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强的诗歌以个人灵魂的幽深矿道，向历史厚重的岩层掘进;又以历史天穹的浩瀚星光，照亮个体存在的崎岖小径。他的写作，是一场沉默者与时间的持久谈判，在语言的熔炉里，将时代的嘈杂与生命的痛楚，淬炼成一种充满神性回响的静谧。

　　诗人早期创作以散文、随笔为主，约自2017年起专注于诗歌，并迅速成为诗坛受到关注的力量。出版诗集有《吞月》，散文集《来自大自然的伟大绝响》。读他的诗，你首先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吞咽”感。他吞咽下黄河在壶口迸发的所有怒吼，将其转化为内心一次长久的平静;他吞咽下父亲面对骨灰盒时那口闷酒般的泪水，让其粘合破碎的血脉;他甚至吞咽下云冈石窟一千五百年的风化和一个民族所有的荣光与伤疤。这种吞咽不是消极的承受，而是一种强韧的消化与转化。他将一切外在的、庞大的、汹涌的客体——无论是历史、自然还是集体命运——都纳入个体灵魂的熔炉中进行重铸。于是，历史在他笔下失去了教科书式的线性面孔，变成了一种可感的“压力”和可对话的“灵体”。壶口瀑布替他呐喊，开花的石头等待他这位“前世的替身”，北方响器为所有亡魂与生者搭建穿越阴阳的舞台。历史不再是背景，而是他精神戏剧中另一个在场的主角，与诗人进行着对视、诘问与交融。

　　他擅于在事物的“反面”或“沉默处”建立诗意的秩序。他写鱼，重点不在于其优雅或美丽，而在于那令人震惊的沉默——一种因恐惧自身滔天的哀痛会压垮尘世而选择的沉默。他写尘世，不是描绘它的繁华，而是刻画对它的“反动”，在薄情中活出款款深情。他写光明，却常常从磷火、从记忆里永不凋谢的桃花、从冬日虚无的佛光中汲取。这种“反向”的视角，构成了他诗歌独特的伦理与美学：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喧嚣的宣告，而在于隐忍的承担;真正的纯净不在于未曾沾染，而在于浸染后执意的清洗，如同那个急不可待跳入河中、要为自己洗出干净魂魄的影子。他的诗歌语言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悖论般的张力：用最质朴、甚至略带粗粝的日常口语，去承载最精微的形而上思辨;用沉静克制的叙述节奏，积蓄最终爆发的诗意能量。
 

一

　　卫国强的诗歌之所以动人且深刻，核心在于他实现了情感与哲思的高度同构与自然升华。他从不单纯抒情或抽象说理，而是让二者在具体的意象和场景中相互催化、彼此照亮。

　　以思导情，智性观照下的情感提纯。在《冬日浩大》中，他展现了如何用哲思的透镜来观察和提纯情感，使感受超越个人情绪，成为对存在本质的体认。从感官到灵视，诗歌始于冬日“封冻大地”的直观感受(情)，但迅速转向“枯枝间萦绕的蝉鸣”这一反常知觉(思)。最终，他的情感并未停留在季节的萧瑟或对蝉的寻找上，而是凝聚为对“南山峰巅那轮虚无的佛光”的确认——“闭着眼睛/我都能看到”。这里的 “看”不再是肉眼所见，而是心灵的确信。他将个人对温暖、声响的渴望(情)，提升为对一种永恒、超越性存在(“佛光”)的信念(思)。情感因哲思的介入而变得澄明、辽阔。

　　情思同构，意象作为融合的枢纽。《一块开花的石头》完美诠释了“意象”如何成为情与思天然交融的结晶。整首诗的情(惊喜、慰藉、认同)与思(关于孤独、等待、前世今生的宿命感)完全无法剥离。意象的生成即哲思的完成，“开花的石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性的哲学意象。石头的“孤独、寂寞、沧桑”承载了诗人(及人类)共通的生存感(情)，而“神种下的”花朵则赋予了这种存在以神圣意义(思)。当石头“微微一怔/旋即长舒了一口气”，并认定诗人为“前世的替身”时，一次深刻的灵魂辨认与生命对话瞬间完成。诗人的情感(寻获知音的慰藉)与哲思(对生命轮回与精神契合的领悟)，通过这个意象的戏剧性“相遇”，被同时、同质地表达出来。

　　超验沟通，在对话中完成情思的升华。《在壶口》代表了情思融合的最终指向，个体生命与更宏大存在(历史、自然、命运)的共鸣与合一，个人情感在其中得到宣泄、理解与超越。情感的巨型代言，诗人观看壶口瀑布，其“痛和疼”、“挫折和不屈”(情)并未通过直接倾诉表达，而是发现了黄河在壶口“醒了”、“还魂了”、“呐喊了”。壶口成为他情感的“命定的节点”。在这里，个人的私密情感找到了一个宏伟无比的客观对应物。黄河的咆哮不仅是自然奇观，更成为诗人乃至一个民族压抑与抗争精神的巨型扩音器(思)。宣泄后的宁静，当诗人说“这黄河已心有灵犀，都替我……呐喊出来”时，意味着他的情感已通过自然之力得到完全的外化与宣泄。随后“心儿，立时就平静下来”，展现了情感在经由哲思层面的“共鸣-代言”过程后，所获得的终极疗愈与安宁。个体的“小情”融入了历史的“大思”，从而实现了精神的解脱与升华。

　　卫国强诗歌情思融合的路径清晰而深刻。起点，源自对具体物象、场景的敏锐情感触动(冬日的冷漠、石头的花开、黄河的咆哮)。过程，拒绝让情感停留于感伤或宣泄，立即启动智性的追问与联想，将情感投射到更广阔的时空(历史、神话、宇宙)或转化为具有象征性的意象(佛光、神种的花、呐喊的瀑布)。归宿，最终抵达一个情理交融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情感因思想的深度而厚重、不朽;思想因情感的灌注而温热、动人。

　　他的诗歌因而成为一架精密的天平，一端放着个体生命的全部热忱与伤痛(情)，另一端放着对时间、存在与永恒的冷静凝思(思)。而诗歌本身，就是那根平衡的横梁，也是使两端得以相互衡量的尺度。这使得他的作品既能刺痛人心，又能照亮灵魂，实现了诗歌“感性之学”与“理性之思”的完美统一。
 

二

　　卫国强诗歌精神追求的核心脉络，是在喧嚣的尘世中，完成一场悲悯而坚定的“反向行走”。他的诗，是面向内心、背对媚俗的深情凝视，是在苦难与无常的底色上，执意点燃的精神灯火。

　　卫国强的精神追求，始于对复杂尘世的清醒认知与主动疏离。在《对尘世的反动》中，他直言不讳“把薄情寡义的尘世，活出款款深情”。这一定义了其精神基调——不回避世界的“阴暗与凶残”，却以坚韧的“反刍”与“吞咽”来转化痛苦，以人的“坚强与深刻”完成对浮浅现实的超越。冷峻的“旁观者”。《旁观》一诗犹如寓言，以宰鸡场景折射人性的麻木与潜在的暴力。这种“旁观”并非冷漠，而是以抽离的姿态进行批判性审视，揭示生存表象下的残酷真相。在《真相》中，他更进一步剖白，人生的“背面”(孤寂、焦虑)无法被社会规训的“正面照”所掩盖，这种对真实自我的忠诚守护，是其精神独立的前提。

　　面对必然的丧失与伤痛，他的诗表现出一种将个人苦难升华为普遍生命慰藉的非凡能力。

　　记忆的“点灯人”。《父亲的泪》与《把尘世的灯盏点亮》是这方面的杰作。父亲将丧子之痛如酒般“咽进肚”，用坚韧“粘住破碎的心”;早夭的二叔则化身为坟头的磷火，执着地“把尘世的灯盏点亮”。这两首诗形成了强大的精神隐喻：生命的逝去并非终结，而可能化为一种更永恒的精神照耀。伤痛没有被消解，却被转化为照亮他人的光源。永恒的“追梦者”。《小火车》以“心中不舍昼夜奔驰的小火车”这一意象，精准捕捉了精神追求本身的动态与不朽。肉体会老去，现实的列车会到站，但内心对“远方”的向往，构成了生命最根本的动力。

　　他的精神追求并非悬空，而是深深扎根于地方风物、民间仪式与自然意象之中，从中汲取对抗流俗的力量。民间的神性，《北方响器》将乡村丧礼的响器，升华为平衡阴阳、抚平人间缺憾的“神性”巨轮。在《永济背冰》中，赤膊背冰的汉子更被赋予“破茧成蝶”、刺向命运咽喉的图腾意义。这些民俗不再是奇观，而是一个族群精神血性、不屈信念的庄严仪式。

　　自然的境界，《我看到了远方》勾勒出其精神向往的纯净形态——“简洁，干净”的雪山之巅，闪烁着“青凌凌的寒光”。这远离尘嚣的“远方”，象征着一种高贵、澄明、摒弃杂质的纯粹精神境界。

　　卫国强的诗歌精神追求呈现为一个完整而动人的谱系。他是一位当代智者在三晋大地上完成的精神跋涉。他背对浮华的潮流，返回记忆的深处、民间的根脉和灵魂的旷野，最终用诗歌构建了一个充满悲悯、坚韧与神性光辉的内心王国。他的作品启示我们：最高贵的精神追求，或许正是在认清生活的全部真相后，依然执着地为它赋予意义、点燃灯火。
 

三

　　在卫国强的诗歌中，历史性与个人灵魂的探索并非两个并列的主题，而是构成其诗歌宇宙的一体两面。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诗学机制，使得浩瀚历史成为个人灵魂的造影，而个体的精神创伤与求索，亦成为激活历史、与之对话的密钥。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借古抒怀”，而是通过诗性的“通灵”，达成双向的深刻抵达。

　　历史的个人化，将史诗熔铸为心灵事件。卫国强从不空洞地咏叹历史，而是将历史压力直接转化为个体生命可感可触的“存在之重”。

　　历史作为精神的“压强”与“地形”。在《在壶口》中，壶口瀑布之所以是“命定的节点”，并非仅仅因为其地理奇观，而是因为黄河在此处的“苏醒”与“呐喊”，与诗人心中积郁的“痛和疼”、“挫折和不屈”形成了精准的同频共振。黄河的咆哮史，由此被内化为诗人个体精神突围的心灵史。历史在此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而是一种施加于灵魂之上的、必须通过生命去回应和释放的磅礴压力。同样，《云冈的石窟》中“攻占了昨天，又攻陷了今天”的石像，其不朽并非冰冷的艺术成就，而是一种持续入侵、拷问当下生存的精神力量，迫使诗人“一阵阵发呆”，进行自我审视。

　　个人记忆的历史化。创伤成为家族与民族的“微型史诗”：在《父亲的泪》中，二弟的骨灰盒从西藏运回，这一当代家庭悲剧，被置于“母亲刚刚离世一年有余”的家庭史连续体中。父亲“饮闷酒”的私人仪式，其意义被深化为“用酒粘住破碎的心”。个人的丧失与坚韧，由此被提升到家族血脉承续与断裂的史诗性高度。父亲的沉默，宛如“老家背靠的那座南山”，个体情感由此嫁接于一个稳固而恒久的地域与历史象征之上，个人的泪凝结成了家族乃至更广大群体承受苦难的精神化石。

　　灵魂的历史化，以个体“心史”映照与激活传统。反之，卫国强对个人灵魂深渊的探索，总是主动寻求与历史长河的交汇，使其个体经验获得一种厚重的历史回声与坐标。

　　“反向行走”作为对历史洪流的主动应答。在《对尘世的反动》中，诗人宣称“把薄情寡义的尘世/活出款款深情”。这种“反动”，不仅是当下生活的态度，更是一种面对历史积淀的“世故”与“阴暗”时的精神姿态。它让人联想到历史上那些“独善其身”或“反潮流”的孤勇者。他的“反刍”与“吞咽”，是个体对历史与生活施加于身的全部苦涩进行的主动消化与转化，这使他的个人灵魂探索，具有了文化史上“精神持守者”的典型意义。

　　个人执念成为穿透时间的精神“活化石”。《小火车》中“心中那列向往远方的小火车”是一个绝佳隐喻。这列“不舍昼夜”的火车，既是个体童年梦想的执念(个人性)，又象征着人类超越当下、向往未知的永恒冲动(历史性)。它永不到站的特质，使它脱离了具体时代的轨道，成为漂浮在历史长河之上的精神原型。《把尘世的灯盏点亮》中，二叔坟头“幽幽的磷火”与儿时点灯的“奇志”相连，个体的微小执念(“非燃着火不可”)在死亡之后，依然以“用骨头上的磷火”这种方式倔强延续。这已不是个人记忆，而是一个民族关于“传承”与“不灭”的精神寓言，个人灵魂的微光由此被书写进民族集体的精神谱系。

　　时空的互渗，构建“灵泊”的诗学空间。卫国强通过独特的意象营造，构建了一个历史与当下、集体与个人可以自由往来、相互渗透的诗学空间，可称之为“灵泊”。

　　意象的“通灵”性，“成精”是其核心诗学手段。无论是“攻占时间”的云冈石像，还是“一直开”的桃花，抑或是“等到了自己前世替身”的开花石头，这些意象都打破了物理时空的线性规则。它们同时存在于历史、当下与未来，成为历史灵魂驻留的驿站，也是个人灵魂与之邂逅的现场。历史通过这些“成精”的物象，向探寻的个人显灵;个人则通过这些物象，触摸到历史的体温与脉搏。

　　仪式作为融合的剧场，《北方响器》与《永济背冰》是典范。乡村丧礼的响器，在他笔下成为平衡阴阳、碾平人间坎坷的“神性”巨轮;赤膊背冰的民俗，被升华为“破茧成蝶”、刺向命运咽喉的壮烈仪式。在这里，源远流长的集体仪式(历史性)为个体提供了宣泄情感、安置灵魂、获取力量的庄严形式;而个体的参与和凝视，又使古老仪式在当代被重新赋予精神抗争的崭新内涵。仪式成为历史与个人灵魂实现能量交换的神圣剧场。

　　卫国强的诗歌达成了一种深刻的辩证。他让个人最私密的灵魂颤动，都能在历史的穹顶下找到回响;也让最恢弘的历史叙事，最终沉淀为个体生命可承担、可体验的重量。他不是在历史之外寻找个人，也不是在个人之中缩微历史，而是将个人的灵魂探索，直接变为一场在历史河床中的艰难跋涉与主动雕刻。

　　他的诗由此显现出双重的厚重。一方面，是历史时间赋予的沧桑感与纵深感;另一方面，是灵魂探索带来的存在密度与精神锐度。这使他笔下的“北方响器”、“背冰汉子”、“开花石头”和“心中火车”，都既是历史的遗物，又是心灵的造物。最终，卫国强以其诗歌实践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灵魂，其探索的轨迹必将与历史的暗河交汇;而一段被真正激活的历史，其最深处的涌动，永远是个体生命不屈的回声。
 

四

　　卫国强的诗歌语言，是在朴素与奇崛之间搭建的精密天平，他用看似日常的词语，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尖锐的生存之思与克制的深情。

　　语体的交融，历史的口语化与日常的史诗化。卫国强擅长打破语言的常规期待，在两种极端语体间自由穿梭，形成强大的张力。以口语叙说历史与神性：在《云冈的石窟》中，他用“他们站在这儿，一动不动”、“石头成精了”这样近乎拉家常的口语，来谈论一千多年的佛教造像和蒙古军团横扫欧亚的宏大历史。将“佛的神秘召唤”与“舍家别子”并置，将神圣叙事拉回人间情感，消解了历史的疏远感，使之变得可触可感。以史诗笔触点亮日常：相反，在《遗言》这类处理至亲离世的题材时，他却避免了琐碎的伤感。开篇“天空都费好大力气把太阳从山那边吐出来”，为母亲的临终场景赋予了创世般的庄严感。将生命喻为“冬天树上的一柄黄叶”，将疾病喻为“刀子”，这些提炼过的意象，让个人经验获得了普遍性的史诗重量。

　　意象的经营，从“成精”的物象到“开口”的沉默。他的意象创造能力非凡，核心在于赋予静物以动态生命，赋予沉默以震耳欲聋的声音。 “成精”的意象系统，这或许是卫国强最独特的语言标签。石头会“呐喊着，欢呼着，攻占了昨天”(《云冈的石窟》)，桃花“成精了”，“一直开，一直开”(《那时花开》)。“成精”二字，是他打通物我、激活历史的密钥，让无生命之物获得穿越时间的意志和行动力，表达了一种高于现实观察的、充满灵性的世界观。 “沉默”的雷霆之声，《会说话的鱼儿》是此特色的巅峰。全诗围绕“鱼儿不会说话”展开，却在结尾完成惊天反转：鱼儿的沉默，是因为其一旦开口的哀痛将令尘世“羞愧而死”。他以极致的“不言”，来言说最大的“痛”，用语言的留白和克制，制造了情感与批判的核爆效果。这与《半天妖》中影子急于“撇清关系”的主动姿态异曲同工，都是通过赋予“附属物”(影子、鱼儿)以超越主体的激烈反应，来折射主体内心深层的焦虑与诉求。

　　节奏与结构，沉思的慢与顿悟的突转。他的语言节奏服务于其思想者的气质。沉缓的叙述节奏。诗句多以绵长的陈述句展开，如《遗言》中对病中母亲的描写，不疾不徐，如同时间本身的流逝，积累着情感的重量。这种节奏营造出一种沉思的氛围，引导读者进入他观察与内省的世界。结尾的陡峭提升。几乎每首诗都在结尾处设置关键的“诗眼”，实现精神境界的陡然飞跃。如《遗言》末尾从母亲话语联想到“佛说”;《鱼儿》结尾点破沉默的惊天原因;《半天妖》由洗身体跳到“干净的魂魄”。这种结构模式，使得他的诗始于具体的物与事，终于抽象的灵与悟，完成了从经验到哲思的漂亮飞跃。

　　审美基调，苦涩的纯净与坚忍的深情。整体上，其语言呈现出一种在尘世泥泞中仰望雪峰的澄澈。苦涩的纯净，《那时花开》中“一杯茗茶似的/甘冽，清香”的校园记忆，是对抗“已妖化的尘世”(《半天妖》)的纯净坐标。但这种纯净并非天真，而是洞悉一切复杂与苦难后(如《遗言》的核心认知“人到这世上，就是吃苦来了”)，依然持守的精神向往。坚忍的深情，他的抒情极度克制，没有泛滥的哀嚎。无论是写母亲的离世还是历史的沧桑，情感都内敛于坚实的意象和冷静的叙述之下，如同《云冈的石窟》中那“一动不动”却目光坚定的石雕，沉默中蕴含千钧之力。这份“坚忍”，正是其语言力量的重要来源。

　　卫国强的语言特色，完美地服务于他“在尘世中反向行走”的精神追求。他的词语是抵御尘世“妖化”的坚硬铠甲，也是照向“远方”雪峰的清澈光芒。他用词语雕刻出一尊尊既扎根于三晋厚土，又向往着永恒净界的灵魂塑像。

　　诗歌绘制出了一幅属于他自己的“心象地理”。在这幅地图上，中条山上一块开花的石头，其精神重量可能不亚于云冈的整座石窟;童年记忆中一所土墙校园里永恒盛开的桃花，构成了对抗时间侵蚀的净土;而心中那列永不停歇、驶向远方的小火车，则成了超越任何具体历史阶段的生命驱动本身的象征。他将山西的山水、风物、民俗，如永济背冰、乡村响器，都从地域性景观提升为精神性的图腾。这些意象不再仅仅是乡愁的载体，而是他用来锚定自我、对抗存在之虚无的基石，是一个现代灵魂在飞速流逝的全球性时代，为自己找到的可以呼吸的“根”。

　　构建了一个自足且深邃的诗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与历史、灵魂与万物、伤痛与超越之间那道惯常的鸿沟被弥合了。卫国强的诗是沉思的，但沉思中涌动着热血;是忧伤的，但忧伤里矗立着刚毅;是地方的，但地方性中闪耀着普世的人类精神困境与追求。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当代诗人如何以笔为镐，既挖掘出埋藏在黄土层下的集体记忆，也开凿出属于自己这一具血肉之躯的、通往纯净与自由的狭窄而坚定的通道。他的写作，证明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那些被个人灵魂反复咀嚼、打磨并最终点亮的生命经验，同样具有不朽的质地与光芒。

2026年1月2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