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篆书拥有纵向取势的庙堂器宇，那么隶书就是可以横向拓展的民间新声。隶书是古今文字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中国书写史上的一次革命。
　　在我看来，篆书像极了远古先民仰望星空时的一声悠长太息，而隶书则犹如大汉臣民脚踏华夏大地时的一声雄浑号子，它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江山的开阔，甚至带着一个伟大时代特有的雄强血脉、文化自信，从历史纵深处扑面而来，与人们撞了个满怀。
　　隶书最具辨识度的形式特征就是“蚕头燕尾”和“一波三折”，这虽是书法中人的通识，但远非其全部内涵。我认为，隶书之魂全在一个“横”字上：“横”逸的气韵之象、“横”撑的结构之美，都是它迥异于其他书体的重要特征。隶书的整个字、整篇文都在向左右两端尽情舒展，这种略带刻意的横向取势，甚是大器，它打破了篆书的纵长体态，给人一种点睛欲“飞”的畅爽感，让人容易联想到大汉帝国疆域的恢宏气度与纵横开拓姿态。
　　隶书的笔画，核心在于对“波磔”的运用。这种充满弹性与节奏感的笔画，是汉字笔画从单一的“线”向点、横、撇、捺等多种形态分化的一个里程碑，让人新生敬畏。古人所谓“蚕不双设，燕不双飞”，实则揭示了隶书在舒展中的情绪克制，是力与美的法度凝练，而非无节制的一味开张。横画长而舒展，蚕头稳而含蓄，燕尾健而飘逸；撇捺左波右磔，一如舞者之长袖，形成一种翩然欲飞之势，给人带来动感之美的享受。
　　我认为隶书的结构特征完全可用“分背之势”来概括，因为它的革新性在于其一改篆书内敛向心的环抱结构，转而形成一种向外的、开放的张力。这种给人力量感的书写，是汉隶潜在的文化能量，也是大汉帝国独有的审美特征之一。倘将汉字的偏旁部首视为“部件”，则每个字的各“部件”之间，便似乎拥有了一种既相互排斥又相互牵引的神奇力量，彼此在拆开与重构的矛盾中达成了和谐的平衡。这种结构，我认为是汉代艺术“由静转动”的时代精神在文字造型中的真实投射，具有独树一帜独开一面的生命力。
　　暇时审视汉隶各名碑，不难发现，《曹全碑》如风姿绰约的仕女令人怜爱；《张迁碑》如质朴拙讷的壮士让人暗喜；石门颂》被誉为“隶中草书”，其野逸纵横，一如天马行空，给人舒坦之感。它们共同诠释了隶书之美的广阔光谱和生命律动，那就是一方水土一方碑，一碑一貌不同天。“蚕头燕尾”乃规矩，但我认为规矩之中所蕴藏的千变万化，才是隶书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
　　我的习书体悟是：学书不学隶，犹如做人欠骨气。我认为隶书是中国书法这棵参天大树上最为劲挺卓立、最为舒展开张的枝干。人生得此启迪者，大抵都能潇洒飘逸，纵横由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隶书的出现乃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笔法革命”，是中国汉字从“古文字”走向“今文字”的一道明显分水岭，更是中国艺术精神由“内敛”走向“外拓”的第一次辉煌绽放，璀璨而迷人，给中国书法艺术殿堂添加了一根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业余习书成瘾，多年沉淀，我试图将隶书的核心特征归结为三：一曰波磔之美，是为笔法之魂；二曰横撑之势，此乃结构之本；三曰一碑一奇，斯谓风貌之广。三者互为表里、互相扶持，一如中医对心肺、肝胆、脾胃关系的诸般通透论述，让人不得不服。
　　首先，我觉得隶书的波磔之美，可谓一笔阅尽千古风流。
　　隶书最直观、最摄人心魄的特征便是其标志性的“蚕头燕尾”与“一波三折”，这像极了哲人对人生道路的隐喻，给人予生命启迪。然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起笔、收笔的简单动作。在我眼中，隶书所谓波磔之笔，同时也是大汉王朝精气神的集中迸发，是那个雄霸时代“囊括宇宙、并吞八荒”的恢弘气度在笔墨间的最直接投射。因为一种文化的缘起，从来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先看那一横，起笔处藏锋逆入，圆润含蓄，状如春蚕之头，饱含着即将破茧而出的决绝力量；再看行笔至中段时，微微提笔，略带拱形，犹如万里长江，水势平缓而内力汹涌，蕴蓄着巨大的动能；最后看收笔时那重按之后的缓缓出锋，扬出一条饱满而飞动的燕尾，简直拥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象和力度。这一波三折之间，提按、轻重、疾徐、藏露，诸般技艺，尽在其中，秀出的是扎实的笔画功夫。诚然，隶书不像楷书那般横平竖直四平八稳，也不似草书那样飞洒自如一泻千里。隶书是一种有节制的阶段性释放，更是一种法度之内的自由飞翔，具有其他书体所没有的平展与舒坦。
　　举凡面对汉隶名碑，我总觉得那上面的一道道波磔，就像一条条奔腾的生命之河，勃发着不可遏制的抬升气势和生长姿态，让人悠然产生对汉字之美的慨叹，对生命力的由衷敬畏。比如《曹全碑》中流泻出来的波磔，可谓秀美飘逸，就像春风拂柳，婀娜多姿，那是江南女子的款款柔情了；又如《张迁碑》中勃发的波磔，堪称方整厚重，仿佛壮士扛鼎，分明是燕赵豪杰的刚毅与木讷；再如《石门颂》中呈现的波磔，则更似行空之天马，野逸纵横，陡显楚辞之瑰丽，犹见庄子之逍遥。以此观之，隶书之所以能被世人誉为“隶中草书”，诚不为过，实因其深具生命形态。
　　“蚕不双设，雁不双飞”乃法度，然则真正的书家大匠，正是在这看似雷同的波磔中，融入了自己对天地万物的独特感悟。得此真知贯通手心，乃能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此即波磔之至高境界，所谓“法为我用”心手双畅是也。
　　其次，我认为隶书的横撑之势，简直撑开了天地襟怀。
　　如果说篆书最重要的特点是纵向取势，那么隶书这革命性一变，便是横向取势。这一取势法彻底颠覆了篆书上下修长内敛的体态特点，转而向左右两端尽情伸展，形成了一种开阔、饱满、稳定的字体结构格局。在我看来，隶书这种将笔画线条由“纵”而“横”的根本性转变，不仅仅是字形外观的一次重大更易，更是一种空间意识的根本性转向。这是换赛道般的另一种追赶，是书法美学革命的鲜活血液，有着迷人的澎湃力量。
　　我以为，隶书独特的“横撑之势”，应是源于大汉王朝空前开阔的胸襟与历史性视野。那是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驼铃声声的延展性时代，才可能具有的开阔心胸；是霍去病封狼居胥、马蹄踏破大漠的开疆拓土时代，才可能具备的雄强气魄。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汉人，心中装得下气吞万里的壮阔河山，笔下自然能够流淌出纵横捭阖的八面威风。故而隶书似乎藐视方格，它的每一个字，都像是要撑满整个方格，甚至要溢出纸外，去拥抱无限广阔的天地。知道吗？这就是格局和气势，它属于大汉。
　　习书者只要仔细观察、精心临摹，就不难发现，隶书这种结构上的“开张”气象，其具体表现，实则可以“分背之势”四字概括。隶书每个字的各个“部件”不再像篆书那般向中心环抱，一如夏商周秦诸朝，王者都强调拱卫中央，而是呈现出一种向外发散的、八面出击、多方拱卫的动态平衡。其撇捺，其左波右磔，一如大鹏展翅，扶摇直上，好不快意；其横竖，则平直坚实，直似宫殿之梁柱，撑起雄伟架构，尽显端庄大气。以《礼器碑》观之，其笔画虽细，却劲健如铁线，结构疏朗开阔，如见汉家宫阙之巍峨；再看《乙瑛碑》，其法度严谨，骨肉匀称，于端严之中尽见雍容华贵，好一派泱泱大国气象。因此，我认为隶书之“横”，并非简单的扁平，而是一种“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深沉与博大。学书如做人，很显然，隶书教会我们，为人为艺，格局必须要大，胸襟必须要广，惟其如此，方能写出那横空出世的万千气象来。
　　最后，我断言，隶书一碑一奇，满目琳琅皆见大美。
　　篆书时代，虽有甲骨金文之别，但总体风貌尚趋于一统。这何尝不是那一时代的精神缩影？而至汉隶时代，则仿佛一夜春风，吹开了万树繁花，其风格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多样性。这也是隶书最令人着迷的核心特征之一。所谓一法生万相，隶书虽有自带光芒的规矩，但它却成就了书道无边的自由。
　　我作评甚少引经据典，然则清代书论家王澍的观点，颇堪赞许。王曾言：“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我认为此言甚善。事实上，仅以公认的汉隶名碑名品而言，各家风格，堪谓千差万别。概而言之，《曹全碑》秀润典丽，《张迁碑》方拙朴茂，《石门颂》恣肆开张，《礼器碑》清超瘦劲，《华山碑》华美堂皇，《西狭颂》古厚雄迈……确实“莫有同者”。
　　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匠人，一方匠人镌刻一方石碑，而每一块碑石背后，无疑都站着一个鲜活的灵魂。
　　这就是隶书独一份的审美情趣！
　　曾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在临习《曹全碑》时，似乎是在与一位风度翩翩的儒雅君子对话，笔触需见流美飘逸；而摹写《张迁碑》时，则又仿佛与一位大智若愚的山林隐者围炉夜话，用笔必当以拙为巧。大巧若拙，方显至真本色。这大概就是隶书之所以能以“一碑一奇”带给我们的无尽宝藏吧。
　　确实，书法不是千人一面的印刷体，而是“书如其人”的心电图。在琳琅满目的隶书世界里，后学者唯有找到与自身性情相契合的那个入口，方能登堂入室，涵泳其间，最终融百家于一炉，写出属于自己的那一道独一无二的“波磔”。
　　毫无疑问，是笔法之“波磔”，结构之“横撑”，风格之“多元”共同构成了隶书那雄浑博大而又灵动飞扬的艺术生命。
　　总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书法史上，隶书既是最雄壮的一次“解放”，也是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它将书法从庙堂的森严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它世俗的活力与山野的自由。我认为，这就是隶书之所以接地气的最有力证明。
　　当此月圆之夜，铺开一张汉麻纸，饱蘸浓墨，临写一通《石门颂》是惬意的。当笔锋在纸上艰难而痛快地推进，那一道涩行的长横，仿佛让我感受到了千年前那位无名书丹人，面对摩崖绝壁时的虔敬与豪情。那锤凿的铿锵之声，叮叮当当穿越时空扑面而来，与我的心跳砰然共振。这种感觉实在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书道之妙，尽在这一刻让灵犀完全相通。这让我感觉到，隶书的核心美学就是横撑之美的生命律动。
　　为此，我要大声说一句：隶书之魂，不朽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