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散文诗是一种散文体的诗，能否作为诗体的一种，一直有着争议。但它毕竟已经存在了多年，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产生是有根据的历史现象。

　　新诗出现，有四个大不同于旧体诗的地方，一是用白话替代了文言，二是废除了原有的格律，三是采用了西方诗歌的分行，四是使用了西方的标点符号。当时新文学的倡导者，新诗创作的实践者，原都是旧体诗的行家里手，一时难以完全摆脱古典诗歌格律的影响，比如短句式、节奏感、押韵等。最典型的是胡适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又譬如汪静之的《蕙的风》中的句子，读来觉得它暗含着词的节奏。
 

　　园外的蝴蝶，

　　在蕙花风里陶醉。

　　它怎寻得到被禁锢的蕙?

　　它迷在蕙风里，

　　甜蜜而伤心，翩翩地飞。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格律因素依然存在于许多诗人的作品之中，而且四行一段比较普遍，如公刘的《山间小路》：
 

　　一条小路在山间蜿蜒，

　　每天我沿着它爬上山巅;

　　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

　　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
 

　　这种“精炼，押韵，大体整齐”的形式，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从中可以窥见七言绝句的背影。

　　然而，中国新诗的车轮并没有依照上面的轨迹向前滚动，在百年发展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形式问题的重大争议，两派诗人观点迥异，各执一词，各走各路。一派认为新诗的不成功、不成熟、不能在群众中扎根，关键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形式，背离传统，太过自由，因而主张建立新的格律。从闻一多、何其芳、田间到鲁迅、毛泽东、赵朴初都发过议论，做过探索。上世纪还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大讨论，没有结果，不了了之。不久以前，以吕进教授为首的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提出了“诗体重建”的问题，不少专家参与了探讨;诗人万龙生等在倡导格律新诗，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另一派诗人的看法和做法则截然相反，他们拒绝格律，反对押韵，不受约束，信奉自由，主张“一首诗一个形式”，追求新诗的“散文美”，艾青的诗作出了榜样：

　　风，

　　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

　　紧紧地跟随着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

　　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艾青的诗的确是自由的，也是美的。他甚至把格律比作是单调而枯燥的“驼铃”。

　　至于我，是什么写法都实践过的，如接近格律的《阿妈，你不要远送》曾经被谱曲歌唱;比较自由的《雪恋》曾被排列为不分行只分段的散文诗发表。我只坚持两点：要用诗的语言，要有音乐感。

　　正如主张建立格律的人曾经走入了产生“豆腐块”诗歌的死胡同，追求“散文美”的人则跌入了“散文化”进而“高度散文化”的泥沼。我看到，“散文美”中的散文是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散文，使用的是文学语言;而“散文化”中的散文则是广义的散文，让评论、书信、新闻、报道、公文、文件、启事、通知的非文学语言，甚至吵架、骂仗的脏话都入了诗。

　　散文诗的产生原是衍生于对于诗的散文美的追求，是对新诗格律的抗拒与挣脱，或者说是具有散文美的诗的不分行只分段的排列。当前的新诗，绝大部分已经散文化了，音韵、节奏、段落、句式都毫不讲究了，也就是除了分行排列之外，已经和散文没有了区别。任何一种事物如果失去了它的不可替代性，就没有了独立的价值，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今天，在任何一首新诗只要不分行就都是散文诗的情况下，散文诗还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吗?它还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吗?还能作为新诗诗体的一种吗?而且从大量散文诗作品的内涵来考察，它们作为诗的一种也有些勉强，而作为散文的一种倒比较合适。因为它们多半是用散文的笔法记人、写景、叙事，只不过用的多是有诗意的语言罢了。例如重庆的女诗人萧敏是著名的散文诗作家，我们看看她写的散文诗《湖广会馆》中的描写：
 

　　遥远的过去从这里发出传真：那些从两湖两广来的老乡，从福建江西来的老俵，来这座城市扎堆、扎根，以种种方式来取生存。

　　离乡的人来到这里，听一听乡音，叙一叙乡情，喝家乡茶，看故乡戏，就会让游离的乡思重归故里。
 

　　我觉得说它是有诗意的散文比说它是用散文写的诗更为准确。为什么一定要继续称为散文诗而不能称为诗散文呢?我觉得应当从诗中取消“散文诗”这个品种，而在散文中增加“诗散文”这个新款。“散文诗”到了应当羽化为“诗散文”的时候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同?
 

　　(本文原载《中外诗歌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