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杨吉军是建立起自己“关怀诗学”的诗人，他真正将关怀上升至生命存在的高度，字里行间总有一抹对终极宿命的同情与酸楚。也正是因为关怀的需要，杨吉军的诗歌不刻意使用晦涩和变形的语法，反倒像去探望历经世事的老人，用真挚的语言去发现、记录和挽救。

　　《结霜的树》是一首关于“忍受”的诗，开头写道：“我们先是挑些能晃动的小树/让霜花落在头顶，落在睫毛上”。出场的“我们”做出晃树的动作，使树上的“霜花”转落到人身上。人与树都在用自己的躯体承接“霜花”，区别在于：对人而言，“让霜花落在头顶”是一项主动的审美活动，带来的是“人类的快乐”;对树而言，霜降是自然铁律的降临，树“也许忍着哭”，或是“想到跑”。因此，相比于中性的“承接”，“忍受”一词无疑能更准确地形容树的生存境况。诗人为这种“忍受”提供了释放的可能。在最后的场景中，树在“颤抖”，霜在“崩落”，“噼里啪啦”的声音正是在清空自己。物理现象被诗人注入了生命的意志，“忍受”的主体也由此获得了释放重负的契机。事实上，假如把“结霜的树”视为对人的隐喻，那么杨吉军的关怀对象就十分清晰了：他人眼中构不成苦难的事件，或许是另一些人艰难忍受的重担;那些“结霜”的树和人，并不会永远忍受，或许能等到机会将负担统统卸下。一般认为，植物与人的区别要远远大于动物与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呢?当辨析差异的任务交予诗人，《结霜的树》就是一种答案。

　　有些时候，杨吉军的关怀会从边缘出发，比如说《麦秸垛》。与饱满的“麦穗”相比，“麦秸垛”是收获后的剩余，属于典型的边缘意象。关于它的特性，诗人用“矮”“旧”“没人理睬”等等词语来形容。令人震惊的是，一旦按照这些特性筛选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孤寡老人”几乎符合每一条。也就是说，“麦秸垛”隐喻着“孤寡老人”，杨吉军的关怀已踏入家庭伦理的领域。“碍碍事也好啊/它知道的事情有点太多了”近乎玩笑的恳请，却饱含无比的深情。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生儿育女”的优先级长期排在首位。当儿女成家立业，老人也会逐渐面临身体的衰老和不便，“不碍事”转而成为最高优先，这就是老人在人生末端给子女最后的、最深沉的爱。杨吉军的“关怀诗学”就这样进入到每一个中国家庭中，它会唤出每一个读者的子女身份，提醒他们去看望，或是想念。

　　读杨吉军的《画中》，似乎能读出《聊斋志异》般的奇幻和怪诞。整首诗建立在这么几组关系之上：“她”是被画之人，“他”是画“她”的人;“她”在画中，“他”在画外;“她”正值妙龄，“他”起码六十;“她”走出画，“他”不在家。一切都是错位的，包括身份、时间和空间，诗的戏剧性由此凸显。最奇幻的举动是“她”走出画来，然后“叶子”落了，“画布”皱了。画上的内容出走，承载内容的媒介也随之损坏。杨吉军关怀于画中人，赋予“她”能动性，使“她”打破画中凝固的时间，并且解开画作的形式束缚，这首诗的动人之处正在于此。

　　论及“鸟类的观看方式”，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几乎化身为一道门槛，后续诗人对此类题材的触碰无疑需要一些勇气。在《两只鹤》的前半部分，杨吉军的观看集中于“鹤”的举止姿态，展现“鹤”在场时的优雅。然而，诗人的观看在后半部分悄然失效，“你可能一连几天找不见它们/但能感觉到它们就在附近”。可以发现，“鹤”从“在场”的被观看转换为“缺席”的被“感觉”，目的是为了引出“鹤”的神话属性——“看守”村庄。这种转换打破了常规的观看视角，立竿见影地使诗暗流涌动。

　　“也许你觉得这里与世隔绝得还不够/那是因为没有吹上一个早晨”，《那是因为没有吹上一个早晨》能够证明：杨吉军是偏爱早晨的诗人。“与世隔绝”让人立刻想到梦幻般的桃花源，“一个早晨”是时间的计量单位，也是诗人通往桃花源的秘密途径。此外，这首诗还将人的主体性拔至顶点，“是唯一高地”，能“把大海抱在了怀里”，一旦“站直”就是“孤独的王”。在这种超验性的场景中，人如同田纳西的瓦罐，成为了秩序的绝对中心。

　　读《一个稀松平常的早晨》前两句，会下意识地认为全诗将描绘日常生活的幸福和满足，走向类似于米沃什的名篇《礼物》。然而，杨吉军很快将注意力移到院子里的不和谐之处，写“拱起的树根”和造成的“一道隐隐的裂纹”，并收尾于整个早晨“锯树的声音”。这首诗澄清了一对词语，“养护”和“砍伐”并不总是矛盾，反而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养护”需要剪去不规则的、超出常规的部分，不得不借助“砍伐”动作;“砍伐”过头就是一种破坏，只有保持自身的节制，才能控制在有益的“养护”范围内。杨吉军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诗学观念，更是生活的大智慧。

　　《谁没荒透就抱住谁》是利用动作生成诗意的绝佳例子。通读全诗，所有动作都是能轻松完成的基础动作，比如说“走”“推”“坐”“伸”“枕”“抱”。如此选取是饶有深意的，在如今的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原始交互显得弥足珍贵，甚至能带来净化和疗救。“谁没荒透就抱住谁”，在不分彼此的拥抱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重新回到了巴别塔修建以前。

　　《一个地方呆久了》是一首富含生活哲理的诗。杨吉军深知“木桶”浮沉的物理特性，将其置于“淤泥”中考量，使其不能“漂浮”，只能“下陷”。诗人从生活经验中找出了解决方法，“所以过一会就要给它换个地方/以免陷得太深”。其中的道理发人深省：如果无法改变环境，那起码也要在有限的范围内“挪挪自己”，以免慢性死亡。随后，诗中写道：“不一定是土，但就有什么来埋我们”。含糊和肯定，两种语气相继出现。“不一定”带来的含糊能激起更多的危机想象，而“有什么”的肯定则坚定地发出了预警，杨吉军的关怀有时也能发挥出警示作用。

　　“掌灯”究竟意味什么?杨吉军的《掌灯》主要探讨了这一问题。随着“今夜”“明晚”“今生”三个时间提示词的递进，“掌灯”的意味也随之变化。首先，“掌灯”意味着人为扰乱黑夜的秩序，因此“今夜不需要”，“万物”得以安睡。其次，“掌灯”意味着占用双手，因此“明晚不需要”，“我”才能腾出手翻墙。最后，“掌灯”意味着照亮，而照亮会提供精神力量，因此“今生只要一次”，可用于抵挡“此时的黑暗”。诗的结尾，灯源亮度被调大、距离被拉近，诗人恳请“掌灯”的人，“不要盯住我的脸”，而是“记住来人”。根据近大远小的物理规则，“我的脸”是近处的、局部的、表面的，而“来人”是远处的、整体的，并通过回忆得到完形的。因此，“掌灯”意味着会发展出两种摄取物象的方法论，诗人显然倾向于后者。事实上，杨吉军的确实践了这一点，在回忆的维度中系统地抓取事物。

　　总而言之，杨吉军的“关怀诗学”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善于用自然意象隐喻人类的生存境况，并能在物理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加持中获得惊人的情感准度、深度和力度，这种能力在当代诗坛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