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朱涛新近创作的二百余首诗，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个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诗人究竟为何而创作?对此，古人似乎早已给出了比较确定的答案，《毛诗序》里曾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无论是嗟叹歌咏，还是手舞足蹈，诗歌创作的目的从本源上讲都是“言志”。但是把时间的指针调整到21世纪后，“言志”自然早已成为多数人触手可及的语言权利，诗歌也不应仅仅再局限于“言志”的范畴，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应该有更丰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旨趣。至于诗歌创作的目的在“言志”的大前提下深化或者细化成什么样态，仍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朱涛的诗或许能在这一问题上给人以启发，我个人以为朱涛写诗的目的，在表达之外，恐怕还包括自我想象力和语言艺术的极限的寻找。他好像从未满足于以往的奇思妙想，或者说，本来已经触摸到带着光晕的艺术“灯塔”的他，又总是要去追求某种比“灯塔”更高、更远、更美妙的艺术境界。
 

一、想象力的狂飙突进

　　在当下诗坛中，朱涛的诗属于最难阅读的那一类。这种难度并不是来自于诘屈聱牙的语词，而是实实在在地来自智力和想象力的考验。读者必须调动全部的思想智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诗歌鉴赏力乃至理论素养，才有可能感受到朱涛诗歌的独特美感。这种来自于意识深层的阅读难度，或许会让一些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读不懂”成为了不少读者对朱涛诗歌的深刻印象。从这一点上看，朱涛的诗自带一种筛选机制，对于一般读者有较强的排斥性。但是，对于相对专业的读者而言，朱涛的诗句不啻为惊雷道道。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让中国新诗的想象空间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大幅度的拓展，诸种奇思妙想的意象和语义关联，也曾让当时的读者们感到不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诗歌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才可能尽情飞翔。朱涛的诗歌创作起始于那个属于诗和想象的年代，玄奇的想象也一直是他诗歌最主要的推进方式，在他的作品里很难找到完全写实的词句，天马行空的词句让人目不暇接。我们看这首《荒草乐园》：“仿佛再无可刈割的人类荒草/长岀手来/缠绕铁丝网/光顾你们均匀的呼吸/异乡口吃的风/涌向这张嘴/湿润雌蕊的心房/用尘土捏造的头走路/遇见的天堂/都是身后浸泡的深渊/皮靴，不管为谁收获/撼不动死亡披上的外衣/从枯黄的河滩升起/搅动蜡烛波纹的嗡嗡声/给结痂的婴儿/探路/防洪堤/泄出明天荆棘的味道”。荒草、手、铁丝网、风、嘴、雌蕊、尘土、天堂、深渊、皮靴、死亡、河滩、蜡烛、婴儿、防洪堤、荆棘等事物连缀出现，但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不符合一般的生活逻辑，可是全诗读下来却又觉得它符合某种情感逻辑。这种情况在朱涛的诗中经常出现，它给人的最初印象更像是20世纪初法国文坛流行一时的无意识写作，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法国诗人布雷登在1919年的某一个夜里，突然被一个奇怪的句子占据了思想：“有一个人被窗户截成两断”。半睡半醒的诗人在那一刻用心灵之耳听到自己的声音，清晰地意识到某种艺术创造原点的出现，并且用这些脱离理性控制的句子攀上了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高峰。然而当用无意识写作的方法重新阅读朱涛的诗后，这个印象和意识又马上被击破，朱涛的诗句并非完全放任灵性、拒绝思考的无意识排列，而是遵循着某种隐秘的、细腻的情感逻辑排列，更像是一个被精密设计的梦想世界，于是，诗句中的那些看似全不合逻辑的想象背后，潜藏着多层次的复杂隐喻。从这一点上看，朱涛的诗更像是普鲁斯特的创作，他们都对思想和语言的碎片进行了奇妙的重组，并通过这种重组在语言内部和想象空间同时进行一种有组织的、内在的谋反，这种谋反表面上并未取消任何规则性的东西，只是在暗中通过凸显其中一部分，而使其余的部分陷入黑暗。这种方式在小说创作里往往表现为某种独特的叙事方法，而在诗歌创作中则外化为类似于朱涛的这种奇异的想象。

　　由此可见，阅读朱涛的诗，真正可行的方法并不是逐字逐句的分析或者绞尽脑汁地拆解一层层的隐喻，费尽心力搞清楚本体喻体和诗人创作的心路历程可能只会让读者更加困惑。尽可能的调动感官和思维，去捕捉诗人的情感逻辑，才是打开朱涛诗歌世界大门的钥匙，这扇大门并不在某一个方向或者位置上等待读者的光临，它难以寻觅却又无处不在，读者真正要找寻的是自己身上的钥匙。换句话说，朱涛的诗是最适合多意解读的那一类文本，以致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去表述或者概括，只能从写作这一动作的本源上去理解。正如克罗齐所说的那样，诗的音响之所以感动我们，不是因为它刺激我们的听觉，而是诉诸于我们的想象，进而诉诸情感，而使我们心醉神迷。朱涛的诗是对读者想象力的直接撩拨与刺激，这种快感不依赖于视听感受，而是来自于读者与诗人灵魂相契合的触点。这种突然被某种力量击中的感觉在阅读过程中时常出现，比如“我出门用硬币决定命运/一忽儿跃上波峰/一会儿跌入谷底/这样我感到自己就是壮丽的大海”(《歧路·四》)。我们甚至无需了解这节诗与前后小节内容上的呼应，只是在读到的一刹那，硬币的正反、波峰与谷底两组简单的二元对立，就演绎出命运的波澜壮阔，从这一角度看，“我”与“壮丽的大海”成了一对恰切的本体和喻体，不可谓不巧妙。朱涛的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种因想象而起的快慰感，更幸运的是朱涛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制造着这种给人带来快慰的想象。
 

二、思考中的“时间旅行者”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朱涛的诗拥有了某种超越历史性的价值，这样的诗和想象力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值得称道的，但这并不是朱涛的诗引人注目的全部原因，他的创作其实兼具思想性和历史性，他在诗中想要诉说的情感也绝非只是一时的奇思妙想，在想象的同时朱涛也从未忽略过思考的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确实在经历一场变革，身在其中的我们很难完全把握这种变革的方向和深度，也不易对新近发生的一系列诗歌事件和正在流变中的创作潮流做盖棺定论式的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变革的过程或许并不尽如人意，只是变革本身却实实在在地蕴含着进步的希望，诗歌史上的一次次创作流变都是在为新的诗歌积聚力量。然而，20世纪80年代或许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它的特别早已无须赘言，对于中国诗歌而言，“八十年代”永远是个不能忘记的词汇。无论网络传媒或者“人人皆可诗”的创作环境，都把当下的诗坛刺激得如何热闹，清醒的人都该意识到在“八十年代”落幕后的三十年间，中国诗歌再也没有回到曾经的高度，至今依然有不少诗人和学者呼唤“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这是“八十年代”诗歌创作的荣光，同时也凸显当下诗歌创作的一种不足。遗憾的是，“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随着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已经在读者群体中逐渐淡化，成为某种带有强烈怀旧情绪的记忆，很难再对当下的诗歌创作做出切实的引领和指导。朱涛的诗或许会给21世纪的中国诗歌带来些许特殊的慰藉，在他的诗中总能隐约体会到一种似曾相识的熟稔，这种熟悉又是在极端陌生化的语言风格包裹下存在着，让人熟悉的不是语言，不是意象，甚至也不是情感，而是思想层面的某种精神特质。

　　朱涛从不是一个“凑热闹”的诗人，他的名片一直以来只有他的作品，他也不是愿意跟随某种潮流的诗人，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这让朱涛在回归诗歌创作时，并不带有网络诗歌时代诗人们的某些创作的普遍性，而是用新颖的、不断创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对类似于“八十年代”诗歌精神的追求。在《消防员舞会——赠北岛》中，这种倾向和追求有着较为明显的显现：“这是伟大的技艺/肉体缩放自如/撑起肿胀的新世界/像东方瑜珈的/圆规/更多时侯是清空/返回原点/迎接霹雳不朽偶像的无限//是时间剁碎了我们/再用不着戴上骷髅面具/惊吓午夜/扮演吸血鬼/砍伐清晨醒来的血管道路/衰老让一切面目模糊/骨头凋零/任性花光最后一枚钟声硬币//永恒的死亡爱人/唯有你穿着醒目的黑色晚礼服/冷眼旁观/火堆里舞蹈的/消防员/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唯一/闪烁尘世的诗篇”。这种略有宣言意味的表达，与其说是赠予曾经站在诗的高峰的北岛，倒不如说是对那一代诗人的集体认证，“火堆中舞蹈的消防员”是绝妙的比喻，这一份承担与坚毅在依然晦暗的前路上显得格外耀眼，自我毁灭或者自我牺牲只是为更多的人照亮脚下的道路。从朱涛的诗来看，我相信他就是这样的诗人，他有时会沮丧、会愤怒、甚至会故意把最黑暗丑恶的世界毫不保留的袒露，但他的心中最终总是会有一点思想的光亮。

　　思想的力量在朱涛的诗中随处可见，他的所思所想也是包罗万物，无论是在枯燥的生活中还是在忙碌的旅程中，一些经常被人忽略的景观都可能会成为朱涛思考的起点且很难预测这种思考的终点，恐怕拒绝思考会比拒绝想象更让诗人难以接受。更为可贵的是，朱涛把思想的深刻与语言的传神精妙结合，就能带来较强的阅读快感。《唯一的神》就是一首兼具思想性和趣味性的诗：“四个神倚在四面窗户上/声称自己是唯一永恒的真神/既然如此/何不让刺刀舔一下心脏/看谁笑到最后/话音未落，四个神全飞走了/只剩下四只咕咕叫的鸟/‘神都被你吓走了/你得接受尊你为唯一之神 ’”。对于宗教的虚伪，诗人用了十分辛辣的讽刺方式，让人不禁莞尔，而这首诗真正的旨归或许并不在于讽刺。细读之下，悲哀于庸众的盲从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层涵义;再读之下，这种悲哀似乎也不全因为庸众的盲从，更多的是对某种历史循环与文化困境的思考与无奈。再看一首《在北韩领空》：“在北韩/领空/一只花瓶/碎了/摔伤了我的/玫瑰身子/发梢和心跳/我向航空公司/索赔完整的爱情/引发她们咕噜咕噜的鸟叫声/气流问题/不归我们管/看上天的心情/最后忠告/这里无特殊旅客/特别物品/除了那太阳”。诗中的政治隐喻或许透露着朱涛的一些政治观点，但这远非文本所要展现的全部内容，诗人所展现的更是一种对生活细节无微不至的思想观照。

　　强大的思考力让朱涛的诗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融入了理性的光辉，其思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不可多得的。可能是工作性质的缘故，朱涛的诗多数是写在旅途的间隙，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思考和创作行为。可以说，朱涛是一位身体和灵魂都一直在路上的诗人，诗歌才更像是他的家，再加上其特有的“八十年代”感觉，他简直就是诗歌界的“时间旅行者”。
 

三、语言的“炼金术士”

　　提起朱涛诗的语言，第一印象就是高度的陌生化。这种在诗歌创作领域比较常见的艺术手法本来并不值得过多的描述，但奇妙的是，陌生化效果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身上发生效应时，会呈现出不同的斑斓的色彩，这也是诗歌艺术最有魅力之处。

　　朱涛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效果，一方面来自于其驾驭语言的天赋和取之不尽的想象力，这使得朱涛的诗注定不会平凡，总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则是其有意营造的语言境界，这虽然是技术层面的努力，却也明显渗透着诗人的宏大世界观。

　　通读朱涛的作品后不难发现，他较少使用生僻的词汇，使读者在阅读中不会因为语词的难度而产生阅读障碍。但当这些平常的语词用朱涛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时，却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化学效应，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会让许多读者因为跟不上诗人的跳跃性思维而在阅读体验中掉队，那些调用了全部思维动力而没有掉队的读者，则会得到更高层次的阅读体验。这种词语的组合与搭配方式是朱涛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他总能发现一些日常词语中最细微、最隐秘的语素或者潜在含义，再用极强的联想能力加工，最后配合所要表达的情感，一气呵成全无滞涩，颇有些神鬼莫测的感觉。这样的例子俯仰皆是，其中一句流传较广：“美得像一枚指针/直刺云霄”。“美”、“指针”、“直刺”和“云霄”都不算很难理解的词汇，但以一般的语言习惯来看，“指针”和“美”是不能形成直接语义关联的，一枚指针的美，恐怕需要更具体的描摩，是纤细的、粗壮的、挺拔的、或者简约的、复杂的等等。诗人用的关联方式不仅仅是说“指针是美的”，而是说“美得像一枚指针”，这短短七个字已经把指针的独特美感前置，重点又不是喻体指针，而是“美”的本体，随后诗人做出解释：“直刺云霄”。诗人用两行十一字和一个巧妙而轻盈的词汇关联结构，就表达出如此复杂的意蕴，可谓是妙笔生花。

　　虽然做到了高度的陌生化，但朱涛的诗歌语言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他自有一套独特的语汇系统，其中也不乏一些高频词汇。嘴、口、唇、舌是朱涛诗中最常见的人体器官，在他新近创作的200余首诗中出现超过百次，这个比例其实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而多数出现的嘴、口、唇、舌等器官词汇都有比较明显的共性，与其搭配的往往是沉默、喑哑、残破一类的形容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人对于表达、言说的渴望与失望，但这种表达显然并未达到诗人的预期，换句话说，朱涛的诗仍有将表达推向更高处的可能。死亡是朱涛语言系统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表面上看，这是诗人经常思考生命彼端问题的必然结果，但朱涛对于生存与毁灭问题的理解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朱涛诗中出现的 “死亡”往往不用来描述沉重的生命终结，而是一种与鲜活生命相对应的生命状态，具有更为丰富的社会和历史含义。这些所谓的规律或许只是诗人无意间形成的语言习惯，也或许是有意为之的创作倾向，无论怎样这已经是朱涛诗歌创作的一种独有的语言风味。语言是诗歌的最基本材料，是一切情感表达和思想意蕴的基础，从朱涛的诗歌语言看，他应该有很长的创作前史，因为他对语言的运用更像是一种炼化，说点石成金或许有些夸张，但其高妙的调度技术确实让本来平淡的语言拥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朱涛对于21世纪的中国诗坛是一个惊喜，因为在朱涛重新拿起诗笔之前，我们几乎已经习惯了诗坛上有些热闹的“寡淡”，虽然创作界和研究界都在呼唤“拳头诗人”和诗歌时代的降临，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美好愿景。当朱涛用天马行空的想象、深邃卓然的思考和极具陌生化效果的语言给诗坛带来新的震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愿景或许就在不远之处。更为可贵的是，在保持极高创作质量的前提下，朱涛每年都会有百余首佳作问世，这种创作状态究竟需要多么庞大的创造力支撑，我们无法计算;只是希望它能尽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因为对于一位兼具天赋与勤奋的本质型诗人来说，我们已经无须要求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