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诗，是这一路上顺手写下来的。挖过煤，下过井，2010年又到了新疆搞能源建设，一晃十六年。下井前、上井收工后逮着空就写几行；不是坐下来专门写的，属于“灵感来了就写的”那种。

　　评论界给我贴过不少标签，有人说我是“新疆诗坛飞驰的一匹黑骏马”，这说法不一定贴切，都是闲聊时诗友给我的“戏称”。不过剥开这些光鲜的外壳，我自己知道，其实我很朴实：自己不过是一抹从河西走廊戈壁滩上刮来的粗砺，一层深埋在中原煤海里的乌色黑金，还有天山脚下经年风沙洗出来的戈壁石。
 

　　我是20世纪60年代生在甘肃河西走廊山丹县的。我的家乡是丝绸之路的咽喉，祁连山的雪水滋养着这片古老而又苍凉的大漠之地。我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对土地的感知是刻在骨头里的。风沙、麦浪、村庄，这些构成了我诗歌最原始的底子。河西走廊那些苍茫的雪山、辽阔的草原、蜿蜒的长城、望不到边的戈壁，早早在我心里扎了根。山丹军马场的马嘶鸣声，祁连山下的油菜花海，张掖丹霞那些斑斓的色彩，西北独有的地理和人文，在我心里播下了诗的种子。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青年的我走出戈壁，来到了内地中原的河南焦作。焦作是一个因煤而兴的百年老矿区，我在这里真正踏进了煤矿最底层，当了一名八小时一直在煤巷深耕的一线矿工。那是我生命里一段很重要、但又很充满希望和难忘的岁月。几百米深的地层下面，不见天日又阴森的巷道里，我跟煤炭结下了不解之缘。矿井里每次爆破、每车煤的运送，都成了我心里最真的东西。煤尘扑面的空气里，我头一回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粗粝又原始的力量。那是大地深处的脉搏，也是劳动者用血肉跟黑暗较劲的豪情与宣言。

　　正是在焦作煤矿那会儿，我开始了文学之初的摸索。那时候物质缺乏，但精神世界无比憧憬，八小时之外，我跟几个要好的工友在矿区的单身宿舍搞了个“煤海文学社”。没有印刷设备，我们就一起刻蜡纸、推油印机，办出一份份带着油墨香味的文学小报。粗糙的油印纸上，印着矿工们下班后洗去煤灰的疲态，印着对老家想说的话和工作中的精神世界，也印着我头一回发表的诗句。

　　这份油印刊物成了我和一群基层矿工的精神家园。煤海文学社那间屋子的昏黄灯光下，我们如饥似渴地翻着从外面带进来的诗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让我头一回明白诗歌可以这么贴着泥土、贴着受苦的人写;昌耀的西部诗让我看到边塞题材还能这么写，那种苍茫里的雄浑和悲壮把我镇住了;海子那些关于麦地、关于太阳和大海的句子，在我年轻的心里面点了把火。我开始在油印刊物上登自己的习作，那些句子带着矿井深处的煤腥味和年轻人特有的莽撞和真诚，在工友中间传阅。有个工友闲聊时说，看了我写的诗，觉得挖煤这苦活儿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这段办文学社、搞油印刊物的经历，让我早早地明白了文学的劲儿、诗歌的激情，它能让最不起眼的生命被看见，让最没声音的人被听见。这种扎进泥土里的文学自觉，为我后来创作的“煤炭诗”的黑色美学，埋下了最关键的“引信”。
 

　　带着中原煤海的记忆和文学社那点初心，我的诗歌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路，“黑色美学”就此成形。早年的工业文学里，煤炭诗多半带着“劳动报告”的味儿，满篇是“咱们如何英勇开采”的集体高调。我的诗歌却完成了一次拐弯，从“集体声部”拐向了“个体凝视”。

　　我不把矿工当作一个宏大的群体符号，而是把镜头对准了具体的人。我在《采煤工》一诗里写道：“穿上工装/与朝阳告别/耐得住荒凉和寂寞……脱下黑色衣装/渴望家园和守候。”这里我没有去写机器轰鸣的大场面，而是老实巴交地凝视着一个人的孤独和累。脱下工装后那句“渴望家园”，把劳动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柔软和人性给还原了，把早期诗歌里矿工永远不累的“神性”光环给戳破了。这首诗之所以打动所有的煤炭工人，就在于它写出了矿工作为“人”的完整性，他们不光是在生产线上干活儿的机器，更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牵挂的普通人。

　　写煤，我诗歌作品的粗粝和细腻是并存着。我笔下的意象，从早年的“镐”“灯”“井”，延伸到了更宽的天地。《煤啊，我在天山坚守》里，我把幽暗狭窄的地下巷道比作“银河的迷径”，把炸开的煤层比作“滚滚煤花”，写的是：“矿工以野性姿势/把煤层炸裂成滚滚煤花。”这种浪漫主义的写法，给繁重危险的职场赋予了极致的诗意，让普通的矿工成了在地层深处寻找生命出口的探险者。煤花本来是采煤的副产品，被我写出了星河般壮阔的想象，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转化，正是我诗歌的转变之处。

　　我写诗，努力把沉甸甸的人文悲悯，作为诗歌的内核要素。《在地层深处耕种青春》里我写：“一镐，豁开乌孙山沉默的腹腔/巷道是大地粗重的呼吸/血汗被煤层咀嚼/咽下时代的饥饿。”这里头的“豁开腹腔”“被煤层咀嚼”，带着一种结结实实的痛感。我不把大自然当作一个等着被征服的东西，而是真切地感到，矿工们是用自己的血肉在壮怀“时代的饥饿”。我把劳动身体化、把大地生命化，这样一来，诗歌因此有了罕见的痛感和分量。我用文学的软笔，接住了能源工业的硬骨，替那些在黑森的矿井里流汗流血的人说话，真正把煤炭诗从口号化的套子里拽了出来。

　　在诗作《以矿工的名义说祖国》里，我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宏大叙事拴在了一起：“我们是地底的鼹鼠，在黑暗中探寻光明，每一块煤炭，都凝聚着我们的汗水与心血。”这首诗不再居高临下地歌颂劳动者的“伟大”了，而是平视着每一个具体的人，他们的累、他们的硬气、他们对日子那点朴素的盼头。我拿“鼹鼠”说自己，有自嘲的幽默，更有对劳动者隐秘处境的疼惜。视角这么一换，我的煤炭诗就有了超出一般工业题材的文学厚度。

　　还有《地层深处的轨线之美》，我近乎白描地画出了一幅矿井深处铁轨和矿灯交错的画面：“铁轨在黑暗中延伸，像是一条黑色的巨龙，矿灯闪烁，如同微缩的太阳。”硬的工业意象和软的人文关怀在这儿揉到了一块，读者在感受工业力量的同时，更能咂摸出劳动者的艰辛和伟大。这么一写，煤炭诗总算摆脱了早年工业文学口号化的绑绳，以更丰富、更立体的样子站立在了读者面前。
 

　　2010年5月，人到中年、在中原煤海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我，响应祖国“建设大西北”的号令，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能源援疆之路。从中原的热闹走进沙漠的寂静，从市井的喧嚣踏入荒野的沉寂，我在新疆能源建设一线，又实打实地干了十六年。

　　这十六年，是我人生最厚实的一段，也是我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天山、昆仑、大漠、戈壁，我都亲厉地留下了诗意的脚印。长期泡在能源建设的第一现场，这种最基层的“在场”，给我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泥土气和血肉感。我不是远远看着的过客，而是跟这片土地长到了一块儿的人。在新疆的矿场上，我白天跟工人一起下井，晚上在宿舍就着昏黄的灯光写诗。戈壁滩上的风沙磨炼了我的筋骨，也打磨了我的诗句，那一行行诗句变得更粗犷、更开阔了，带着西北大地特有的苍茫和真实感。

　　我继承了传统边塞诗的硬气，但也改了它的调子。早先的边塞诗多是沧桑、空旷、荒芜的那种诗境，而我的西部诗少了一份悲凉，多了一份明朗。我将诗歌的豪情里掺着柔婉，大气里融着清新和朴实。这么一变，我的诗在边塞诗里就换了一个新视角。我笔下的边塞，不再是“羌笛何须怨杨柳”那种悲凉格调，而是满含阳光、生命力和建设者的新时代特性。

　　诗集《大疆山月》里，多元文化的诗意表达慢慢展开。天山雪峰巍峨，大漠夕阳金光灿烂，千年守望的胡杨挺立在戈壁深处，地下的坎儿井默默流淌着古老的水脉，哈萨克牧民在草原上驰骋——这些都是我笔下的风景。到了新疆，我诗里的意象变了，从矿井深处的黑和沉，转向了天山雪莲的净和胡杨林的苍劲。我写胡杨：“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这是大地的骨骼，是风的纪念碑。”把胡杨的劲儿和边疆建设者的硬气揉到了一起，给边塞诗添了新的精神理念。

　　在新疆的年月，我的诗渐渐有了另一种质地。戈壁上的白杨、喀什老城里手鼓的节奏、伊犁河谷薰衣草紫得化不开的香，这些都进了我的诗。我写塔里木河畔的胡杨林：“它们把根扎进干渴的河床，用一身虬结的骨，撑住整片天空的重量。”自然物象跟人的精神品质在这儿连上了，我的新边塞诗因此有了超越风景描写的精神深度。我还写坎儿井，把那条蜿蜒在地下的古老水渠比作“大地隐秘的血管”，写它如何在烈日下默默输送着生命之源。这跟我当年在矿井深处写铁轨、写矿灯的笔法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换了一个场景，换了一种情感视觉。

　　我在诗里写新疆的冬。雪下得大大的，整个戈壁白茫茫一片，矿区的灯火在雪夜里晕开一团团暖色。工友们围着火炉喝咸奶茶，窗外风刮过电线发出的呜呜声像极了故乡的秦腔。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细节，恰恰是我诗歌最动人的地方。我不写宏大的援疆叙事，我写的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环境里的具体感受。这种写法让我的新边塞诗有了烟火气，有了人味儿，跟那些飘在空中的官腔口号诗彻底拉开了距离。

　　我还以诗人的敏感，捕捉新疆多元文化的味儿。和田玉温润的质地，像极了边疆人的厚道;丝绸之路那条老商道，见证着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坎儿井那地下的水渠，是新疆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大地深处另一种形式的“巷道”。在我的诗里，新疆不再是个地理名词了，而是一个有温度有色彩的文化共同体。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满含阳光和生机的大美新疆，让新边塞诗在当代诗歌界有了新活力。
 

　　从甘肃山丹到河南焦作，再到祖国边陲的新疆，我的诗里始终有一条“乡愁”的暗线涌流。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游子，我的乡愁是“梦里落雪”，是“故乡晴月”，还是记忆里母亲拨亮的那盏油灯。不管是井下干活还是边疆写诗，那盏油灯一直在我的心里亮着，提醒我别忘了根在哪里。

　　乡愁在我这儿不是消极的怀旧，而是往前走的劲儿。我写故乡的月亮，那轮明月跨过山山水水，照着我从河西走廊到中原煤海再到天山脚下的每一步。乡愁和地理位移之间撑开了一种张力，恰恰给了我诗歌一种纵深：每次走远，笔下的土地就更沉一分;每次回头，诗歌的根就扎得更深一寸。我写乡愁，既有古典诗词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老底子，又掺了当代游子特有的漂泊和归属之间的拧巴劲儿，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乡愁表达。

　　在《故乡的月亮》一诗中，这样写道：“你从山丹的屋檐下升起，照过我爹娘的土坯墙，又一路跟到我在新疆的矿灯旁，还是那个月亮，怎么就照不出一个回家的方向。”这几句看似平淡，实则把乡愁的空间跨度拉得极大。从河西走廊到天山脚下，同一轮月亮照着的却是两段完全不同的意境。月亮成了连接两段记忆的纽带，乡愁不再是一己之悲，而成了所有漂泊者共同的情感共鸣。

　　我不光在自己写，还实实在在做着文学的事儿。我的诗歌创作跟我早年办报、搞文学刊物的经历分不开。当初办煤海文学社、搞油印刊物，让我早早地尝到了文学的公共性和传播力。后来我进了集团总部新闻战线，最后当了大型国企集团报社的副总编辑，还兼职主编文学刊物《咏梅》，在报纸和文学刊物的泥地里滚过，笔力得到了磨炼。办报这事儿让我学会了怎么在有限的版面里把话说到位，怎么在新闻报道和文学表达之间找到平衡和互补。我主持报社文学版面那会儿，精心策划选题，发掘基层文学新人，给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人诗人搭建了平台。这段办报办刊的日子不光拓宽了我的文学眼界，也让我养成了严谨的写作习惯和对文字的敬畏，更让我实实在在地理解了文学传播对于文学生态建设有多重要。

　　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的我，同时身兼世界诗歌网新疆频道主编、《中国诗歌在线新疆频道》总编辑，我把更多的力气使在了发掘和培养年轻诗人上下力气。我就像当年在焦作煤矿搞“煤海文学社”那样，在新疆这片大地上继续做着文学的“点灯人”。我带着十几个诗人创办了“新边塞诗苑”微刊，积极组织诗歌创作培训班、阅读会、研讨会，给年轻诗人搭台子。一些诗歌爱好者，在文学海洋里一点一滴地浇灌下，一批又一批扎在基层的诗人挖掘了出来，作品在各大平台上崭露头角，给新疆诗歌的未来带来了活水。我心里清楚，一个人写诗只是星火，只有让这片土地上的文学人都拿起笔，文学的薪火才能真正传下去，才能发扬光大。

　　在网络众号平台。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门面功夫，就是实打实地给年轻人提供发表平台。好诗不怕慢，就怕写不出来。在我的带动下，频道里陆续推出了不少扎根边疆、扎根基层的诗歌作品和新人，有写天山护林员的，有写戈壁守井人的，有写维吾尔族老阿妈绣花毯子的。题材五彩纷呈，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地面上长出来的文字，带着泥土味儿。我常对诗友说：这些就足够了。

　　我带年轻人。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套路，就是认真读每个投稿者的诗，然后一条条回复。有的年轻人写得不成熟，我就逐句指出哪儿好哪儿需要改;有的虽然稚嫩但有点子，就鼓励人家继续写下去。我说诗歌这东西急不得，是个出慢活的苦差使，得慢慢磨，跟建矿挖煤一个道理，急不得，得一镐一镐地凿。在我的耐心指导下，不少原本默默无闻的基层诗人开始在各家诗歌平台发声，渐渐有了自己的读者群。我和诗友搞采风创作，经常自己掏腰包，为新疆本土诗歌事业奉献了不少人力财力和物力。
 

　　“是河南的煤滋养了我的笔触，是新疆的土壤成就了我的诗行。”我这么总结自己。从乡野草根到煤矿诗人，从援疆建设者到诗歌创作的引路人，我把个人的命运跟祖国的能源建设、边疆发展捆绑在了一起。我的诗，有煤炭的冷和暗，也有明月的柔亮;有矿井深处的粗粝和痛感，也有天山雪原的辽阔和高远。

　　在当今的新疆本土诗创作中，我和我的诗歌，已经成了一道独特又深邃的风景。我用朴实的话语，给这片深情的土地和这里的各族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事情。

　　回望走过的几十年，我的诗路跟我的脚步是完全重合的。哪里有人烟，我就到哪里去写诗;哪里有需要被看见的人，哪里就有我的笔墨之作。我的一生就是一部行走的纪事诗。从祁连山下的农村少年，到焦作矿井里的油印刊物，再到天山脚下的边塞长歌，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拍上。而像我这样把诗写在土地上的歌者，字句会像戈壁上的胡杨一样，哪怕风沙再大，也倒不了，生生不息地为时代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