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还记得，奶奶颤抖着双手，缓缓解开那方污渍斑驳的手绢包裹，一枚枚细细清点硬币，五分、二分、一分，尽数数过交到我手上。她反复叮嘱：“可别贪玩在路上丢了，这是我给东头你二大娘家纺线挣的钱，今天刚讨要回来。”头一回见到这么多钱，我心中欢喜，几乎要雀跃起来。
　　那是1970年春天，我从本村小学考入“社办联中”，由公社牵头、数个行政村合办的中学，离家约四华里。学校不安排住校，早晚两餐都在校解决。就餐方式十分简朴，学生自带干粮咸菜，学校仅以蒸笼加热干粮，每顿饭收取一分钱，白开水免费供应。每月伙食费五角，按月一次性缴齐。开学头一晚，奶奶把这份钱交到了我的手里。
　　彼时同学们所带的干粮，分三六九等。家境优渥的吃馒头、油饼、油卷，这类人为数不多，他们的父母拿工资、吃粮票，常出入班主任的办公室。家境稍好的，主食是玉米面窝头、饼子，占比约莫十分之一。多数普通家庭，干粮是玉米面掺地瓜面——地瓜切片晒干，经石磨、石碾碾成粉末。大家随大流过日子，不与人攀比，内心尚且安稳。最末一等，便是家境贫寒的学子。纯地瓜面、纯高粱面，或是杂粮混掺，又或是混入野菜、米糠、棉种皮、甜菜渣、豆腐渣。在家粗食无人知晓，到了学校便一览无余，难免心生自卑。
　　记得一位李姓同学常跟我说，他家里养着几只母鸡，下了蛋舍不得吃，攒着换盐换煤油交学费。他母亲常叨念：“鸡屁股就是咱家的银行。”这句话后来传开，成了全班的笑谈。而我，便属于这最末一等。
　　学校开饭时，各人用自家布巾裹好干粮，加热完毕便取回教室或庭院用餐。家境较好的同学三五成群，说说笑笑从容进食；家境清寒的同学，总爱躲在无人留意的角落，匆匆狼吞虎咽，生怕被旁人看见。度过第一个月，我便不再承受这份窘迫。自入学第二个月起，我不再用学校蒸笼，私下“自开小灶”。
　　所谓小灶，不过是每日早起一个小时，在家将干粮切块煮热，吃饱再去上学，每月省下两角五分钱的干粮加热费。中午依旧在学校，趁旁人吃饭时悄悄打来热水，权作“羊肉泡馍”将就一餐。奶奶给的两角五分钱，我悄悄积攒，每月能添置几个作业本，每每想起，心中还暗自得意。后来，瞒着奶奶用攒下的私房钱，买下一支一块二毛钱的自来水钢笔。这支笔陪伴我六年有余，笔帽、挂钩破损，便用胶布缠裹继续使用，也是我小学到高中十年间唯一的一支钢笔。
　　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不知哪位同乡同学，将我四年在校不吃热饭的秘密告诉了奶奶。得知实情，奶奶几度暗自落泪，逢人便说起我省一分钱吃凉干粮的经历。故事传遍全村，一度成为邻里长辈教育晚辈勤俭持家的“活教材”。
　　那年冬天，我从地里收工回来，远远看见奶奶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那方旧手绢，没打开，就那么攥着。我走到跟前，她抬起头，眼睛是红的，说了一句：“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我没说话。那方手绢，后来我再没见她用过。她走的那年，我翻遍她的旧柜子，也没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