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人生40多年过去了，迎来新中国60华诞，我虽然没有亲历60年的风雨，但我亲眼见证了新中国40年的沧桑与飞越，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同心同德的精神与凝聚力，我的诗也随之涌动。从1998年军民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抗冰雪凝冻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我都走到了一线，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的强盛，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坚韧和民族精神一次又一次的闪光，我也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保卫家园》《中国脊梁》《站在高处的人》《五月，中国集合》等篇章。同时，我也欣喜地看见了神5、神6、神7飞天,中国人飞向太空，行走太空；我也看到了青藏铁路、三峡大坝和世界上唯一一条100万伏商业运营的电力特高压在中华大地上崛起，象一道瑰灿的彩虹亮丽夺目。我的诗中也写下《飞向宇宙的歌声》《中国在太空行走》《大地飞虹》等作品,这便是新中国60年的见证，这便是《飞翔的中国》。
　　作为一个为诗者，我始终认为，诗歌应介入时代、介入社会，应该是一代人的思考和印记;它布满着痛苦和欢乐，汗水和泪水，挫折和辉煌。是啊，民族的大道，就是诗歌的最高境界。
　　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有民族的文化氛围，他有内在的无意识规定。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诗人，在面对时代的需求和召唤时，他往往就会放下小我，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传达者。
　　作为一个诗人，可以有诸多的选择，有的在象牙塔，有的走向火热的生活，有的关注身体，有的关注心灵，也许，这就是诗歌的去向，无法分出高低。作为一个中国的诗人，他的血液里留驻的往往是关注时代甚于关注自己，这也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宿命。
　　从屈原以降，很多文学史的著名诗歌都和时代有关，无论《古诗十九首》还是建安诗歌，无论李白杜甫还是新乐府。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天空，郭沫若的“女神”、艾青的“大堰河”和“火把”，李季的“王贵”，郭小川的“祝酒歌”，贺敬之的“白毛女”，都打上时代的烙印。
　　每一个诗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与现实中，现实必然成为他笔下的内容和主题。由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经历不同，艺术气质和性格不同，并不是说每一个作家诗人的所有创作都必须直接面对时代大主题。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诗歌，或一个大诗人的创作，是绝对不能回避和缺少时代这一烙印的。比如大家都以为北岛的独特性及其作品中的“冷峻、悲壮、凄怆、沉郁”等诗质，与“文革”这一时代背景有极大关系，时代造就了“北岛式”的抒情。谢冕认为，北岛接过了中国诗人理想的火炬，并在一次历史的苦难中最终觉醒。
　　中华民族是充满精神理想的民族，是在苦难和斗争中站立起来的。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是诗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使诗人感到光荣和自豪。李瑛写革命老区的几个组诗：《历史风景——写在赣南》、《山草青青》、《血火岁月》、《红土地之恋》等等，写革命斗争中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写革命斗争中的动人经历，目的“为的是看风中搏动的旗帜/是怎样升起的，为的是/寻找生命中最简单的含义/好让人们知道自己的经历”，“和历史一起在呐喊中前进/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变得凝重”。
　　1997年，香港回归，雪百年国耻，我创作了长诗《1997—等你百年》。1840年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简直是从血海中走过，多少人为山河破碎洒尽热血，求索奋斗。面对着香港回归，面对着民族的庆典，诗人又怎能闭上自己的眼睛？在《1997—等你百年》的研讨会上，著名诗人牛汉先生激动地说：面对这一事件，诗人如果漠视，那简直是犯罪。
    1998年抗洪，我在电视里看到洪水滔滔的场面，以及水中的军民，我再也坐不住了，立刻启程奔赴长江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