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天，一夜之间，我的生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想参军到部队奔个前途，当个营长或连长什么的，哪想到北京地下铁道兵部队压根就不提拔干部。在职连长、排长的年纪几乎都在三、四十岁。营长、团长的岁数就更大了。一个个吃得肥粗二胖，威风八面，就那么悠哉悠哉地在那靠。我们讷河县去的一个营之多的兵，几年下来，基本都是大头兵。所以我同大家一样，只好要求复员，回到家乡另寻前途。这不，一眨眼的时间，我已经回到家乡这片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土地。一大早醒来，面对的不再是北京城的高楼、名胜、四合院和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营房，而是鸡鸣狗吠、牛羊成群，还有破旧的茅草房和一望无际的田野。

　　好像红楼梦里说的，“忽喇喇似大大厦倾”理想破灭的挫败感，让我无颜面对当年的老师、同事、同学及父老乡亲。破碎的心在痛苦的深渊里痉挛。而四年前体检、政审和盼入伍通知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临行前，大队开了新兵欢送会。次日，父亲便陪我步行到十多里远的公社所在地集合。一路上，我和父亲肩并肩地走，谁也没有说话。我知道父亲心里很沉重，毕竟儿子要离开家，去外面独自闯荡。而我，一直沉浸在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到了公社，新兵们都换上肥肥大大的军装。到了下午，征兵首长便开始列队点名。我们公社的新兵临时编为一个连。当天晚上，我们就赶到了县城，与各公社的新兵汇合，组成一个营。在讷河县城的马路上，几支长长的队伍见首不见尾，只听“嚓嚓”的脚步声，直奔火车站。火车徐徐开动了，我的梦想也开始起航了……

　　这是一个长达四年多的“美梦”。记得四年前，我们公社那些新兵在讷河上了火车之后，我就开始在车厢里教大家唱歌。教唱的是“我当上解放军穿上绿军装，我走进红色学校扛起革命枪……”这里我强调的是，我们革新大队是不希望我去当兵的，排号非常靠后。但前来领兵的首长却看重了我是文体老师，能拉会唱。最后经过周旋，我还是如愿以偿。你想想七十年代初，举国上下都向往和歌唱“北京有个金太阳”，去北京当兵，该是多么有吸引力啊!就这样，从新兵连到军训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在连队教歌。特别是1975年前后，我还负责连队里的一些文化活动。比如，组织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小靳庄举办赛诗会等等。还要组织演唱组排练节目，活跃连队的文化生活。由于我有这方面的特长，还被选到团文艺宣传队干了两年，在那里主要是拉二胡和吹单簧管。

　　由于受当时国家政治气候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当时以文化和文艺方面有所作为的姿态出现，还是很吃亏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而那些干体力活的，去施工现场或喂猪做饭之类的战士进步就快。但经过我的据理力争和一个同情我的老班长的斡旋，最终还是得到了连首长和大家的认可。在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泾渭分明。在部队表现得再好也不行，复员兵的安排政策是哪来哪去。农村户口或不吃商品粮的，一律回家种地。

　　正在我一愁莫展的时候，我们巨和公社革新学校的校长张春贵来了。他到我家，我先给他点上一支八达岭牌的香烟，倒上一杯白开水。之后他坐在炕沿上语重心长的说：志文啊，入伍前你就教学，你教的体育和音乐课在全公社都是挂上号的。你入伍时大家在一起喝酒时不议论过嘛，说你一旦在部队没能干上去，回来咱们还在一块教学，没想到你还真回来了。这样，你们四队红孩子班(学前班)杨老师怀孕八个月了，马上要休产假，你先替她代几个月课，等暑假之后你就回大队学校教课，大队领导也都同意。我说好吧，感谢张校长和大队领导对我的信任。

　　已经中午了，我留张校长吃饭。我妈给我们俩简单做了两个菜，烫上一壶酒。老友重逢，一边叙旧一边啧啧地喝了起来。张校长还是像四年前那样随和，公鸭嗓，说话时摇头晃脑笑嘻嘻的，让人感到很亲切。他的到来，就像严冬里燃起一把火，让我的心里暖乎乎的。他笃定而清晰的表达，让我意识到，没有别的选择，这辈子就是教书的命了。

　　于是，我不再去县水泥厂做临时工，很快就去了本村的学前班教课。每天就是教孩子们一加一等于二和大小多少之类的知识。每次进课堂，孩子们都站起来喊一声“老师好”，让我心里酸酸的，也热乎乎的。

　　几个月后，我便回归大队教学。学校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个大操场，两栋长长的砖瓦房。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参军之前教的一年级学生上六年级，变成大孩子了。老师多数还是原来的，只是多了一个“右派”老师和两位女知青老师。

　　大队学校在小学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初中。 根据我的偏好和特长，学校安排我当初二的班主任并教 初一和初二的语文和地理。坐在我对面的老师是教历史课的，就是我上面说的曾被打成“右派”的杨健老师。他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请他来教中学历史课，那自然是杠杠的。那两个年轻貌美的女知青老师也很提神。人家毕竟是从城里来的，举止、言谈和仪表，和乡下人还是不一样。本来，“知青”这个字眼就特别惹人耳目。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杨健老师和两位女知青老师的到来，无疑给这所偏僻而沉寂的学校带来一股清风。

　　教学工作对我来说，虽然看上去比较体面，清闲，但还是让我快乐不起来。一是感到很枯燥。一天到晚磨磨唧唧地围着讲台转，毫无新意。二是待遇不公平。那几个公办老师悠哉悠哉，不怎么出力，每月就能拿到30元左右的工资。而我们这些民办老师为了到年底能评上一等或二等级公分，拼命地表现。每到年底，老师们晚饭后就来到学校，点上蜡烛围着火炉子评公分。有时几个晚上都评不完。本人也很努力，但在两年多时间里，一次也没有被评上一等。心里很不是滋味。三是家里还有一块自留地要侍弄，还要养猪养鸡养鹅，需要去弄野菜和一些饲料，还要抽空去打柴火，冬天寒冷，柴火少了不行。面对一地鸡毛的琐事，让身心异常疲惫。故此，我对教学越来越失去兴趣。

　　就在我情绪很低落那段时间里，国家恢复了高考。特别是我们学校的叶老师，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这犹如一块石头投入河中，引起阵阵涟漪。于是大家就劝我复习一下也参加高考。我说考不上，文革期间在中学和高中学点东西都忘光了。尤其是“右派”杨健和两个女知青老师，天天跟我说高考的事。他们鼓励我报文科，说一定能行。就这样，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才犹犹豫豫开始复习。偏僻的农村，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只能反复看中学和高中课本。对于一些历史和地理以及政治方面的知识就是死记硬背。为了不耽误白天给学生上课，我就利用晚上躺在炕上点煤油灯复习。一学学到深夜，有时学到天亮。

　　就这样，我以背水一战的姿态，开始冲刺。国家是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的，我于1979年考上了黑龙江省克山师专中文系(现在合并为齐齐哈尔大学)。在此之前，抱着侥幸心理，我还参加了黑龙江省艺校编剧班的考试，成绩不错，但未能被录取。如果那次能考上编剧班，就能和著名作家张抗抗是同班同学。那样的话，我的人生轨迹，会呈现出另外一个模样。

　　当我从县里设的考场考完试，返回革新学校时，意外地有了一个好消息。公社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来我校商量要调我去公社当文化站长。对此，校长同意，认为这属于重用。而我自己也满心欢喜，毕竟是在往高处走。而且是做我喜欢和擅长的文化工作。虽然参加高考了，但能不能被录取，还是一个未知数。就这样，我很快去公社上班了。

　　到公社报到后，觉得这个文化站长的岗位不怎么受重视。其性质是“国办社助”。即，每月40元的工资，由县文化部门拨一部分，由公社自筹一部分。我还没看到“站长”的办公室啥样，就匆匆被安排下乡包队了。那时，所有的公社干部没有浮在上面的，要常年在基层滚打，在一线指挥。我家住在革新四队，我包的生产队是双喜四队，恰好是前后屯。

　　我到双喜四队报到后，先和队长吕才接洽、交流。之后他安排我吃住在老陈家。老陈家窗明几净，陈家大娘慈祥而且饭菜做得好。吕队长对我这个包队干部很关心，嘱咐大娘尽量把饭菜做好(吃的米面油以及蔬菜等均由村里负责)。于是大娘就经常给我蒸馒头、烙饼。那年月，老百姓很少能吃上白面。吕队长还隔三差五地安排人宰羊，让大娘给我饨羊肉吃。说句实话，那是真香啊!也是一片难忘的乡情啊!如今，陈家大娘早已去世了，但我与她的儿子陈广元，至今还保持着友谊。他是小学高教，每月工资8000多元。他还要经营包产到户之后家里分到的一些地。我让他通过微信，给我发一些双喜四队的田野风光和各种景象。

　　记得，我和吕队长密切配合，多次开会和入户听取大家的意见，努力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生产搞好。比如割麦子的时候，我们商定用柳条子做一个圈，检查时，在社员割完麦子的地方把圈一扔，圈里如果有落下的二至三个麦穗，就扣公分。那是大帮轰的年月，大家的责任心不强，就得有制约的办法，以减少对粮食的浪费。

　　就在我全身心投入包队，干得如火如荼的档口，有一个社员去公社回来说，他在公社通知栏里看到我被高校录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愣，不知是惊是喜，也不知是真是假。说句老实话，我几乎把高考这事忘了。可能是没有抱多大幻想的原因，也可能是在包队工作上太投入了。那正是放秋垄和给苞米拿大草的时节，我几乎天天催吕队长，让他抓紧再抓紧。因为公社开调度会说的很严厉，错过了农时，玉米就要减产。

　　后来通过进一步核实，我确实被录取了。总分287分，其中数学得了12分。因为通知书还没到，我在兴奋之余，便继续埋头包队工作。直到通知书到手之后，学校接近开学了，我才正式离开双喜四队，同时告辞文化站的站长工作。

　　风雪严冬过后，我这棵“老树”终于发了新枝 。1979年“两节”过后，我带着入学通知书，再次告别年迈的母亲，踏上“希望”之路。这次送我的不是父亲，他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是我的哥哥赶着马车，拉着两个提包和行李，送我到公社所在地。我从那里要坐汽车到县里，之后再乘火车到师专学校。

　　在大学里，我是班里唯一一个复员兵、党员，也是年龄最大的。学校和老师对我高看一眼，让我当班长和学生会的小报主编。一年后，我就不愿意操这份心了，辞去了班长职务。把多余的时间用在了处朋友和谈恋爱上。因此，还得罪了班主任老师。他找我在户外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没给他面子，决然不再当班长。他也够耿直的，在班上说，地球离了谁都转，没有鸡子照样做槽子糕。

　　大学毕业之后，我的人生便一步步发生了变化。在当地医院找了一个白衣天使的媳妇，并很快结了婚，有了新家。同时分配到我向往已久的文化馆工作，志在成为一名作家。可不久工作环境出了问题。为了远离烂人烂事，我改变了要当诗人和作家的初衷，毅然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三年后，又顺着改革开放、人才流动的大潮，从东北调到了美丽的沿海开放城市秦皇岛。

　　也可能冥冥之中注定了我要在这个美丽的小岛安身立命。所到之处，顺水顺风。先在市人民银行工作几年，之后调入秦皇岛市委办公室工作。在市委办七年时间里，我多次得到提拔。后来，我离开了“大院”，到市计划生育协会任副县级会长兼计生委副主任。不久，又被提拔为正县级会长兼副主任，又过几年，平行调入市国资委任职，直至2015年正式退休。

　　应该说，“岛上人在海边长大，有海一样的胸怀”。他们对我这个外来人，不但不排斥，还相当友好。我在这里流下了奋斗的汗水，也收获了诸多喜悦。在这里，我结识了诸多好同事、好朋友和贵人。难忘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记得，在行长的支持下，我担任人民银行管弦乐队指挥兼吹萨克斯。那是1987年改革开放初期，乐曲响起来，舞就跳起来，极大地活跃了单位员工的业余生活。

　　记得，在市委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我在“大院”迅速成长。我曾代表秦皇岛市作为出资人和电视制片，会同中央电视台农业栏目组，拍摄了反映秦皇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系列专题片《历史性跨越》。该片获得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作为秘书，我协助市委主管农业书记，在农业产业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撰写了很多论文、公文和讲话材料。特别是1987年，由我起草的关于秦皇岛市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经验材料，得到了省里的高度重视，省委主要领导对该材料予以批转，号召全省各地市学习秦皇岛的有关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我主抓的计划生育协会工作一跃成为国家级典型。我会同市委主管领导受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介绍经验。会上，中央领导宋平、姜春云、张维庆等，对秦皇岛市的计生协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我也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授予优秀工作者称号。

　　在国资委的九年时间里，我带领一班人，在党务工作中打造“两创一促”品牌。即，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创建精神文明单位，促进企业发展活动。其经验在全省国资系统得以推广，本人也多次被市委授予党务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退休之后，我把尚未迸发完的激情转移到读书写作上。十年来创作发表了100多篇散文、随笔以及诗歌和评论。其中，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海燕》《青年文学家》等发表的十几篇力作，引起轰动。市作协会同市报社副刊部，为我召开了有多位学者和教授参加的作品研讨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很快，我便成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并在创作上获得多个奖项。

　　书归正传。当初，那么大一个讷河县城怎么就容纳不了我呢?我们一块入伍的几个战友，复员后的工作多让人羡慕啊!在公安局的，在味精厂的，在百货商店的，在拖拉机修配厂的。而且都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媳妇，我却一直是个光棍。

　　当时，有两个很欣赏我的老师，一个是文化馆馆长，一个是剧团团长。他们曾分别多次为我调入文化馆和剧团奔走，甚至替我去“送礼”。但谁也无法敲开和撬动通往县城的大门。

　　不是我不爱家乡那片热土，不是我看不起农村和庄稼人。从小到大，我在那里天不亮就起来捡粪或者帮助父亲做豆腐。小小年纪就上草甸子上和大地里搂柴火，捞大耙，抡删刀，起土豆，掰苞米，割麦子，割黄豆……所有的农活都干过。问题是，我这身子骨太弱了，先天不足，再加上儿童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挨饿，很是瘦小，干农活实在是吃不消。或许是人的本能使然，爹妈一个字不识，没有人引导和激励，可自己就自发地往上“奔”，向亮处“飞”。看来志向和毅力的说法只是一个方面吧，人生的源动力应该是来自于人性本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铁律。关键是你觉醒的早与完，行动的快与慢。

　　有意思的是，我在“大院”工作时，有一天忽然收到一封来自于讷河县委县政府的信件。大意是希望讷河在外的家乡人，为家乡建设做贡献。近期县里要修建一个花园供市民健身娱乐 捐钱者的名字将刻在功德碑上。

　　当时，我展开那封长信看了又看，唏嘘不已。我疑惑，斗转星移，竟然还有人想起我。而多年漂泊在外的我，到底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后来，我又陆续收到当初分配在工厂、商店等战友的来信，说那边企业早都倒闭或破产了，让我帮助联系点活干。比如，土建、门窗、物流等等。我长叹一声，不经意间拍了一下桌子。我决意还是要为家乡和战友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于是，给困难的战友寄钱，帮助他们找活干;牵线搭桥，邀请大队、公社和县里的领导前来考察项目。为家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尽了微薄之力，也是荣幸。

　　现在我已经退休回家多年了。回想起往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人生是值得体味的，起起落落，苦辣酸甜，变幻莫测。特别是那历尽艰辛和苦难的过往，更值得咀嚼。我感悟到，在前行的路上，即使遇到狂风恶浪和漆黑的夜晚，也不能后退。在关键时刻和某个节点，坚持一下，咬咬牙，命运或许就出现了转机。

　　再一点就是，审时度势。抓住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大机遇。在“大势”面前，不迟疑，不退缩，主动去迎接挑战或逆风翻盘。如此，你就成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2025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