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学，笔名杨墅，祖籍河南沁阳，箸名主编、诗人、评论家。作为主编、评论家和诗人的杨志学，过去虽然不时在国内各大期刊发表诗歌作品，但他影响更大的还是其诗文论著：《诗歌：研究与品鉴》《诗歌传播研究》，以及他主编的《新中国颂》《太阳要永远上升》《中学生朗诵诗100首》《小学生朗诵诗100首》《中国年度优秀诗歌》等各种诗歌选本。我拜读过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23年荣获了方志敏文学奖的杨志学的诗集《在祖国大地上浪漫地行走》，该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作序，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作赏读荐语，迄今印刷了三次，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我在诗歌创作上产生了许多启迪。

　　《在祖国大地上浪漫地行走》是一场抒情的表演。在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语境中，狂飙突进的技术理性使得任何浪漫主义式的主体都破碎成过往，“抒情”似乎成为一种褪色的传统，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美学遗弃。不过，杨志学从不掩饰抒情的信念，他的诗歌也从不回避主体寻归精神原乡的迫切，“龙门的厚重是无言的/它不声不响地放在了你的肩上/以致你离开龙门很久/肩上还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厚重——在龙门石窟之五》。在这场似乎矢志不渝又永无止境的归途中，我们追随诗人虔诚的敬畏和敏感的直觉，试图细读并猜想潜藏在那些纯洁赞歌和朴素喟叹之中的抒情主体如何被建构。“行吟”和“及物”以生成主观意念的“自我”和唤醒“有情”的当下，成为主体的存在方式，自然的韵律和朴素的诗心撑起诗篇的审美格局，存在与形式的同步或对位，构成了抒情的盛大，或如诗评家所称“极限的抒情”。

　　杨志学以诗人敏锐的目光，通过对意象的寻觅、显现、组合，加上象征的妙用，创造了诗化的审美意境，将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沉思融入到自然万物中，这些蕴涵生命意味的意象引导读者跟随创作者的视角，由浅入深进行思考和推进，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审美体验。同时诗人有选择地萃取互为对立的自然意象，使读者身处明与暗、冷与暖、干与湿的鲜明对比下，形成较大的文本张力和审美感受。以一腔真情的浪漫抒写，表现了对理想的执着坚守、对亲友的思念和对祖国大地美好风物的歌吟。他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诗人和评论家，用了诸多的篇幅，抒发了自己的家国情怀，讴歌祖国河山和人民，也成为他光荣地使命，在尽心尽力地自己创作出优秀作品之外，不少的作家都得到过他的关注和提携，但对他的诗歌作品，是我在系统地阅读到这本诗集之后，才有了更清晰地认识。

　　读诗不仅仅是读诗人的文字，读诗人的诗句，还要读诗人的另一面，也就是他“遮遮掩掩”“欲言又止”的部分。读者对读的内容需要深刻的挖掘，就像挖掘掩埋在深层的宝藏，要找准一个点，要有准确的位置和均衡的力度，否则，方向跑偏就会显得费力、费时、费心。我喜欢读杨志学的诗歌，从发来的文档一打开，顺眼一溜，我就觉得这样的诗歌才是我的“菜”。

　　写评论也是如此，读了可口才会可心的写，才会下笔有如流之感。《在祖国大地上浪漫地行走》书分五卷，第一卷大多为聚焦理想信念之作，第二卷是浪漫的行吟诗歌，第三卷是感人的怀人诗歌，第四卷是叙写温馨的亲情诗歌，第五卷是语浅意深的爱情诗歌。

　　《在祖国大地上浪漫地行走》诗集，聚焦了理想信仰对人生的照耀和启迪，选取的人物既有先辈，也有普通人，如《补课》《第一步》《关于四渡赤水》《到赤水河走一走》《长征：写实或写意》《山楂已红，秋色正浓》《沂蒙红嫂》《想起主席》等。7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大转移，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进行的长征，它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在世界现代史上都是少有的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战例。诗人沿着那条红色的河流，去捕捉、拾取那些美丽的浪花。在历史长河中飘逝了的时空里，诗人纵橫捭阖，信手撷取红军锃亮的铜号、火红的旗帜、奔驰的骏马、雪亮的刀刃、潮湿的斗笠、流淌的鲜血、浪漫的歌舞……还有长征中惨烈的战斗、悲壮的道别、曲折的斗争、不屈的斗志、闪光的精神……以及天地间险峻的山峰……诗人感悟很深。在和平年代里，人们心灵深处的英雄情结，常表现为对英雄过往事迹的追寻和探求，杨志学就是众多极具英雄情结中的一位，其中最让我流连忘返的诗篇，也是诗人为理想奋斗不止的韧劲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就是《长征：写实或写意》，这是一首值得关注和品味的诗作，“冰雪是现实的阻隔/而火光也不是幻觉——/或者是野外篝火取暖/或者是心中坚守的信念”。是的，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高举着红色的旗帜，从江西的瑞金出发了 ，他们胸怀簇新的理想，远大的抱负,那就是伸出的“新鲜树枝”。红军长征，与黑恶势力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就是在走出阴霾，走出雨季，走向阳光，走向光明，走向解放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方向。因此，无论遇到何等的艰难困苦,无论遇到怎样的激流险滩，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我们怀揣革命理想的民族先锋，都会顽强地、矢志不移地爬向没有雨季的山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却甩不掉饥饿和环境的凶险/却也因此创造了世间奇迹/像冰雪悬崖上绽放出血色杜鹃”。在写作手法上，杨志学的《长征：写实或写意》把写实性和抒情性有机结合，形成了历史与现实交错、融合，互为里表，虚实相承的艺术特色，读来别具一种美感。我们看好诗歌，它仅有辨识度是不够的，因为一个扯眼球的标题，往往就让我们把她认上了。我们其实并不看重他是穿过大半个还是小半个的眼球，就像我们并不看重一个诗人留什么样的发型，穿什么格式的衣裳，说多么严重的酒话。就我这个没出息的诗歌阅读者而言，我首先看重的那些让我过目不忘的好句子，然后才是别的。我看好《长征：写实或写意》，除了那些好句子外，更看重那漫长的诗行里的态度和风骨，再进一步说，是看重那一份态度里的温度，风骨里的筋骨。这首诗并没有多么深奥，浅显易懂。这就是新诗的第一个要素：白话。它区别于古体诗的根本就在这里。众所周知，中国新诗诞生的标志是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当然，这里所说的“白话”不是平铺直叙、毫无语言艺术的那种白话，那是淡而无味的话。新诗的第二个元素：时代。著名诗歌评论家吕进先生讲过：新诗缺乏读者有诗外原因，更有诗内原因。诗内原因而言，主要是针对未名诗人。他说，诗人一定要守住两条边界，第一条边界是诗与时代的联系，诗无非表达两种关怀：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第二条边界，是形式感和音乐感。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可以写散文，但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想起主席》“想起主席/便想起一种超凡的手势/那手势是风格是言语是气质/手势下有欢呼有颤栗/手势过后是天地的翻覆”。岁月流转，时隔四十八年，人们对毛主席的怀念与尊敬未有丝毫减退。毛主席的卓越贡献和丰功伟绩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屹立于我们民族的记忆之中，永远激励着我们以及后来者不断前行。我想起了A.E.豪斯曼说的话，“一首好诗能从它沿着人们的脊椎造成的战栗去判定。”也想起了罗伯特·沃伦说的话，“读完一首诗，如果你不是直到脚趾头都有感受的话，那不是一首好诗。”是的，一首好诗带给我们的，首先是身体上的感觉,肉体上的感觉,一种非常强烈而具体的肉身感受，一种非常诚实的，无法自我欺骗的心灵感受，大约类似于爱的感受。诗歌的结尾，“想起主席/又想起许多亲切熟悉的歌曲/东方红太阳升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啊主席”全诗虽看不到华丽词句堆垒，但可听到灵感随清泉欢快地流淌，亲切而朴素的话语，渗透着诗人对伟大的领袖深沉地敬意。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战胜了血吸虫灾害;在新世纪开始之时，我们打赢了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攻坚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多难兴邦，苦难辉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冰雪灾害，非典疫情，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目睹巨变，敦煌铁路全线通车，西部路网布局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通航，打造辐射全球的国际航空枢纽……一个个记忆犹新的成就，记录下一个个印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瞬间，汇聚成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前行中既乐见风景也不拒风雨、既喜见寒梅又无惧寒霜，这是探路者应有的素养，是远行者宝贵的品质。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每一个追梦人都奋力划桨、搏击风浪，就一定能推动“中国号”航船劈波斩浪，把梦想刻写在新的年轮。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此次地震波及面之广、人员伤亡之多、财产损失之大，令人震惊。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汶川地震诗歌”写作狂潮，众多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诗歌在媒体上迅速传播。面对这场巨大的灾难，对于一般写作者而言，写诗是宣泄悲痛之情的最便捷方式。这种写作行为出自一种纯粹的抒发情感的需要，事实上，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地震题材诗歌都是一种“诗疗”，即通过诗歌的阅读和写作，让受伤的心灵得到一份安慰。不同于医学意义上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诗疗”的效果主要是心理性和精神性的，体现为一种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在举国同悲的日子里，离心灵最近的诗歌，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哀悼逝者，抚慰生者的使命。米歇尔·福柯曾如此描述“鼠疫文学”的特质：“存在着一种关于鼠疫的文学，它是很有意思的，在那里面，鼠疫被当作恐惧的大规模混乱的时刻，那时人们被传播着的死亡所威胁，放弃他们的身份，抛弃他们的面具，忘记他们的身份，投入到大规模的放荡淫乱中去，他们知道自己将要死去。”这个描述基本可以移用来解释“非典”期间的中国为何未出现诗歌写作热潮。在谈及地震题材诗歌热潮时，诗评家谢冕先生十分敏锐地将之与30年前的天安门诗歌运动相提并论，他指出，“灾难也唤起了人们对已经变得陌生了的诗歌使命的记忆：传单，号角，警世钟，甚至止疼药。诗人说，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一己的悲欢变得虚弱而且渺小了。诗人还说，以往我们太注意怎么写，而且也太不注意写什么了。当然，怎么写是诗学的，而写什么是伦理的，但要是写什么出了误差，怎么写最后也要失去意义。……”不难看出，谢先生在这里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功能，即诗歌在面对“大事件”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汶川十年》诗歌，杨志学采取了将“大事件”作“小写”处理的抒情策略，即以一种个人化的话语来对照“大事件”，从而有效地规避了宏大叙事话语的化约作用。“如果/一次新的诞生/要以灾难为前提/我们宁愿不要这新生/如果一场巨变/要以涅槃来呈现/我们宁可选择不变/我们愿意在不变中延续祥和/我们愿意慢慢地走——慢慢享受，慢慢变老?”。地震改变平庸状态的人类生活，也改变了由生活平庸所决定的文学的平庸，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新诗在灾难后再一次崛起的希望。杨志学以平静缓和的文字再现感动全世界的这个队礼，我们能从文字背后折射出的人文关怀和感恩特质思索良多。简单宁静的文字里饱含着的火热情感和生命质量在诗歌内部骤然升华。抒写苦难的作品，历来就是诗人必须有的创作内容，但往往，写民族苦难，很容易陷入一种图式化的倾向，大都会沉陷一种附着在激情之上的、空泛的“骟情”，也就是说，大都以直接渲染或把情感用到了激情之极的“热抒情”里，而真正的“冷抒情”，少之又少，可“冷抒情”其实更有力量，比如塞萨·瓦叶霍的许多抒写死亡的作品，就是如此。

　　“逝者如落叶/我们悲/柔条舞动于芳春，我们喜/春风。春鸟。春雨。春花。/看我中华大地多锦绣/多少美景在默默地神秘地呈现。”诗人以借自然之美好，来告慰亡灵，而不是一味伤感，伤痛中所寄予的是人间大希望。“春风”“春鸟”“春雨”“春花”预示着希望再来，因为生命坚强的力量，是从灾难中挺立起的。人们不会忘记苦难，活得坚强。美的诗文，是时代的号角，鼓舞奋进力量!美的诗文，是温暖的太阳，照亮心房，让生命蓬勃向上!仰望历史的天空，家国情怀总是熠熠生辉;跨越时间的长河，爱国恋家情结总是绵延不绝。从历史到现实，家国的书写、大我的境界，始终激励着人们勇毅前行，映照着奋进者的赤子之心——无论经受何种考验，都能永葆初心;彰显着奋斗者的顽强意志——无论遇到何等艰难，都能坚忍不拔;体现着奋斗者的奉献精神——无论做出何种牺牲，都能全力以赴、无怨无悔。浓郁的家国情怀，背后是深厚的家国责任与强烈的家国担当。类似的作品，还有《三只鹰》，这首诗写的是2008年特大冰雪灾害中抢修电网而牺牲的三名电力工人。“三只鹰/丝毫未去想有什么危险/不加犹疑地向上攀援，冲锋/站成鹰的姿势”。英雄，本应是个褒义的命题。然而，诗人的情绪是愤慨的，所以他用了格言式的风格。诗人的语言凝练和简洁——坠落、掉落、攀援、冲锋，几个词汇就轻描淡写就已将“三只鹰，是三个为了他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的意象呈现读者眼前，可见功力之深。然而，这并不是我关注该诗的重点，自然，抒情风格也能写这个主题，也能用此法构造意象，然而，这种“柔弱的诗风”仅仅只能表达对英雄的哀痛，显然，这诗并不简单只是哀痛英雄，诗人对英雄之名是存批判态度的，重点在这里。这是对英雄之名是有深刻的，悲恸的诗。或许也只有用这样的形式(格言风格)，才能表达诗人的愤慨，同时也令读者警醒，也让我们深思勇士的伟大(向上的生命力)和死的伟大(意外地从空中坠落)。

　　《新路》，“新路，没有终点的路/新路，不可阻挡的路/中国和世界，都在瞩目”作者引用一双蹒跚而行的小脚，义无反顾的由柔弱走向坚强，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的《沂蒙红嫂》。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颂歌，是一个诗人最基本的爱国情怀。这种情怀是诗人对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所谓的时事政治，就是密切关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主要表现为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处理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活动。杨志学目光敏锐，而且能够感应时代的脉搏。在书写时代的赞歌中，将历史的厚重感融入其中。我们知道，“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和中国文人的济世情怀密切相关。

　　“远方”是一个充满着极大诱惑、有着极大魅力的词汇，它以无尽的可能性和未知的神秘感吸引着无数以梦为真的人们前赴后继。他是一个追寻“诗与远方”的人，那个曾经的追风少年在行走中感悟生命的成长和丰富，亦面对命运的捶打和馈赠，携带激情向着远方前行。他多年来跋涉于祖国的山川大地，更是通过切身的观察与实践，将“真情”与“所爱”置于其中，这是他“写大文章”的内在动力所在。《为什么要去敬亭山》“去一趟敬亭山可能/会帮助你找到真正的自己/敬亭山是一个大本营/不管出去多久，走得多远/最后都要回归”诗人巧妙借用古代文人墨客借酒浇愁、寄情山水的抒情方式，表达宠辱皆忘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与生活态度。本诗内敛沉郁，铅华尽洗，对情感发出时光的喟叹，既是平和的叮嘱，又是沧桑的告别。“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千古名诗《独坐敬亭山》，是诗人李白表现自我精神世界的名篇。此诗表面是写独游敬亭山的快乐和美好，其实表达了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犹如陈子昂“望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而两千年后的当代诗人起伦，再次借敬亭山表达自己对情感的体会和领悟。一首好的诗歌，我一直认为需要具备三个因素：真实、真诚、真情，“不管出去多久，走得多远/最后都要回归/也随时可以回归/回归到自己/回归到一个人”，这首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借山之名而不写山，借古诗之名但反其意而用之，借自己的情感描述而对现实世界的爱情或友情进行深刻而又坦诚地表达，在一种情感倾诉和关照的语境下，写就了一首“心灵之诗”。

　　杨志学作为当代诗人，敏锐地感应时代的变迁，用诗歌的形式对当代社会政治生活进行艺术化的反映。是非常宝贵的，给读者提供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些新时代的颂歌，即为此类在时代呼唤中应运而生的时代之作。因其所承传了诗歌的美颂传统，写出了时代精神，契合了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的心理需求，表达了当代的民族精神，从而被大众喜爱，成为广为传颂的诗歌佳作。诗歌可以是号角;可以是旗帜;可以是精神的抚慰剂、心灵的润滑剂。用诗歌讴歌光明、鞭挞黑暗;讴歌文明、鞭挞野蛮;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让它成为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进而用这种力量、这种理想和信念映照社会、引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