
　　梅花醒时醉时，分别想念火海与寺庙
　　方丈不拈花，只干笑
　　我说再笑！我去教堂里打你小报告
　　我们于是临摹那从未存在过的字帖
　　一如戏仿来生。揣摩凋朽的瞬间
　　不在寺里，不在教堂，在一个恶作剧中
　　我，向我的一生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