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看坐云起——王维的三十二相》的前言。该书面世后，颇受读者喜爱与认可，书出不久，便相继推出精装本、特装本，同时获批台湾引进出版，并作为台版进口图书在大陆正式发行。此外，作者受邀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

　　所谓“前言”，就是把最希望让读者最先知道的话，放在最前面来说。那么，我最先要跟读者说点什么呢？

一、何谓“三十二相”

　　所谓“三十二相”，是指佛陀及转轮圣王，殊胜容与，微妙形相，具足三十二种胜相，而一般的修行人只具某些庄严特征。
　　姚鼐说王摩诘有“三十二相”。顾随也认同这个说法。顾随先生说：“姚鼐谓王摩诘有三十二相（《今体诗钞》）。佛有三十二相，乃凡心凡眼所不能看出的。摩诘不使力，老杜使力；王即使力，出之亦为易，杜即不使力，出之亦艰难。”（《驼庵诗话》）顾先生是比较王、杜诗来说的，说的是二者之“相”。
　　说王维“三十二相”，也只是个比喻的说法。不过，这可是个非常崇高的比喻，以世尊如来多变妙相来比王维诗变幻莫测。所谓“凡心凡眼所不能看出的”，意谓要真正读懂王维，需要有所准备，需要熟参妙悟。
　　王维，旷世奇才，盛唐英灵。大唐的代宗皇帝说他是个“位列先朝，名高希代”的“天下文宗”；诗圣杜甫说他是个“最传秀句寰区满”的“高人”；宋代第一文人苏轼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极赞王维，说他的画超过了画圣吴道子；北宋文化巨人黄庭坚说王维“定有泉石膏肓之疾”，是个爱山水成癖而不可救药的人；大儒朱熹说王维是个他愧“不能及”的人；清代学者赵殿成说“唐之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著名诗人、著名文学史论家林庚说“王维就是当时的大师”，是个“发展最全面的人”；著名学者钱锺书说“恰巧南宗画的创始人王维也是神韵诗派的宗师”；新儒学大师钱穆说王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两句诗“可以当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海外著名唐诗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说“王维在八世纪四十年代被称许为‘诗名冠代’”；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说王维的自然诗极富哲理深意，“在古今中外所有诗作中，恐怕也数一数二”；著名法学家吴经熊说王维是唐朝最伟大的自然诗人，他的“灵魂是天蓝色的”……总之，“王维几乎是唐代诗人中话题最多的一个”（ 胡明：《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清代陈维崧七绝曰：“长鸣万马皆喑日，独立六宫无色时。湖海高楼无长物，龙门列传辋川诗。”作者为明末清初文学大家，时有“词坛第一人”“骈文第一家”之誉。此诗盛赞王维，可谓赞到极致。首句“万马皆喑”典，出自苏轼《三马图赞并引》之“引”说，西域贡马器宇轩昂，“振鬣长鸣，万马皆喑。”意谓一马但长鸣，众马俱失声。第二句“六宫无色”典，出自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陈诗的一二句，是将王维与唐代所有诗人比。诗的三四句，再把王维与司马迁比。意思是能够为他藏书楼所收藏的，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就是王维的诗。这是诗，不是文论，更不是文献考古，不好用言过其实来批评。而对王维与李杜的尊崇，本来就各有偏好。不过，王维在盛唐诗坛坐第一把交椅，而有“诗圣”“文宗”之誉，这应该也是事实。王维的地位为李白杜甫所颠覆，那是他们死后五六十年的事情。李白“连天宝时期的大诗人都算不上”，而在“李白卒后的头几十年，几乎没人提及或模仿他的诗……到了九世纪初，围绕于韩愈和白居易周围的作家们，已经认为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最伟大、最典范的诗人。”也就是说，“到中唐的大作家重新评价盛唐传统时，李白和杜甫被抬高至他们从未有过的杰出地位。王维被排列于李杜之下”。（宇文所安《盛唐诗》）我们这么翻看王维与李杜的历史，不是说要让他们一比高下，更不是想重新洗牌，让王维与李杜各归原位。而想要强调的是，王李杜三家各有千秋，三家同样伟大，三家谁也不能取代谁。这自然也是要为被污名化和边缘化了的王维，说点实事求是的公道话。
　　应该承认，王维诗确实不像质言直露的诗那么好读。所谓的“三十二相”，与“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意思并不同，这是强调王维诗难以达诂的“穷幽极玄”。王维学养深厚，而其做诗又恪守儒家诗教的“温柔敦厚”原则，其诗特别婉转含蓄，蕴藉厚朴，有不少诗淡极无诗，朴素得让人觉得无味，且又深邃到无解。海外华人学者余宝琳在其《王维的诗：新译与评论》（美国印第安大学出版社1980）自序中解释，王维诗为何相对冷落的原因有三：其一，“王维的诗表面上看起来相当纯朴，准确的视觉意象可与现实境况即相对应，而且诗作中显露对自然的宁静欣赏之情，似乎让读者对它没有太多的诠释空间”；其二，一旦“我们仔细再读其诗作，其中便显露出极难索解的哲学架构，而此一思想结构乃深植于佛教的形上学……因此也就令许多批评家望而却步”；其三，“在中国大陆，载道批评的传统极为强势”，特别看好“写实主义诗人——那些在诗中反映和批评当代社会政治情况的诗人”。三点概括，很有见地，也比较精准，王维诗不易为人接受，不单纯是时代的原因。
　　许思园先生说：“中国诗之最高成就亦即此空灵蕴藉、淡而实绮之风格。”他认为：“中国第一流诗最重含蓄，十分婉约，暗示力强，从容不迫，有余不尽，感觉深微，能得空外之音、象外之色，此即所谓蕴藉。”王维诗正是这个特点，或者说王维诗的主要特征都让他给说了出来。王维《酬张少府》诗写人家向他请教穷通之理。王维说，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悟。王维诗，其中的意思也不肯轻易许人，不肯直接告诉人，而要人自己去悟。而他又似“故弄玄虚”，制造朦胧，让人不易悟。他的那些辋川五绝，短小到极致，平淡到极致，素简到极致，非要让人“于言外得之”而不行。诚然，也因为他的不少诗太过内敛，太过含蓄，甚至太过模棱，阅读起来就感到很不适应，很是吃力。“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范椁在《木天禁语》里就说：“王维诗，典重靓深，学者不察，失于容冶。”所谓“容冶”，就是容貌美艳。意思是，王维诗的漂亮不只是外表，诗中不少语词含典深隐，如不能深察细读，就看不到其内蕴，不能理解其深意。
　　中国人强调，诗人要有哲学家的修养与底蕴。胡应麟说：“禅必深造而后能语”（《诗薮》）。其实，也就有这层意思。王维诗哲味浓郁，意义深永，往往让人往幽邃的禅意上联系。骆玉明教授在他的《诗里特别有禅》一书里说：“王维本人就是中国禅宗史上的核心人物之一，而说到诗和禅的关系，王维的重要性也是无可比拟的。他运用禅宗的哲理和观照方法，为中国的诗歌创造了新的境界。”因为王维深受庄禅的虚静无为、无念为宗的思想的影响，其创作努力消解纯逻辑的概念活动，实现了对于山水自然融合为一的深观远照，获得了超然物外的精神高蹈，诗也超越了执著于实写的现实性反映，重言外之意，重委婉含蓄，似也更重象喻与暗示，强化了诗的象征性。而如果是比较习惯了无须费力就能轻易获得愉悦的快餐性审美，内心感受迟钝，主体审美视域平面化，就不容易对其深邃思想与超诣艺术有比较到位的感悟。因此，读王维诗，需要有熟参妙悟的功夫。要真正读懂王维，读出静美来，读出禅趣哲味来，读出幸福的快感来，还是要有点准备的，或者说有了准备则更好。我们说的准备，除了要有相当的文学基础，还要有一定的禅学修养与老庄知识的储备，特别是要具备澹泊而平静的心境。

　　本书以《坐看云起》为题，炼取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的诗意，形成了这么个聚光的书眼。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意饱满，哲味隽永，理趣横生，一片化机之妙，而激赏千古。黄山谷说他“顷年登山临水，未尝不读王摩诘诗”，就是指的这首诗。他认为，从此诗来看，“固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看来，黄山谷也病得很重，如此癖爱，他把“坐看云起”也变成自己的人生态度了。
　　其实，“坐看云起”也王维诗的核心思想，是其诗的一个共同主题，也是其人的核心价值观。王维其诗里常出现类似“倚风听暮禅”“时倚檐前树”的形象，诗人陶乐天籁，随兴幽游，一切行止皆以适意会心为目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坐看云起，心随境转，从容不迫，闲到极致，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一切似很偶然，一切皆为自然，一切又都是因缘，绝去执著而自由之极。
　　王维其人随缘虚静，反对偏执，道法自然，也文法自然，身心相离而理事俱如，无可无不可，天如何人亦如何。他似乎始终保持着一种雍容渊泊的自在状态，不必要纵酒而自我麻痹，增强生命的快感；也无须游仙而自我蒙蔽，以逃避生死得失的困扰；更不是以慢世逃名的形态来抵销失意，以故作清高。比较起魏晋风度来，这才是真正的洒脱高蹈。王维以“坐看云起”的超逸，强化了“随缘任运”的自由性，不滞于物的超乎尘俗，消弭了仕与隐、禅与诗、人生与艺术的两极对抗的形态，将生命的本能和效价提升到审美的品位，而显示其合情合理的生命意义，展示其人性的全部瑰丽。因此，我们也于其中寻绎到诠解王维所以为超人、高人的生命奥秘。
　　诗写性灵，钱穆先生将诗人说成是“性灵的抒写者”。他认为诗人的“内心生活与其外围之现实人生，家国天下之息息相通，融凝一致。”王维似属于意象派或印象派诗人，不屑于写实性的述怀，或者说其内倾性更强，追求物我一致、人我一致、内外一致的意境。“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人着力写生命的感悟，写体合自然的心性，写物我天人同构冥合的闲适关系，放大了人与自然山水融洽的生机和韵律，写出了一种天趣。他写的是一种超然物外的闲，写的也是一种需要熟参妙悟的“道”。
　　读王维的诗，把握住他的这种“坐看云起”的风度与境界，亦即把握住了其诗的精髓，这是深入其骨髓的基因。王维诗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或者说是其诗理解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就表现在这种“坐看云起”的思维上。朱熹就说，他很喜欢王维的诗，但是，介绍给人家读，人家感到不能理解。我们以为，主要是不能以直线思维去理解，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思想来评判。“坐看云起”的思维，人家自然不容易理解。“水穷”而路阻，丝毫不能破坏王维的兴致。水穷所碍？水穷而不虑心。云起何干？云起而不起念。乘兴而游，无所滞碍，真正是超然物外。想怎么走就这么走，想走多久就走多久，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坦途自然开心，受阻也不懊恼；顺境自然和乐，逆境也不沮丧。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只有过程，没有结果，也不问结果，没有目标，没有心机，不知何往，不知所求，一切都很偶然，一切都是自然，一切又都是因缘，一切无非适意，一切都无可无不可，一切皆不“住”于心，无念进退，不起世虑。“坐看云起”实乃王维的大智慧，是其生命精神、人生态度、行事风度与处世策略。他的这种绝去执着的随缘，这种灵活任运的自在，这种心随境转的适意，非常容易让人自然接通或对应了佛理禅机。禅的本质就是悟，禅也开始于悟，王维的这些写自然的诗，写生活、写游历、写心理，最大的特点就是最易于调动人来悟，而让人悟出人生与自然的真谛。
　　以“坐看云起”作书题，作书眼，我们以为是抓到了王维及其诗的最突出的特征。全书八章，每章四节，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而作选材、言说与立论的撰写，诗人兼写，人诗互证，侧重写其人，重在写其人的人品人格人情与人性，写他的人际关系，写他的人德修养，写他至简的崇尚与生活方式，写他灵活而不失真诚的待人接物的行举风度与生存智慧。

三、何谓“盛世读王维”

　　为什么说“盛世读王维”？我在《光明日报》（2017）上发表，用的这个题目。我应约为《解放日报》（2018）撰稿，后来他们也用了这个题目。
　　我自新世纪开始，就在几篇论文中用到“盛世读王维”意思的观点：
　　一般而言，出王维与读王维，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社会的平静安定，民生富足；二是，个人的淡泊虚静，自然为上。从诗歌发生的角度看，社会兴而山水文学兴，政治越是稳定，诗人的心性也越是稳定而富足，文学所反映社会的形态也就愈少激烈写实的直接性。盛唐社会的经济、文化的繁荣鼎盛，不仅形成了诗人的休闲状态及自然情怀，也形成了对于王维诗的特殊需求。王维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的时代，自7世纪开始，到了8世纪，大唐隆甚盛极，经济异常繁荣，政治非常开明，社会充满自信，文化也因此而特别发达。（《东亚三国文化语境下的王维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1期）

　　王维是盛世的产物。闻一多认为，后人学王维终是无成，主要是盛世不再的原因。陈贻焮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指出：“王维生在盛唐时代，受到当时灿烂的文化艺术的熏陶，有极高的美术和音乐修养，因此，他创作诗歌时，就势必比一般诗人更能精确地细致地感受到、把握住自然界美妙的景色和神奇的音响。”（《唐诗论丛》）因为生活在盛唐，因为盛唐才有的璀璨文化艺术的璀璨陶冶，充分肯定了王维诗歌产生的时代原因。
　　王维诗的创作，与盛世具体的历史环境有关；王维诗的接受，也与盛世具体的历史环境有关。
　　王维以盛世感受与家国认知，以盛唐的价值观与美学趣尚，而写盛世气象与盛世情怀。因此，王维的诗反映的是正宗的盛唐气象，反映的是盛世家国与和谐社会的正阳面，反映的是盛唐人对盛世功业的普遍性追求，以及人们对美好平静生活的渴望和享受。因此，他即便是作于唐王朝急剧下滑时期的诗，也没有尘世纷争的险恶和龌龊，而演绎着“桃花源”式的友爱与和睦，而成为他那个时代诗歌的正能量与主旋律。
　　因为王维诗是盛世的产物，其诗与当时社会高度融洽，与盛世人心灵自然拍合，因此也最适合盛世人读。
　　盛世创造了王维接受的文化生态环境。笔者亦诗亦论，且古且今，所著二十余部书中，唯王维著述最有销路，有二十年长销不断的，有一印再印而最多已第五次印刷的，居然还有一次印刷二万册的。这似可验证“盛世读王维”的观点。
　　唐诗的发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唐诗的接受，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我们所处盛世，比大唐盛世不知道要“盛”过多少倍的盛世。盛世社会，物质极大的丰富，而人不仅有物质享受的人性，还有精神消费的神性与诗性。盛世社会，人在精神享受方面具有特别的需求。因此，盛世阅读，开始成为一种人的本能需要。盛世读王维，也成为盛世读者的一种内在精神需要的积极回应。这还因为，我们需要诗来拯救自己。人欲橫流的时代特点，现代人日渐异化，人在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中，正在变得心灵麻木而感觉迟钝，变得没有灵慧也毫无趣味，审美感受能力也日趋退化。用诗来拯救人的灵魂，中国古人王夫之说过，德国的海德格尔也这么说。闻一多先生说，像王维这类诗，最适合“调理性情，静赏自然”的颐养。
　　随着盛世社会的逐渐形成，社会意识形态由“斗争哲学”转型为“和谐哲学”，人们的阅读消费需求与价值评判也随之而发生了重大变化，“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之审美正在成为我们诗意存在的一种休闲形式，成为我们精神消费的一种奢侈品。近几年来，笔者应邀四处讲王维，从国家图书馆、北京师大与首都师大，到丹东鸭绿江边，到贵州山区，到坝上草原，到抚顺矿上等等。最让我深受感动的是，不少市民听众踊跃参与，读王维已成为一种精神与情感的深刻需求，“因为我们内在回应了它，走出去迎接了它”（荣格语）。
　　“盛世读王维”，身逢盛世的人才有这份阅读闲情，才能有这种审美接受的趣味，也才能真正懂得享受这份福慧。
 

　　《坐看云起》侧重写王维其人，于笔者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里程碑”的意义，2020年我做成《论王维》（商务印书馆2023），虽已有意无意地开始侧重写人了。
　　朱光潜先生说：“推动学术的发展可以通过发现过去未知的东西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把已经说过的话加以检验、重新评价和综合来实现。”虽然本书中的不少观点我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其中的不少文献资料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引述过，然于此撰写中，我则有了“通过把已经说过的话加以检验、重新评价和综合来实现”的更多自觉。
　　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阅读文本就是和文本对话，一个答案就意味着一个新的问题，答案无穷，问题无穷，文本的意义也无穷。我们在这种阅读文本及和文本对话中，实现了对文本对象化的重新确认和问题化的意识重构。三十年来读王维，与王维对话，不断有新问题，而又不断地有新答案。黑格尔说：“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几乎所有的美学文论家都特别强调创作主体在诗歌发生中的决定性意义。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诗歌。自心所念，必有所现。我们这么写王维，从人的角度来写，以反证其诗。撰写的过程，也让我们与王维走得更近，主要体会有三：
　　其一，认识王维其人，最好是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王维是盛世的产物，王维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盛唐，不是衰世已显的中唐，也不是国破山河裂的晚唐，更不是积贫积弱的赵宋王朝。还需要特别一提的是：王维出身于贵族家庭，不是穷苦劳动人民的子女；王维是个封建士大夫，不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王维写的山水田园诗，不是政治报告或策论檄文。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其诗发生的具体语言环境，还要考虑到诗人对盛唐物质文化氛围的盛世体验，而设身处地感受诗人为时代与民族所激发出来的崇尚家国大义的浓浓之情与拳拳之心。
　　其二，认识王维其人，最好是将其与同类型人比较。历代唐诗论证，总喜欢比较论，喜欢将王维与李白杜甫比较而言，我们在本书中也不时地将王维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作比较，本意不在扬此抑彼，虽然也可能被读出了轩轾之意来。从诗人的身世际遇、道德学养、情性品行上比，侧重在做人与交往上比，同类比较，自见高下，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而各自人性与风格的特点也愈发彰显了。王维为什么崇尚至简？王维为什么无为不争？王维为什么不写民生疾苦？凡此种种也不需要多加阐释了，或者说也能够更深入地诠说了。我们以为，诗人的人品比才气更重要，才气永远不能弥补人品上的缺陷。曾几何时，因人废诗，往人品上说，以损王维的人。真让人匪夷所思也。
　　第三，认识王维其人，最好要细读其诗，而将诗与人互参。“诗是诗人情感的历史，心灵的历史，是一种有痛痒可感、有脉动可触摸的历史。古人写诗，大多有‘纪’的成分与意图，即便是王维，也是‘纪’的写法，纪行、纪实、纪事、纪心。王维的不少诗，简约到不能再简约，然结合其身世经历来细玩，也还是能清晰寻见其‘纪史’的影迹的。以‘纪’而论，王维偏于精神，李白偏于情感，杜甫偏于思想。”（拙著《王维诗传·前言》）王维其诗，穆如春风而神韵天放，读其诗需要精神上的知遇与把捉。因为具有了读人侧重的意识后，即便是读同一首诗，读出来的味道也不同了。以诗证史，以诗证人，人诗互证，也让我们更加走近了王维，甚至走进他的灵魂里去了，而更加感到王维的可亲可敬。
　　王维的诗，穷幽极玄，以语近情遥而含吐不露为主，多让人“于言外得之”，这不仅是一种技巧，一种风格，也是一种深度，甚至是一个人的境界与风度。像其诗一样，王维也是很难说到位的，总感到有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似乎是认识了全象，却还没认识全象。总的说来，王维离政治远，而离人情近；离社会远，而离自然近；离群体远，而离内心近。他不是个完人，但绝对是个超人，是个好人，是个善人，是个想做人做到极致的人。你可以不喜欢王维的诗，但你不能诋毁他的人品。
　　真可谓：
　　一生无悔尽于诗，但恨结缘摩诘迟。
　　欲散蒙尘识真佛，遍搜二酉不吾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