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无疑属于更有难度的诗歌写作类型，而中国又是自古至今都缺乏长诗（史诗）写作的传统。自海子之后中国诗人的史诗情结多少显得荒凉、青黄不接，而写作长诗甚至“史诗”一直是从“今天”诗派、第三代诗歌以及90年代诗歌以来当代汉语诗歌噬心的主题，甚至在海子之后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敢于尝试长诗的写作，其成就也是寥寥。因为写作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而言都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挑战，长诗对一个诗人的语言、智性、想像力、感受力、选择力、判断力甚至包括耐力都是一种最彻底和全面的考验。在笔者看来“长诗”显然是一个中性的词，而对中国当代诗坛谈论“史诗”一词我觉得尚嫌草率，甚至包括海子在内的长诗写作，“史诗”无疑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多元化的书写和命名，而这是对诗人甚至时代的极其严格甚至残酷的筛选的过程。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会产生重要的长诗，但是“史诗”的完成还需要时日甚至契机。在笔者看来“大诗”正是介于“长诗”和“史诗”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说到当代的“长诗”不能不提到几位重要的诗人，洛夫、昌耀、海子、杨炼、江河、欧阳江河、廖亦武、梁平、于坚、大解、李岱松（李青松）以及江非等更为年轻的诗人。我从不敢轻易将当代诗人包括海子的长诗看作是史诗，我们的时代也不可能产生史诗，我更愿意使用中性的词“大诗”。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而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具有宗教感、现实感的信仰式的诗歌写作成了缺席的显豁事实。
　　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长诗”写作版图上，阿尔丁夫·翼人的名字是应该被记住的，但似乎有很多专业研究者对他以及他多年来的长诗写作缺乏必备的了解。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阿尔丁夫·翼人大量的长诗写作，如《沉船》、《神秘的光环》、《光影：金鸡的肉冠》、《错开的花   装饰你无眠的星辰》以及《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放浪之歌》、《古栈道上的魂》、《西部：我的绿色庄园》、《撒拉尔：情系黑色的河流》、《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遥望：盛秋的麦穗》等都秉承了一以贯之的对宗教、语言、传统、民族、人性、时间、生命以及时代的神秘而伟大元素的纯粹的致敬和对话，这种致敬和对话方式在当下暧昧而又强横的后工业时代无疑是重要的也是令人敬畏的，“子不予怪力乱神/撒拉尔/在这前定的道上/壮行  独美八百年/而这道啊！注定/以尕勒莽阿合莽的名义/铸造黄金般的誓言/灵魂像风   奔跑在美的光影里”（《灵魂像风   奔跑在美的光影里》）。阿尔丁夫·翼人的这种带有明显的民族和诗歌的双重“记忆”的不乏玄学思考的诗歌写作方式和征候不能不让我们联系到海子当年的长诗写作。但是海子的长诗在最大的程度上祛除了个人的现世关怀和俗世经验，这就使海子的长诗拒绝了和其他个体的对话和交流并也最终导致了在无限向上的高蹈中的眩晕和分裂。而可贵的是阿尔丁夫·翼人多年以来的长诗写作是同时在宗教、哲理、玄学、文化和生命、当下、时代和生存的两条血脉上同时完成的，这就避免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单一和耽溺，从而更具有打开和容留的开放性质地和更为宽广深邃的诗学空间。黄河、撒拉尔、清真寺、骆驼泉、草原 、戈壁、沙漠、先民陵墓、伊斯兰文化以及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合部、黄河之畔的循化都成为诗人永远无眠的星辰和恒久的诗歌记忆，“我刚刚从两莽的墓地归来/两膝的黄土翻滚着/历史的烟云在我眼前纷飞/我斗胆以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