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在贵州六盘水明湖湿地沉浸式进入当地自然生态中进行考察和体验，创作了一批具有六盘水地域生态特色的诗歌。7月9日《中国绿色时报》发表了其中的一个组诗《丛林生活》，这组诗尝试在人的生态体验与“拟物叙事”之间表达一种生态哲思和生态审美。

　　我曾把生态诗歌概括为具有三个特性：批判性、体验性和梦想性。随着生态诗歌创作的向前拓展，由早期的对反生态行为和观念的直接批判，逐步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审美建构和生态诗学的探索中。而在生态审美的建构中，物质叙事问题是其中的关键。而我更倾向于把这种人与自然共同主体关系构成的叙事模式称之为“拟物叙事”。其实，“拟物叙事”普遍存在于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体裁的生态写作中，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个人侧重于生态诗歌写作和研究，所以本文讨论和引用文本的范围设定在生态诗歌。

　　从“万物自在”的本原出发，在“以物观物”认知前提下的“拟物叙事”，不是把人完全变成物，而且事实上不可能变成物，诗人只是依凭自己的自觉，以同理心、同情心，进入人与自然共在共生、彼此关联的场域，与自然对话，体验自然的神秘，并进而拟物说话，人与物构成共同主体关系，并在主体间重新发现生态之美。这种生态审美在诗歌中表现为创设一种亦真亦幻的语境，实现由体验性而至梦想性的升华，从而寄寓一种诗意的未来愿望与理想。而在现实中暂时无法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在诗歌语言中得以重构再生，在场的拟物叙事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并指向“第三只眼”所见的诗意之境，这就构成了一种生态诗歌的独特审美和表达方式。例如《丛林生活》这组诗中的一首：

　　明湖湿地公园

　　华海
 

　　金黄色的虹桥，在水上临摹

　　山岭起伏的弧线

　　你在桥上，摹拟一株

　　风中芦苇的摇曳

　　恰好，我也张开白鹭的

　　翅膀，惊起红嘴鸥对游鱼的絮语

　　一只潜鸭发愣的那会儿

　　另一只驮着涟漪，游进倒影的谜题

　　在湿地，所有的事物

　　在瞬间产生奇妙的感应

　　比如，从一线天涌流的飞瀑泉水

　　影响了风的湿度和树木的回响

　　它们也会把绿色

　　染上丛林行人的衣裳

　　(原载2025年7月9日《中国绿色时报》)

　　在这首诗中，所有的事物都有关联，都有奇妙的感应。“我”也不再是作为人的“我”，而是一只白鹭张开了翅膀，“惊起红嘴鸥对游鱼的絮语”，我成了自然中的一员，与湿地中的所有事物从整体上构建了一幅充满生态诗意的审美画卷，从生态审美的核心维度——“共生性”“整体性”与“非人类中心性”——展现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美学特质。而“拟物叙事”是形成这一美学特质的关键一环。

　　生态审美的核心并非将自然视为“'观赏对象”，而是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共在。诗中“你在桥上，摹拟一株风中芦苇的摇曳”，以“人模仿自然”的姿态打破了人类与植物的壁垒——人不再是居高临下的观察者，而是主动向自然生命看齐，在姿态的“摹拟”中完成对自然节律的认同。“我也张开白鹭的翅膀”：“我”以白鹭的视角介入湿地，与红嘴鸥、游鱼形成互动。这里的“张开翅膀”不仅是动作的想象，更是精神的“代入”——人主动消解了“物种界限”，将自身视为湿地生态网络中的一环，实现了从“观物”到“化物”的审美跃升，恰是生态审美中“主客相融”的“拟物化”表现。

　　生态系统的本质是“关系的总和”，诗中“所有的事物在瞬间产生奇妙的感应”一句，直抵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内核。这种“感应”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因果链具象化：飞瀑泉水的涌流，先“影响了风的湿度”，再牵动“树木的回响”，最终“把绿色染上丛林行人的衣裳”。从无机的泉水到流动的风，从植物的树木到有机的人，能量与生命信息在湿地中形成闭环流动——人身上的“绿色”不再是外在的色彩，而是自然对人的“渗透”，证明人类本就是生态循环的参与者，而非割裂的“旁观者”。即便是微小的生命互动(“一只潜鸭发愣的那会儿，另一只驮着涟漪，游进倒影的谜题”)，也暗含着自然生命的“自在逻辑”：潜鸭的“发愣”与“游进倒影”，不依赖人类的解读而存在，却以其神秘性印证了生态系统中“万物自足”的韵律——这种“不被人类定义的美”，正是生态审美对“自然本真性”的尊重。

　　传统审美常以人类视角为中心，而生态审美则主张“将话语权还给自然”，由“心性”回到“物性”。诗中的人工造物“金黄色的虹桥”，并非作为“征服自然的标志”出现，而是“在水上临摹山岭起伏的弧线”——人工建筑主动“模仿”自然形态，将自身融入山岭的轮廓，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致敬。湿地中的生命活动(芦苇摇曳、红嘴鸥絮语、潜鸭游弋)，始终遵循自身的节奏，而非服务于人类的观赏需求。“红嘴鸥对游鱼的絮语”“潜鸭游进倒影的谜题”，这些细节拒绝被简化为“人类眼中的风景”，而是保留着自然生命的“私密性”与“自主性”。这种对自然“他者性”的尊重，正是生态审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关键：美不在“人如何看自然”，而在“自然如何自在存在，并邀请人进入其存在”。

　　总之，这首诗以“感应”为纽带，将人、动物、植物、无机物编织成一张动态的生态网络。在这张网络中，美不是孤立的“风景”，而是万物共生的“呼吸”——正是因为“拟物叙事”的审美表达，它让阅读者能够意识到：湿地的生态之美，正在于每一个生命、每一缕风、每一滴水，都在平等地参与着“存在的诗意”言说。

　　“拟物叙事”与“拟人化”的传统写作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有必要加以辨析。“拟物叙事”不是简单的拟人化，传统的拟人修辞手法通常是把物当作人，借物来说人话，重在表达人的主观想法和情感。而拟物叙事确立了人与物“主体间性”的关系，立足于人和自然生命的共同体，赋予自然物“行动逻辑”。“拟物叙事”作为生态诗学策略的深层价值——它不仅是修辞技巧，更是重构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生态审美方式。

　　生态诗歌的“拟物叙事(物质叙事)”离不开三要素：时间，地点和主体。同时，构成“拟物叙事”必须在时、在地、在场(场域)。生态体验的场域是构成对话和叙事的时空物质前提，由此而进入诗意的境界，由实而至虚，这是一种自然的生发，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心境折射，最终指向得意忘言。这种生态诗境，离不开第一个层次的在场，也离不开与自然的对话，但它并不到此为止，心灵并没有退场，只是心灵与外物交相融合，从而在现实场域中呈现出了想象性的境界。“拟物叙事”在这过程中是桥梁和纽带，它找到了打破二元对立，突破人与物之间语言屏障的“锁匙”，让心灵融入万物“自在”，并克服传统“拟人”化对人单向主体的强调，从而真正揭示了主体间关系生命审美之谜的底奥。需要强调的是，在对“拟物叙事”这一生态批评概念的定义和阐释中，我们完全可以从“天人合一”“无我之境”“以物观物”等中国传统审美元素中吸取精华，从而探求生态审美概念的中国话语表达。比如，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把诗境分为“有无之境”与“无我之境”，事实上，这已触及人与自然在审美表达中的主体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引入“拟物叙事”的生态审美表达方式，将“以物观物”的生态认识论推进到具体的创作实践论，将其置于现代生态哲学背景下加以创新性阐释。

　　在生态批评学界新一轮生态审美思潮中，物质叙事是其核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深刻阐释，为廓清生态诗歌审美中的疑团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而由此提出“拟物叙事”的概念，既与这一理论相沟通，同时“拟物”的表述更准确，更具中国话语元素，它贴切地反映了在“生态叙事”中心灵与物同在的生命共同主体关系。

　　同时，我们也应客观地认识“拟物叙事”中的悖论性问题。试想，人如果听不懂物的语言，又如何达成“物质叙事”呢?那么，关键问题还是：人怎样听懂物的语言?生态写作通过“拟物叙事”的方式来表达自然的声音。在这里，人通过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成物，站在物的角度展开叙写。

　　需要辨析的是，“拟物叙事”依然使用的是人的语言，而且人对物依然会存在误读，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物质叙事”，我们只是尽可能地在时在地在场，通过换位拟物化的想象来探求一种生态意义上的写作。“拟物叙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只有从人与物主体间的关系中体验自然并与自然对话，从而达成一种来自自然的“叙事”，但另一方面人不可能完全克服主观性，用语言叙事的过程既是对物质本真状态的“敞开”也是“遮闭”，这只是构成了一种语言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文字的言说只是在抵达物质的过程中，我们努力想逼近真相，却又不能回到物质本身。而生态写作不断探索的意义和魅力就根源于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局限也由此而生，即所谓一体两面。

　　那么，如何尽可能地逼近“物质叙事”呢?，其关键是实现生态转向，通过换位体验和想象，从同理心同情心出发，放低人的身段，放低人的意志和欲望的声音，在人与自然的共在共生的场域听到自然的声音，以拟物的方式展开超越现实的想象，从观念到情感，由体验到对话，当我们越靠近自然本来的样子，我们的写作就越可能达成“拟物叙事”，从书写人的“自然”到呈现物的“自在”，构成一种自然与心灵相谐相融的诗意境界。

　　考察构成“拟物”叙事的视角，在生态诗歌中有各种表现方式，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把物作为与人共生的“主体间”存在，二者互相影响呼应，呈现出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情境。如李少君的《傍晚》，这是诗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傍晚

　　李少君
 

　　傍晚，吃饭了

　　我出去喊仍在林子里散步的老父亲

　　夜色正一点一点地渗透

　　黑暗如墨汁在宣纸上蔓延

　　我每喊一声，夜色就被推开推远一点点

　　喊声一停，夜色又聚集围拢了过来

　　我喊父亲的声音

　　在林子里久久回响

　　又在风中如波纹般荡漾开来

　　父亲的答应声

　　使夜色似乎明亮了一下

　　(原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 . 诗歌卷》)

　　这首诗是从第一人称“我”的角度来写的，写我喊在林子里散步的老父亲吃晚饭，这有一点叙事性，叙事的结构很简单。但作者把重点放在写我和父亲的声音在夜色中的反应，夜色不仅是被动的被我的喊叫声“推开推远一点点”，它也是主动的，“夜色又聚集围拢了过来”，而且，夜色与人是融为一体的，“父亲的答应声/使夜色似乎明亮了一下”。在此时，“父亲的答应声”似乎是整个傍晚时分夜色的回应，奇妙在于声音转化成了视觉感受的“明亮了一下”。诗中的夜色不仅仅为父子感情的呈现创设了一个环境背景，而且具有很强的暗示性，它让人性和人情最美好温暖甚至带点感伤的瞬间回到了“自然”的夜色本身，而这首诗的诗性魅力就缘于这样一种“互生性”的“拟物叙事”。这种类型的“拟物叙事”中，物的主体性是派生的，是一种相对较弱的主体性，这是由自然表达向生态表达转换中的方式。

　　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是完全从物的视角出发，摹拟物来观照和言说，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拟物叙事”结构，在这里人已附体于物，而不是借物说人话，自然物主体与人主体在一种诗意之境中化生为一，形成“整体性”的审美表达。

　　震旦鸦雀的自述
 

　　华 海
 

　　我听不懂古奥的梵文

　　也听不懂人们喊叫震旦鸦雀的

　　确切涵义，我有另一种语言

　　我说的话，估计人类也无法听懂

　　我迷恋这湖边的一大片芦苇

　　这是我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国度

　　我用脚爪钩住一根芦苇杆的时候

　　就用唧唧唧的叫声呼朋引伴

　　我一眼看到了我的食物——

　　藏在苇叶丛中的青色昆虫

　　便用鹅黄色的嘴喙用力地敲击

　　我要揪出它们，啄食它们

　　它们，不是同类，也不是敌人

　　它们，与我相伴而生，也是我的命

　　十月的天更高了，唧唧，唧唧……

　　我呼叫越来越凉的秋风

　　也呼叫我的昆虫，我的鸦雀伴侣

　　(原载《绿风》诗刊2025年第3期)

　　《震旦鸦雀的自述》是自觉尝试“拟物叙事”的诗作。它摒弃了人的视角和思维逻辑，将叙事主体和感知中心转移到“震旦鸦雀”这一自然物身上，构建了一个纯粹、自在、以鸟为本体的诗性世界。它通过完全的主体转换、沉浸式的物性描绘、独特的物的感知与生存哲学的揭示，从而建构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诗人不再是“借物说人话”，而是让“物”自己开口说话，展现其本真的生命状态及其生存命运。这种叙事超越了简单的拟人化，达到了“自然物主体与人主体在诗意之境中化生为一”的境界，实现了对生命整体性和生态本真状态的深刻审美表达。它让读者放下人类的傲慢，尝试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命感知世界，去倾听、理解并尊重另一种存在的逻辑与诗意。

　　但我们还需指出，这种“纯粹物性视角”在语言学层面仍是一种乌托邦建构。正如生态符号学家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与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合著的著作 《知识之树：人类理解的生物学根源》中所说，“语言现象发生在认知领域中，作为认知领域中的一个操作。”所谓“鸦雀的自述”仍是对物性的模拟，无法完全脱离人类符号系统的规训。这一矛盾恰恰揭示了生态书写的根本困境。另一方面，作为生态诗歌写作者，需要警惕的是，“拟物叙事”容易陷入“自然神秘化”的风险。生态批评家戴娜·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曾在论文《生态批评、文学理论与生态学真理》中批评某些生态文学将自然本质化为“沉默的他者”，而本诗中鸦雀的“自述”恰是对这种沉默性的反抗。但依然可以进一步自我追问：这种反抗是否真正消解了人类的话语霸权?抑或是通过“赋予”自然以声音的方式，再次确认了人类的赋权主体地位?而这便构成更为本质意义上的悖论，正是在这种悖论的疑虑和沉思中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言而言说，或许这就是生态写作者的使命与宿命的博弈。当然，这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地去探索“拟物叙事”在生态写作中的创新意义与实践价值。

　　2025年7月14日，兰州大学榆中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