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张况,著名诗人、辞赋家,文人书法家、书论家,出版文学著作35部,著有书论50余万言。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团委员兼学术理论研究部副主任、广东省硬笔书协副主席。
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看似笔法与结字之递变,实则是中国人时空观、生命观在毫端的一次次具象物化。五体如五行,乃书道之全象,五体实为一体,俱出于独特的中国书法,而齐聚于神奇的中国方块。可以说,中国书法不仅为写字之法,同时也是中国人以笔墨参悟天地人生的一门大学问。
在我看来,五体之变就是中国书法在文化时空中生长的一棵大树:篆书是深扎于金石土壤的文化根脉,隶书系横撑结构之柱天主干,楷书为法度俨然之细枝嫩叶,行书像迎风摇曳的生命姿态,草书即漫天飞舞的线状花絮。窃以为五体并举之日,便是中国书法艺术全体大用粲然绽放之时。
五大书体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的演进与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共生结构体系。新体诞生而旧体不灭,二者互为反哺,反而被赋予更为纯粹的美学意义。窃以为这正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异邦文字书写的关键之所在。中国书法始终在实用与审美、规范与自由之间寻求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自信。唯美而不失规范,瑰丽而独特不群。只要逐一踏入这五座风格迥异的殿堂,我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接下来,我就篆书的核心美学特征试作论述。
诗坛中人皆知,篆书上承甲骨、金文之原始神秘,下启隶、楷之法度先声,它无疑是中国书法长河中的源头活水。我认为以古拙深处的宇宙回响来形容篆书,颇为妥帖。
概而论之,篆书大抵有三大核心特征,缺其一则不能以大美称。
首先,我认为“金石气”应被视为“篆之魂”。
面对一纸篆书,我时常感到自己不是在欣赏一幅字,而是在仰望一片璀璨星空,又或是在聆听一曲来自太古的无字歌谣。这便是篆书在我心中的最核心品格。之所以说篆书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是因为它是汉字尚未从天地万象中彻底剥离之前的最后一抹背影,也是最深情的一次回眸。五大书体中,惟有篆书离我们最近,也最显遥远。说它近,是因为它深埋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具有独特而不可复制之美;说它远,则由于篆书之美需要我们拂去历史尘埃,才能真正触摸到它冰凉而滚烫的高雅灵魂。
不是任何一种书体都配得上“金石气”这三个字的。楷书端正,行书流美,草书飞动,它们都是书写者的情感直白流露;唯有篆书如硬朗“铁汉”,其生命的一部分是由书写者赋予的,另一部分则是由无言的时光、锈蚀的青铜或斑驳的碑石共同完成的。由于篆书多铸刻于青铜或碑石等“硬物”之上,无情岁月的风刻雨洗、人工铸造留下的斧凿痕迹,为原本纯粹的线质增添了一种独特的浑古厚重意味。这种非人力能完全掌控,天工与人工的完美交融,便是古拙苍茫的篆书所具备的“金石气”,也是它的终极奥秘。这些非书写性的“二次创造”,完全打破了人工的完美,赋作品予一种超越时空与材质的天然“大美”。这就是篆书独一份的“金石气”,非其他书体能同日而语。
书法中人皆知清代书坛一度曾时兴扬碑抑帖,碑学乃得以复兴。这段历史我曾有另文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按出场先后为序,计有邓石如(1743—1805)以长锋羊毫作篆,赵之谦(1829—1884)以隶法入篆,吴昌硕(1884—1927)以石鼓文开篆书大写意之新风。几位书坛大佬都以柔软之毫,追索篆书刚健浑朴的“金石气”,可谓各有所成。我觉得篆书的真正魅力,正在于其凝固了一个民族的童年记忆和一种与天地人伦沟通的质朴愿望。
比如《散氏盘》上的数百个铭文,虽然大小不一,但它们错落有致,就像星辰散落于苍穹,乍看上去似有些杂乱,然则其天真烂漫之象,却让人过目难忘,心为之动。那线条绝非毛笔在宣纸上的一挥而就,而是青铜浇铸时才可能具有的端庄凝重。它浑圆、苍涩,仿佛每一笔都带着金属的钝响与泥范的呼吸;再比如被历代书家尊为“石刻之祖”的《石鼓文》,它介乎金文与小篆之间,线条更趋整饬,但那骨子里的质朴与强悍,那面对群山万壑般的雄浑,依然向扑面而来,让人们感受到雄健笔力带来的内心震撼。石鼓上的字,虽历经千年风雨剥蚀,甚至有些笔画已然漫漶了,模糊了,但恰是这种“不完美”和“不圆满”,才成就了它无与伦比的“完美”“圆满”。这是一种饱经沧桑之后的“大朴”之美,是一种洗尽铅华之后的“真淳”魅力。
犹忆起昔年冬日访碑林于古长安,曾亲手抚摸过重新复刻的秦始皇东巡时立下的记功石刻《峄山碑》,石面虽冰冷袭人,但那上面李斯丞相的手笔及其断金切玉的威严笔划与庄重线条,却似乎依然带着大秦帝国超越时空的不朽温度。
那一刻,我甚至有些怪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将碑石刻意推倒的鲁莽行为,以及当地官民因受不了络绎不绝的摹拓者而聚薪焚碑的无知举动,但也总算是顿悟了篆书线条的力量,直觉得那是刻在时间骨头上的大中华远年记忆。
《峄山碑》无疑是小篆书法的祖碑和“神品”代表作,其碑文用笔单纯齐一,藏锋逆入,圆起圆收,转角处皆呈弧形,结字对称均衡,形体清瘦修长,空间分割甚是均匀。
碑文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诏”立于公元前219年,计有144字,以四言韵写成,前半部分主要是歌颂千古一帝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的雄图霸业及丰功伟绩,内容大体精准。后半部分回顾了分封制导致战乱,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家天下”带来和平,使得百姓康定;“二世诏”系公元前209年补刻,计有79字,秦二世为强调刻石歌颂的是始皇帝的功德,要求在所有刻石上加刻此诏书。丞相李斯、冯去疾等人请求秦二世批准将诏书刻于石上。旨在记录秦二世出巡时的诏书,“马屁味”稍浓。
该碑由李斯以小篆书写,是后世学习小篆的典范。书界有“学篆必先宗二李”之说,“二李”指的就是秦李斯和唐李阳冰。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赞其“画如铁石,字若飞动”。原碑被毁后,我们今天在西安碑林看到的是北宋的“长安本”复刻。
事实上,篆书拒绝轻佻,拒绝机巧,要求书写者必须将浮华的心气不断往下压,沉至丹田,沉于脚跟,将马步扎实在了,然后将浑身之力聚于毫端,将笔划稳稳的、徐徐的推行。那种看不见却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暗力,绝非剑拔弩张,而是内敛含忍的表达,如同春泥中的种子萌发的力,看似柔弱,实则无坚不摧。这就是“藏头护尾,力在字中”的无上心法。
其次,我觉得“宛而通”的中锋用笔应被看作“篆之骨”。
“宛而通”是孙过庭(646—691)《书谱》中对篆书凝练笔法的中肯表达,这是目今为止我见过的最为精辟到位的概括,可谓篆书笔法之天机。一个“宛”字,点出了线条的曲线本质,直戳要害。也就是说,线条的形态必须像千年古藤,盘曲虬结,圆转通畅,不可有死折硬伤;一个“通”字则道破了气息的流转不息,“通”乃气息流动,从头至尾,血脉贯通,浑然一体,不可有阻滞断气之象。事实上,篆书的线条并非简单的几何弧线,而是“屋漏痕”般凝重自然的力之轨迹。它藏头而护尾,不露锋芒,线条的力量在字中运行,可谓笔笔中锋,于浑圆中见骨力。
确实,要想实现这“宛而通”,中锋乃不二法门。笔锋如一个人行走于世,唯有行于不偏不倚的正道,脚下才能踏实,足迹才可能具备“锥画沙”般的劲挺与深刻。
五大书体中,唯篆书对中锋用笔近乎苛求,须笔笔中锋。因为中锋摒弃了侧锋的妍美,拒绝了偏锋的刻露,求的是一种纯粹之力、一种圆融之道、一种堂正气象。这种看似简单的笔法,实则最难。它难就难在枯燥中的坚持,难在平实中的变化。一根看似粗细不变的线条,其内部却蕴含着起、行、收的完整律动,如同一位得道高僧,表面看上去静如止水,然则其内心却有万象奔腾。
业余习篆,每提笔总觉自己如同化身为古代工匠,感觉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画道”。笔下所流淌的,乃是“一画开天”的混沌元气。在我看来,篆书圆起圆收的每一笔,都如同一个完整的“太极”,此消彼长,相生相克,浑然一体,很难露出破绽。这已然不是单纯的技法了,而是一种哲学,一种与宇宙大道同频共振的生命体验。
最后,我认为象形遗韵的抽象建构,乃“篆之形”。
关于篆书之形,习篆书者,尤其是习大篆者,当有至深感受。篆书是距离“象形”最近的一种书体。从“画成其物”到“抽象符号”的演变,表明它是这一过程的关键驿站。因此,篆书的
结字很自然就保留着一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诗意特质。它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富有生命气息和生命姿态的单元。
而从结构上看,篆书最鲜明的特征便是“平正对称”与“象形遗韵”。大篆如前述《散氏盘》,其结字欹侧多变,趣味横生,字字如星辰散落,各具神态;小篆如前述《峄山碑》,其法度森严,上紧下松,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呈现出一种静穆而庄严的井然有序感。事实上这种对称并非呆板,而是在看似绝对的平衡中寻求到了微妙的动态。比如“水”字的流动感,又比如“山”字的巍峨感,都表明篆书从未完全割断与自然物象之间的脐带,这也太形象太有审美情趣了。这就是祖先的造字智慧,其形质本身就是一种带着诗意的抽象。观“山”字,三峰并峙,巍然屹立,仿佛能感到山风拂面而来的气息;观“水”字,则感觉中间流畅的一笔主脉,两侧散落的断续点画,如同一条河流及其溅起的朵朵浪花,闻之似有潺潺之声,煞是动人;观“马”字,似见长鬃飞扬,四蹄腾跃,驰于眼前;观“虎”字,则目睹大嘴张开,利爪前扑,顿生森然气象。这种与自然物象的血脉联系,赋篆书予一种其他书体难以企及的“童真”与“烂漫”。它不是在规整地排列,而是在自由地“生长”。
我认为篆书之“高”,当然还在于其从未止步于“象形”一途。它一直在做删繁就简的努力,一直在做必要的“减法”,进行着高度的抽象概括。它将天地万物的神髓提炼出来,凝聚在一根根纯粹的线条里,那里面是它的血脉与生命的呈现。小篆的诞生便是这种抽象的秩序化的极致表现。
前述《峄山碑》字字修长端凝,其明显上紧下松的字形,表明它已然摆脱了具体的物象,但那份源自天地间的静穆感和秩序感,却愈发强烈了。
也就是说,篆书的象形性,最终指向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对万物内在生命律动的准确捕捉与神髓凝固。它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去表现最丰富的内涵。
综上所述,金石气、中锋法、象形意,三者共同铸就了篆书独一无二、古雅深邃的灵魂。它不仅是书法艺术的起点,更是书法中人回归精神家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渡口。
诚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篆书之美乃源头之美,是“复归于婴儿”般的一种无言大美。当此书坛嚣躁年代,我自己就常以读篆摹篆写篆自遣。不是为了能成为篆书大家,而是为了从篆书沉静、圆融、朴拙的线条中,找回属于自己行将失落的那份从容,那份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心。
深夜临池,我总会望着满纸苍茫的篆书线条发愣。那时刻,我仿佛能听见来自殷商甲骨、西周钟鼎的历史回声。深知那是一个伟大民族童年时代的心跳,它浑朴有力,万古不灭。毫端接续的正是那数千年前的一脉心香,这应该就是篆书对于每一位书写者的终极意义。
在我看来,五体之变就是中国书法在文化时空中生长的一棵大树:篆书是深扎于金石土壤的文化根脉,隶书系横撑结构之柱天主干,楷书为法度俨然之细枝嫩叶,行书像迎风摇曳的生命姿态,草书即漫天飞舞的线状花絮。窃以为五体并举之日,便是中国书法艺术全体大用粲然绽放之时。
五大书体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的演进与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共生结构体系。新体诞生而旧体不灭,二者互为反哺,反而被赋予更为纯粹的美学意义。窃以为这正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异邦文字书写的关键之所在。中国书法始终在实用与审美、规范与自由之间寻求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自信。唯美而不失规范,瑰丽而独特不群。只要逐一踏入这五座风格迥异的殿堂,我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接下来,我就篆书的核心美学特征试作论述。
诗坛中人皆知,篆书上承甲骨、金文之原始神秘,下启隶、楷之法度先声,它无疑是中国书法长河中的源头活水。我认为以古拙深处的宇宙回响来形容篆书,颇为妥帖。
概而论之,篆书大抵有三大核心特征,缺其一则不能以大美称。
首先,我认为“金石气”应被视为“篆之魂”。
面对一纸篆书,我时常感到自己不是在欣赏一幅字,而是在仰望一片璀璨星空,又或是在聆听一曲来自太古的无字歌谣。这便是篆书在我心中的最核心品格。之所以说篆书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是因为它是汉字尚未从天地万象中彻底剥离之前的最后一抹背影,也是最深情的一次回眸。五大书体中,惟有篆书离我们最近,也最显遥远。说它近,是因为它深埋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具有独特而不可复制之美;说它远,则由于篆书之美需要我们拂去历史尘埃,才能真正触摸到它冰凉而滚烫的高雅灵魂。
不是任何一种书体都配得上“金石气”这三个字的。楷书端正,行书流美,草书飞动,它们都是书写者的情感直白流露;唯有篆书如硬朗“铁汉”,其生命的一部分是由书写者赋予的,另一部分则是由无言的时光、锈蚀的青铜或斑驳的碑石共同完成的。由于篆书多铸刻于青铜或碑石等“硬物”之上,无情岁月的风刻雨洗、人工铸造留下的斧凿痕迹,为原本纯粹的线质增添了一种独特的浑古厚重意味。这种非人力能完全掌控,天工与人工的完美交融,便是古拙苍茫的篆书所具备的“金石气”,也是它的终极奥秘。这些非书写性的“二次创造”,完全打破了人工的完美,赋作品予一种超越时空与材质的天然“大美”。这就是篆书独一份的“金石气”,非其他书体能同日而语。
书法中人皆知清代书坛一度曾时兴扬碑抑帖,碑学乃得以复兴。这段历史我曾有另文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按出场先后为序,计有邓石如(1743—1805)以长锋羊毫作篆,赵之谦(1829—1884)以隶法入篆,吴昌硕(1884—1927)以石鼓文开篆书大写意之新风。几位书坛大佬都以柔软之毫,追索篆书刚健浑朴的“金石气”,可谓各有所成。我觉得篆书的真正魅力,正在于其凝固了一个民族的童年记忆和一种与天地人伦沟通的质朴愿望。
比如《散氏盘》上的数百个铭文,虽然大小不一,但它们错落有致,就像星辰散落于苍穹,乍看上去似有些杂乱,然则其天真烂漫之象,却让人过目难忘,心为之动。那线条绝非毛笔在宣纸上的一挥而就,而是青铜浇铸时才可能具有的端庄凝重。它浑圆、苍涩,仿佛每一笔都带着金属的钝响与泥范的呼吸;再比如被历代书家尊为“石刻之祖”的《石鼓文》,它介乎金文与小篆之间,线条更趋整饬,但那骨子里的质朴与强悍,那面对群山万壑般的雄浑,依然向扑面而来,让人们感受到雄健笔力带来的内心震撼。石鼓上的字,虽历经千年风雨剥蚀,甚至有些笔画已然漫漶了,模糊了,但恰是这种“不完美”和“不圆满”,才成就了它无与伦比的“完美”“圆满”。这是一种饱经沧桑之后的“大朴”之美,是一种洗尽铅华之后的“真淳”魅力。
犹忆起昔年冬日访碑林于古长安,曾亲手抚摸过重新复刻的秦始皇东巡时立下的记功石刻《峄山碑》,石面虽冰冷袭人,但那上面李斯丞相的手笔及其断金切玉的威严笔划与庄重线条,却似乎依然带着大秦帝国超越时空的不朽温度。
那一刻,我甚至有些怪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将碑石刻意推倒的鲁莽行为,以及当地官民因受不了络绎不绝的摹拓者而聚薪焚碑的无知举动,但也总算是顿悟了篆书线条的力量,直觉得那是刻在时间骨头上的大中华远年记忆。
《峄山碑》无疑是小篆书法的祖碑和“神品”代表作,其碑文用笔单纯齐一,藏锋逆入,圆起圆收,转角处皆呈弧形,结字对称均衡,形体清瘦修长,空间分割甚是均匀。
碑文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诏”立于公元前219年,计有144字,以四言韵写成,前半部分主要是歌颂千古一帝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的雄图霸业及丰功伟绩,内容大体精准。后半部分回顾了分封制导致战乱,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家天下”带来和平,使得百姓康定;“二世诏”系公元前209年补刻,计有79字,秦二世为强调刻石歌颂的是始皇帝的功德,要求在所有刻石上加刻此诏书。丞相李斯、冯去疾等人请求秦二世批准将诏书刻于石上。旨在记录秦二世出巡时的诏书,“马屁味”稍浓。
该碑由李斯以小篆书写,是后世学习小篆的典范。书界有“学篆必先宗二李”之说,“二李”指的就是秦李斯和唐李阳冰。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赞其“画如铁石,字若飞动”。原碑被毁后,我们今天在西安碑林看到的是北宋的“长安本”复刻。
事实上,篆书拒绝轻佻,拒绝机巧,要求书写者必须将浮华的心气不断往下压,沉至丹田,沉于脚跟,将马步扎实在了,然后将浑身之力聚于毫端,将笔划稳稳的、徐徐的推行。那种看不见却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暗力,绝非剑拔弩张,而是内敛含忍的表达,如同春泥中的种子萌发的力,看似柔弱,实则无坚不摧。这就是“藏头护尾,力在字中”的无上心法。
其次,我觉得“宛而通”的中锋用笔应被看作“篆之骨”。
“宛而通”是孙过庭(646—691)《书谱》中对篆书凝练笔法的中肯表达,这是目今为止我见过的最为精辟到位的概括,可谓篆书笔法之天机。一个“宛”字,点出了线条的曲线本质,直戳要害。也就是说,线条的形态必须像千年古藤,盘曲虬结,圆转通畅,不可有死折硬伤;一个“通”字则道破了气息的流转不息,“通”乃气息流动,从头至尾,血脉贯通,浑然一体,不可有阻滞断气之象。事实上,篆书的线条并非简单的几何弧线,而是“屋漏痕”般凝重自然的力之轨迹。它藏头而护尾,不露锋芒,线条的力量在字中运行,可谓笔笔中锋,于浑圆中见骨力。
确实,要想实现这“宛而通”,中锋乃不二法门。笔锋如一个人行走于世,唯有行于不偏不倚的正道,脚下才能踏实,足迹才可能具备“锥画沙”般的劲挺与深刻。
五大书体中,唯篆书对中锋用笔近乎苛求,须笔笔中锋。因为中锋摒弃了侧锋的妍美,拒绝了偏锋的刻露,求的是一种纯粹之力、一种圆融之道、一种堂正气象。这种看似简单的笔法,实则最难。它难就难在枯燥中的坚持,难在平实中的变化。一根看似粗细不变的线条,其内部却蕴含着起、行、收的完整律动,如同一位得道高僧,表面看上去静如止水,然则其内心却有万象奔腾。
业余习篆,每提笔总觉自己如同化身为古代工匠,感觉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画道”。笔下所流淌的,乃是“一画开天”的混沌元气。在我看来,篆书圆起圆收的每一笔,都如同一个完整的“太极”,此消彼长,相生相克,浑然一体,很难露出破绽。这已然不是单纯的技法了,而是一种哲学,一种与宇宙大道同频共振的生命体验。
最后,我认为象形遗韵的抽象建构,乃“篆之形”。
关于篆书之形,习篆书者,尤其是习大篆者,当有至深感受。篆书是距离“象形”最近的一种书体。从“画成其物”到“抽象符号”的演变,表明它是这一过程的关键驿站。因此,篆书的
结字很自然就保留着一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诗意特质。它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富有生命气息和生命姿态的单元。
而从结构上看,篆书最鲜明的特征便是“平正对称”与“象形遗韵”。大篆如前述《散氏盘》,其结字欹侧多变,趣味横生,字字如星辰散落,各具神态;小篆如前述《峄山碑》,其法度森严,上紧下松,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呈现出一种静穆而庄严的井然有序感。事实上这种对称并非呆板,而是在看似绝对的平衡中寻求到了微妙的动态。比如“水”字的流动感,又比如“山”字的巍峨感,都表明篆书从未完全割断与自然物象之间的脐带,这也太形象太有审美情趣了。这就是祖先的造字智慧,其形质本身就是一种带着诗意的抽象。观“山”字,三峰并峙,巍然屹立,仿佛能感到山风拂面而来的气息;观“水”字,则感觉中间流畅的一笔主脉,两侧散落的断续点画,如同一条河流及其溅起的朵朵浪花,闻之似有潺潺之声,煞是动人;观“马”字,似见长鬃飞扬,四蹄腾跃,驰于眼前;观“虎”字,则目睹大嘴张开,利爪前扑,顿生森然气象。这种与自然物象的血脉联系,赋篆书予一种其他书体难以企及的“童真”与“烂漫”。它不是在规整地排列,而是在自由地“生长”。
我认为篆书之“高”,当然还在于其从未止步于“象形”一途。它一直在做删繁就简的努力,一直在做必要的“减法”,进行着高度的抽象概括。它将天地万物的神髓提炼出来,凝聚在一根根纯粹的线条里,那里面是它的血脉与生命的呈现。小篆的诞生便是这种抽象的秩序化的极致表现。
前述《峄山碑》字字修长端凝,其明显上紧下松的字形,表明它已然摆脱了具体的物象,但那份源自天地间的静穆感和秩序感,却愈发强烈了。
也就是说,篆书的象形性,最终指向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对万物内在生命律动的准确捕捉与神髓凝固。它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去表现最丰富的内涵。
综上所述,金石气、中锋法、象形意,三者共同铸就了篆书独一无二、古雅深邃的灵魂。它不仅是书法艺术的起点,更是书法中人回归精神家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渡口。
诚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篆书之美乃源头之美,是“复归于婴儿”般的一种无言大美。当此书坛嚣躁年代,我自己就常以读篆摹篆写篆自遣。不是为了能成为篆书大家,而是为了从篆书沉静、圆融、朴拙的线条中,找回属于自己行将失落的那份从容,那份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心。
深夜临池,我总会望着满纸苍茫的篆书线条发愣。那时刻,我仿佛能听见来自殷商甲骨、西周钟鼎的历史回声。深知那是一个伟大民族童年时代的心跳,它浑朴有力,万古不灭。毫端接续的正是那数千年前的一脉心香,这应该就是篆书对于每一位书写者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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