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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泽军:用诗歌记录我的祖国


  导读:  一晃人生40多年过去了,迎来新中国60华诞,我虽然没有亲历60年的风雨,但我亲眼见证了新中国40年的沧桑与飞越,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同心同德的精神与凝聚力,我的诗也随之涌动。从1998年军民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抗冰雪

  一晃人生40多年过去了,迎来新中国60华诞,我虽然没有亲历60年的风雨,但我亲眼见证了新中国40年的沧桑与飞越,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同心同德的精神与凝聚力,我的诗也随之涌动。从1998年军民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抗冰雪凝冻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我都走到了一线,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的强盛,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坚韧和民族精神一次又一次的闪光,我也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保卫家园》《中国脊梁》《站在高处的人》《五月,中国集合》等篇章。同时,我也欣喜地看见了神5、神6、神7飞天,中国人飞向太空,行走太空;我也看到了青藏铁路、三峡大坝和世界上唯一一条100万伏商业运营的电力特高压在中华大地上崛起,象一道瑰灿的彩虹亮丽夺目。我的诗中也写下《飞向宇宙的歌声》《中国在太空行走》《大地飞虹》等作品,这便是新中国60年的见证,这便是《飞翔的中国》。
  作为一个为诗者,我始终认为,诗歌应介入时代、介入社会,应该是一代人的思考和印记;它布满着痛苦和欢乐,汗水和泪水,挫折和辉煌。是啊,民族的大道,就是诗歌的最高境界。
  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有民族的文化氛围,他有内在的无意识规定。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诗人,在面对时代的需求和召唤时,他往往就会放下小我,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传达者。
  作为一个诗人,可以有诸多的选择,有的在象牙塔,有的走向火热的生活,有的关注身体,有的关注心灵,也许,这就是诗歌的去向,无法分出高低。作为一个中国的诗人,他的血液里留驻的往往是关注时代甚于关注自己,这也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宿命。
  从屈原以降,很多文学史的著名诗歌都和时代有关,无论《古诗十九首》还是建安诗歌,无论李白杜甫还是新乐府。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天空,郭沫若的“女神”、艾青的“大堰河”和“火把”,李季的“王贵”,郭小川的“祝酒歌”,贺敬之的“白毛女”,都打上时代的烙印。
  每一个诗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与现实中,现实必然成为他笔下的内容和主题。由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经历不同,艺术气质和性格不同,并不是说每一个作家诗人的所有创作都必须直接面对时代大主题。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诗歌,或一个大诗人的创作,是绝对不能回避和缺少时代这一烙印的。比如大家都以为北岛的独特性及其作品中的“冷峻、悲壮、凄怆、沉郁”等诗质,与“文革”这一时代背景有极大关系,时代造就了“北岛式”的抒情。谢冕认为,北岛接过了中国诗人理想的火炬,并在一次历史的苦难中最终觉醒。
  中华民族是充满精神理想的民族,是在苦难和斗争中站立起来的。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是诗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使诗人感到光荣和自豪。李瑛写革命老区的几个组诗:《历史风景——写在赣南》、《山草青青》、《血火岁月》、《红土地之恋》等等,写革命斗争中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写革命斗争中的动人经历,目的“为的是看风中搏动的旗帜/是怎样升起的,为的是/寻找生命中最简单的含义/好让人们知道自己的经历”,“和历史一起在呐喊中前进/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变得凝重”。
  1997年,香港回归,雪百年国耻,我创作了长诗《1997—等你百年》。1840年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简直是从血海中走过,多少人为山河破碎洒尽热血,求索奋斗。面对着香港回归,面对着民族的庆典,诗人又怎能闭上自己的眼睛?在《1997—等你百年》的研讨会上,著名诗人牛汉先生激动地说:面对这一事件,诗人如果漠视,那简直是犯罪。
    1998年抗洪,我在电视里看到洪水滔滔的场面,以及水中的军民,我再也坐不住了,立刻启程奔赴长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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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商泽军,山东莘县人。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驻会副理事长。曾在《当代》《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作家》《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星星》《诗潮》《杨子江》等报刊发表作品;代表作有《诗人毛泽东》《保卫生命》《奥运中国》《国殇》《飞翔的中国》《我说的和平》等。出版诗集20余部,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首届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华人华侨文学奖等。曾参加诗刊15届青春诗会、全国青创会、全国作家代表大会。
责任编辑: 周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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