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7日，是昌耀诞辰90周年，所以，早在去年出版社就约我书写一部细读昌耀诗作的书稿时，原以为对昌耀足够熟悉的我，随即便答应了。然而，当我挑选出他80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开始这一工作后，对其作品和精神世界大量信息密码的破译与解读，远比我想象的艰难。我不但从中产生了诸多更复杂的感受，更看到了一个远为辽阔博大的昌耀。因此，我想借此说出这种感受，以纪念这位说不完的诗人。
　　在此我首先想表达的是，昌耀是一位“全人格”型的诗人。从最初走向诗坛时的卓尔不群，到突然栽入长达21年的人生劫难，再到1979年的劫后重生，他以“阳春唤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的大振奋，进入人生黄金期一系列博大雄浑的建造，但想不到的是，就在经历了这种电梯般陡降陡升的大振荡之后，他的人生再次被命运所反转。从1985年《斯人》中一人无语独坐的“叹嘘”开始，便是心情与灵魂的一直 “不得安宁”——为从沉溺心境中自拔的“听候召唤：赶路”，僧人式的肉体与心灵的苦行，灵魂的“燔祭”与“圣咏”；1991年之后，家庭生活的破裂再加情感重创的“流血不死”，作为一个寄居办公室的无家可归者，不时出入城市流浪者的世界……直至为这一切所造化，于1998年出访俄罗斯时，还归出一位在国际诗歌论坛上，纵横捭阖的大国诗人本相。
　　如果说，所有杰出的诗人都是悲剧性人格，最终大都走向疯狂或毁灭，而几乎经历了人世间一切悲剧的他，却走上了一条穷途求道的悲壮道路。他以对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或曰“大道”的紧追不舍，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绝境中的精神转圜，由此而将这一系列的磨难，转换为生生不息的灵魂性诗篇。
　　“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惠特曼这一豪迈的自许，在我看来尤其适合昌耀，但内涵又不尽相同。昌耀的辽阔博大，表现在他植根于中国西部大地山河与民族历史文化中，那些气象万千的史诗性诗篇；而他的包罗万象，则远为丰富与复杂。他建立在命运剧烈起伏曲线上的作品，极尽了人生百味无所不包的体验与书写——英雄主义与执守理想的正大之气，民族与时代坐标上悲壮的使命意识，心灵反复受挫中张皇颓丧的命运感与宿命感，锥心的爱与痛，穷途求道的灵魂煎熬，深刻的苦难感与孤独感中愈挫愈奋的悲壮人格，天下为公的道义担当与苍生情怀……更包括一位本性庄重的诗人，在其诗歌中不时的，“坏小子”式的顽劣“放电”。
　　就此而言，他为当代诗歌史作出的一系列奉献中，首先就在于他奉献了一位昌耀式的诗人形象——一位世纪风雨中灵魂苦行的诗人，始终与时代和大众脉博共振的诗人，胸怀正大浩然之气的诗人，从民族文化血脉上生成的民族诗人。
　　接下来，我还想说出一个被我们忽略了的事实，他是一位学识极其渊博之人。不但对世界性的人文哲学概要多有涉猎，对世界文学经典了然于胸；更对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与地方史志，包括其中那些冷僻的知识，怀有特殊的癖好；他对于古文的谙熟，对于古汉字心有灵犀的解悟与使用，即便专家也未必能如此；对于欧洲古典音乐、庞杂的现代科技生物信息，他亦超出我们想象的熟悉。作为长期的藏地生活者，他部分性的通晓藏语自不必说，而此次重读他的诗作时我还意外地发现，他竟然能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诗篇……
　　当然，对于藏民族和青海山乡的民俗地理风物，包括其中的秘密细节，他几乎无所不知。
　　但这一切，都并不仅仅是作为知识，而是作为精神文化的大盘底座，既滋养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还作为百川汇流的语言资源，使原本就对语言怀有特殊敏感的他，在当代诗歌史上创造出一种既恪守汉语的典雅纯正，又夭矫不群、斑斓峥嵘的语言奇观。将古奥生僻的古汉语字词和现代科技术语纳入当代语境中，以形成陌生化效果并产生语词摩擦的张力，是他的一大发明；将大量的民间方言俗语、民谚童谣纳入诗歌，以强化出与地气贯通的高原信息场态，是他的另一大发明；在特殊的文本情境中，将普通的语言文字编织为诡异的语言圈套，或制造罕见的文字奇观，是他的又一大发明；在诗行排列上，将常规的十个字左右的诗行，拉长至近百字左右的超级诗行，以形成浩荡的语言流与汪霈气场，是他诗歌中的又一奇观。
　　在诗歌体例上，他使用了一切可能的形式，包括十行左右的短诗，五十至一百行左右的中型诗作，四五百行的长诗，乃至《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的诗剧类型。在这一切形式之外，他还以一位大诗人的自我立法，创造了一种现象级的“不分行诗歌”。
　　昌耀的写作就是这样，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深层生命经验与感受的压缩性呈现，诸如《紫金冠》一诗中的“紫金冠”这一意象，还压缩了他少年时代密码式的珍贵记忆。而在中后期的诗作中，他更是将内心密集的信息意象，叠加、锤揲成高密度的能量模块，以完整呈现他心灵深处丰富驳杂的原生性意绪，以及艰涩的心理流程。这种非如此不可的表达，既形成了“冰山理论”所指说的那种现象，也构成了他的作品需要一再研究与解读的价值所在。
　　而我在这部书中所干的工作，就是以每一篇五百到一千字之间的文字，对他作品进一步的解读与赏析。
　　此书所选的80首作品，当然都是我心目中的精华，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侧面的昌耀，我想以此来呈现一位大诗人终其一生的心灵轨迹和艺术轨迹。
　　下面，就录引昌耀的《播种者》与我的解读文字，以结束本文。

　　播种者

　　天下透明而具硬度可资雕琢的物质
　　有着许多许多，诸如冰凌、水晶、宝石、盐
　　或玻璃体。无疑宝石最被世人珍贵。
　　可是我在自己的作坊却紧扶犁杖
　　赤脚弯身对着坚冰垦殖播种。
　　每一声坼裂都潜在着深渊或大恸。
　　而我前冲的扑跌都是一次完形的摩顶放踵。
　　还留有几滴鲜血、几瓣眼泪。
　　这样的播种可看做自戕。
　　我自己似也未解这种类同苦修者的苦行。
　　难怪那只飞鸟（人称命运）总在前方扑扇翅翼为我焦急，
　　啼鸣凄然。

　　啊，苦行中永在的播种者，
　　你能预期怎样的果实！
　　1994.2.18

　　此诗是诗人对其写作形态的描述，也是一首应该进入文艺学教科书，被作为一种极端写作现象来讲述的诗作。
　　诗人当年在回顾自己最初的写作时，曾有“动辄洋洋洒洒上万言仍舍不得煞笔”之说。但到了1980年代末期以来，他却进入到这种滞重艰涩、形同自戕的写作形态。如果说，诗歌写作者的类型有无数种，那么，唯有这样的写作者，是被天命选定而身不由已。所谓的穷途之哭，诸如杜甫、屈原那样蹇涩的穷途之哭，正是诗人此时的情态。
　　在这里，诗歌的写作不再是笔与纸的关系，而是心在坚硬物体上的雕刻，形同其流放期间在坚冰上的下犁播种。而坚冰的“每一声坼裂”，都意味着“深渊或大恸”，以至他每一次向前的扑跌，都如同藏地的朝圣者，那种长头扑地的“摩顶放踵”。这种宗教性的苦修、苦行乃至自戕式的写作，是如此艰涩，因此，连那只命运的鸟儿也总在前方为他焦急，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能预期怎样的果实”。
　　然而，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当年的杜甫与屈原便是因此而留下了他们的绝唱，千年之后的这位诗人，也是如此。

　　[原载《诗刊》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