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自身的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上帝死了”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一声呼喊，让在现代理性时代、科技文明生存之下的人突然发现，此时人的信仰、价值在一夜之间已经灰飞烟灭。特别是在“上帝死了”之后，由于哲学中形而上学价值体系的崩溃，神性世界的轰然倒塌之后，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无神的世界”，长久以来丰富、复杂的“天人关系”之思干涸、枯萎，变得抽象、空虚。

　　尽管中国没有这样强烈的“上帝已死”的真实语境和困境，但我们已经深深地进入了“现代”高歌猛进的浪潮之中，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个现代人。现代诗歌面临的就是“天崩地裂”的本体性危机，面对宏大的启蒙、救亡、革命、民族、历史、社会等重压，现代诗歌有了自己新的语言，新的使命。可以说，不再关注“天人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了强劲的“天问”能力。

　　不管是在诗歌古典型的“天人合一”命题，还是西方文化的“天人两分”命题，都关涉到对于“天”本身的完整的诗学构建。甚至可以说，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实践，正式由于其不断“天问”诗学探索与实践，不断地调整、重建和完善“天”的法度、秩序，才有了无比璀璨的大诗、史诗，才造就了诗歌的黄金时代。面临“现代”的质询，现代诗歌需要锻造“天问”能力，重新开启“天人关系”抒情，让“问天”精神以新的方式降临!

　　在现代社会，我们必须“骄傲”， 因为我们的生命和生存本身就是“天”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激动”， “天问”就是我们生命和存在的最基本的一种方式。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天”，直接与“天”的对话、互动和交流，诗人才有了直击“永恒”的可能，有了谛听生命本质的契机。也正是因为我们站立在现代社会，并有着对于“天”的现代醉心和洞察，有着现代式的“天问”，现代诗歌才有了别于古典诗歌的另外一种透彻人心，动人魂魄的“震惊”之感，现代生命才能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辉、高度和重量。

　　铸造现代诗歌“天问”能力，不仅回应着中国古典传统诗学的重建问题，也凸显了中国新诗现代建设的重要入口。我们都熟悉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提出的“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由此在中国新诗现代的过程中凸显“过渡、短暂、偶然”之外，也要坚守“永恒与不变”的“天问”，这一现代性必不可少的“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