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斯特在其名著《目击者证词》中认为，恶劣的观察条件、短暂的接触和压力，乃至于一些更微妙的因素，诸如期望、偏见和个人刻板印象等，都可以干预性地创造错误报告。目击者的记忆会逐渐以惊人的方式变得不准确。难怪著名美籍华人侦探李昌钰会说，法庭上40%的证人提供的证词与事实有偏差。

　　既然连目击者的证词都有可能与事实发生偏差，那么历史呢?人类的记忆，本质上不是真实情况的重现，而是记忆的重构。

　　历史记忆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凝聚认同感的文化软实力。如何记忆过去，也关系着如何构建未来。中华民族始终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的记述。《易传》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就是强调，通过学习历史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培养自己的器识。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将史书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成为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的学问。一部二十四史便是最好的例证。

　　二十四史记述了从传説中的黄帝到明代灭亡的历史，历时四千多年。它如同百科全书，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古今之流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包罗万象。这样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历史画卷，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

　　但对于二十四史，鲁迅先生认为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为‘正史’”。梁启超也认为是正史，不是信史，不是全部、完整的真实历史。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的文化折扣问题。

　　文化折扣，这一概念最早是加拿大学者霍斯金斯和米卢斯于1988年提出的。任何文化产品，其内容都源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那些生活于此种文化之中或对此文化比较熟悉的受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由于文化差异和认知的不同，不熟悉该文化的受众在接受这些文化产品时，其兴趣和理解能力都会大大减低，该文化也就会遭受贬值和损失。語言、风俗、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等因素，即文化结构差异是导致文化折扣的主要原因。

　　“史[XS1]”是什么?本是一种职务，是各种事情的记录者。《说文解字》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一记录者可不同凡响，他必须从又持中，即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如实记录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大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事务，小至皇帝的日常起居,等等，大事小事无不由史官如实记录[XS2]。

　　既然史书是记录人类前言往事的，那么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

　　我们通常说的“一部中国史”，可以是指中国过去所发生过的种种事件，也可以是指对这些事件的阐述和解说。史实并不等于我们对史实的理解。这个历史是客观存在着的;但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则仅仅只能在我们的思想之中进行的，它本身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而是我们思想劳动的结果。

　　事物经过了思想加工，就会产生折扣，因为任何解读都有主观的成分，即创意或想象。

　　历史之所以会产生文化折扣，具体原因如下：

　　(1)遗存局限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史实，直接从史料出发，用史实进行思考，它要求可靠而不虚妄，清楚而不含混的记录。可这些记录都是过去时代的遗留，但前人不可能了解实际发生的所有事情，也不会将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既然是有选择性地记录某些事情，那么取舍之间就一定有记录者的动机。记录者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哪些能成为记录在案的历史事实，又有哪些不会留下记录，淹灭在历史尘埃之中。再加上环境背景和书写手段的局限，前人遗留的史料，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全部，不能充分反映人情和事态的全貌，甚至有许多遗漏、缺失和讹误。所以有“教授的教授”之誉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先人创造的。无论是居于庙堂之高的帝王将相，还是处于江湖之远的贩夫走卒，都是历史舞台上的人。　可在历史书写中，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升斗小民，涉及他们的笔墨恐怕寥若晨星。例如，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所思所想，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我们的民族记忆中，何来公平?

　　我们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距今不远。十年动乱，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哪里有完整的记录留存下来?[XS3]

　　(2)认知局限

　　古代史官都是朝廷的命官，写什么不写什么，难免不受权力的干预，[XS4]因此史书不乏有涂抹、粉饰之处，这才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让后代修史，以便把权力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点。所以在历史的演变中，“后朝修前朝史”，约定俗成为“兴亡继绝”的传统。

　　但即使如此，史学家也是人，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就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就不可能摆脱其所处时代和自己立场的影响。是人，就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到时空交叉点的经验限制。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陈寅恪先生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历史的书写最终是指向当下和未来的，因而是有价值取向的，有其目的和方向的。例如，古代史书讲求秉笔直书。事实上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直书”。《春秋经》叙述的一件事是楚国的楚庄王杀陈国乱臣夏征舒。对于“杀夏征舒”这件事，《春秋经》未提及楚庄王占陈的事件。其原因是孔子为了在简洁有力的文章中最大程度上表达“义理”，故意为之。孔子知其事而不书，使“事”之真便很自然地被模糊掉了。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影响很大。先生写作此书是有其选择点的。第一，那是抗战时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要讲中国的许多好处。第二，他认为五四批判中国是过头的。

　　另外，记载也是诠释，且任何解释都有主观的成分，即创意或想象。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评论：“史家追求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管锥编》)。

　　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明智的，有雅量的。他懂得“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道理。所以他强调是“一家之言”，[XS5]意味着《史记》不可能是一枝独秀，期待多种鲜花来争奇斗艳。犹如西方人所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晓，四十年多前有人说吗?曾经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过去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教学手册中只字不提。

　　一直到后来承认正面战场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在此之前历史被掩盖，这历史的责任又有谁来负?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

　　历史本是无限丰富多彩的，但历史学家不是万能的，他的知识总是有限的，他的思想不可能总结万有、包罗万象。或者说，世上没有人能掌握全部知识的奥妙，无法掌握历史的全部真实，何况人类知识又是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的。

　　所以史学研究只能不断地逼近历史原貌，任何史书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复原历史真相。

　　(3)人、心灵局限

　　历史终究是人创造出来的，人既然是历史的主人，是所谓“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动(即历史)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但历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灵，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体现，历史研究最后总需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幽微，才可能中肯。所以，有人说“凡回顾历史，不能只以简单的‘路线错误’一勺烩，来掩盖人性恶的污垢。”

　　然而，人性里面还有那么多幽微的丘壑和阴影，如何探知。

　　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的第三个方面，便是史家对人性的探微。不能领会前人的思想感情(如老子杀儿子，儿子杀老子之类)，那么最多只能说是他知道了历史事实，但不能说是理解了或懂得了历史。

　　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张灏先生说，相比犹太人，中国在二十世纪亦是受过如此多苦难的民族，但是对人的反省却不及他们，这一点令他痛心疾首。

　　(4)艺术局限

　　史学家是用文字来著书立说的。所谓的历史就是用文字来说明人类的生存世界。叙述历史的一方在阅读、研究史料时，必定会调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才有所心得。他书写历史时，就融入了自己的所思所想等主观信息。否则如果对记录上的内容仅仅照单全收、罗列史料，不加思考，没有自己的叙述和再造，那么就写不出好的历史。

　　历史学家心中所构造的那幅历史图画，最终在于把它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看到他所构思的那同一幅历史画卷。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所谓的“如实”。这就有一种局限。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其原因就是因为史学不可能摆脱艺术性。

　　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必须有识见、扎实的史料，还得有文采。质木无文，味同嚼蜡，自然行而不远。所以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西方史学上的一代宗师朗克说，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其寻求史料、确定史实等方面来看，史学是科学，但史学并不到此为止，它要求叙述和再造。作为科学，它与哲学相关;而作为艺术，它又与诗歌相近。陈寅恪先生则间接地表述了史学与艺术的关系。他说史学家欲凭借古人留下的“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谒，表一种之同情，始得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可见，东西方两位史学大家 殊途同归。

　　《史记》的文字优美，叙事生动。鲁迅先生曾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赞扬。司马迁使用了文学渲染的手法，使历史变得并不实在。孔子早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饰过度就成“史”了。

　　鉴上所述，史家实际上所传达给读者的那幅面貌，已经经过了层层折扣，也就不会吻合人们通常所假设的“历史的本来面貌”。

　　那么，研究或学习历史，究竟是为什么? 简言之，“以史为鉴”。也就是追求“鉴”的智慧。这是最为重要的。至于 “发思古之幽情”，对民族的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等就属于等而下之了。

　　那么，“以史为鉴”包含哪些内容呢?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资借鉴的东西自然很多。对此我们的先人也有很好的论述。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生老病死，人生必经的历程，概莫能外。同理，事情一定会经历发生、发展和终止的过程。历史舞台上的事件和人物，“俱往矣”“还看今朝”。今朝看什么?历史事件和人物所蕴含或体现的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仍会影响当今与未来。神者，伸也，能伸展，能再创。神性，值得人们再记忆、再经验、再创造，具有生命力，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资产。[XS6]所以古人说“神入[XS7]富贵，始轻黄金。”意为人的精神财富，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文关怀、道德品质才是真正的财富，远比黄金等物质财富更为珍贵。

　　[XS1]史，是个会义字，在甲骨文中，“史”字如手持简册，代表着记述。古代人是手持写作的。

　　[XS2]《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

　　[XS3]基本的典籍还是比较完整的得以保存。

　　[XS4]很多是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比如班固已经把儒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具有排他性，因此班固开始批评司马迁没有用儒家的思想来对人物进行评价。《汉书.司马迁传》有班固对司马迁评价：“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迁之微意。”

　　[XS5]您这样的解读，一家之言就变成了“一家私言”了。迁的“一家之言”，是谦语，但饱含“独立千载谁与友，自成一家始必真”的寂寞与豪气。

　　[XS6]司马迁在《史记》留下论赞，在最普通的历史叙述里，加入作者的主观评判。

　　[XS7]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