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一个人生命出发之地，也是父母身体里最后一盏灯熄灭之地，是中国人到了清明，依然要一次又一次回去扫墓的地方。

　　在全球化、高流动性、不稳定性和漂泊性并存的时代，一个人同时有籍贯、出生地、成长地、工作地、心理归属地，这些不同的坐标把人的存在分割成多面碎片。尤其在中国，还有户口所在地、当下居住地等，必然造成动态与静态、心理与现实之间的多重错位。

　　“乡愁”对于出生于“单位”的一代人而言，又有另一层意味。小时候随父母工作调动不断迁徙，单位在哪里，家就安在哪里，锅碗瓢盆、孩子和被褥也跟着搬过去。所谓“故乡”，对我来说，很难像一个世代居住在村庄里的人那样，沿着一条熟悉的路，找到祖屋、老井和曾经爬过的树。

　　我出生在南丹大厂矿区，可父母并不出生在南丹。我很小就随他们离开了这个“单位”，几十年前那个“央企”就消失了，如今那里又在搬迁，连原来的居民也将陆续离开。南丹当然是故乡，一个人来到世界，总得有一个经纬度，有一处被档案固定下来的地点。在广州近40年，我回过南丹四五次，却都是受邀参加文化活动，一次都没去过自己出生的确切地点。那里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房子。

　　我的家人可能都有一种“丢失故乡”的困扰。我妻子填表时，籍贯一直写山东黄县，也就是今天的龙口市，可她四十岁以前甚至没有去过山东。她出生在南京，年纪很小，父母又从南京调到柳州。柳州才装着她大量的成长记忆。我儿子出生在南宁，上幼儿园时就到了广州。无论将来他身在何地，如果说“回家”，回的都是广州。他至今甚至没有回过自己出生时我所在的那个“单位”。对他来说，南宁是真的，出生证明是真的，但那里不是归途。

　　可是北海却有点不同。

　　我没有出生在北海，也没有在那里度过童年，更没有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北海没有我的小学和中学，没有哪条巷子藏着我少年时代的秘密，我不能说自己小时候在银滩捡过贝壳，也不能虚构某个下雨的午后曾在老街骑楼下面奔跑。我的两个妹妹的儿女，才有这些童年记忆。

　　但父母后来在北海生活了几十年，妹妹们也在那里工作。他们都有房子，父母在那里度过晚年，最后也长眠在那里。从广东回广西，这么多年，一程又一程，最后真正抵达的地方几乎总是北海。这样算起来，我返回北海的次数，在广西排第一。

　　出生地是一个名词，“家”却常常是一个动词。

　　北海在我的记忆里，并不是银滩、涠洲岛，也不是旅游图册上那些明亮的海景。北海只是父母家的门。推开了，坐下来，吃饭，看电视，讲一些如今早已记不起内容的闲话。一个家庭最珍贵的，恰恰是这些没有意义的日常。有人坐在那里，有人问你饿不饿，有人在厨房里忙，有人嫌你回来得太少。这些当时毫不起眼的细节，一旦消失，反而会在记忆里一天天变得清晰。

　　我曾在诗里写过：老母亲88岁那年摔断了髋骨，半夜一手扶着步行架，一手拖着一张椅子，一点一点挪到我床前。我惊得坐起，她说：“我怕你睡着从床上掉下来。”这不是虚构，是真实的母爱。

　　我其实很少认真游览北海。一个人回家，通常不会把家当成风景区。银滩在那里，老街在那里，海也在那里，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时间。

　　因为文学活动，因为朋友，也因为我参与北海的一些文化工作，我才一次又一次走进那些过去熟悉、却没有真正看见的地方。我这才发现，一个人可以不断回到一座城市，却依然可能长期错过它。

　　我很早就写过北海老街。珠海路一带的骑楼，中西合璧，粗大的方柱、卷拱的窗顶、墙上的雕饰，都留下近代海洋贸易和西风东渐的痕迹。许多年前，我和陈建功、舒婷等朋友走在那里，还写到陈建功祖辈与老街的旧事，写到虾仔饼在油锅里炸得金黄，写到那些房屋如何经受海风和岁月。

　　如今再去，我看老街已经不太只是看建筑，而更愿意看时间留在建筑上的痕迹。北海的海风有盐，一面墙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颜色一层层脱落，反而显出岁月的纹理。新建筑当然整洁，但旧建筑身上有一种无法复制的东西：它曾经真正被人使用过，被生活磨损过。 北海街道上那些大榕树，也常常让我停下来。中国乡村的精神中心未必是一座高大的建筑，也许恰恰是一棵树。村头的大树下，老人讲古，孩子端着饭碗，邻里乘凉聊天，一代人的生活，就在另一代人的生活旁边发生。榕树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根从天空向土地生长。我们通常以为根应该埋在地下，榕树却把根悬挂在空气里。一条根落到土地上，又慢慢长成新的支柱，仿佛又是一棵树。我有时觉得，这很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根也不一定从一个固定的村庄向下扎。它可能悬在半空，随着时代迁徙，最后在另一个地方碰到土地。而一棵树如果足够幸运，可以活过好几代人。人老了以后回到一个地方，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寻找一间已经不存在的房子，只是想看看那棵树是不是还在。

　　北海真正特殊的地方，当然还是海。我见过很多海，但北海的海有它自己的时间。银滩宽阔、平缓，亿万颗石英砂粒在阳光下闪烁，像碎银，也像无数细小的镜面。年轻时写它，我喜欢它的亮;后来再看，我更注意它的慢。我曾经在诗里写：“慢生活的海，天然节奏缓慢。”北海的潮汐与许多地方不同，一天的涨落自有它的节律，常常只有一次，而许多海域一天有两次涨落。它仿佛并不服从城市里的钟表。年轻的时候很难真正喜欢“慢”。那个年龄相信速度，相信远方，相信不断离开才意味着成长。我们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从南方去北方，从中国去世界，仿佛人生只有不断向前，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可是年纪渐长以后，人会开始理解潮汐。海水退得再远，也会回来。

　　银滩附近的红树林，我也写过很多次。它们站在海和陆地之间，涨潮时浸在水里，退潮时盘根错节的根系才慢慢显露。它们不急于回答自己究竟属于海还是属于陆地，只是在两者之间生长。北海滩涂有沙虫，人们常把它视作海水洁净的标志。红树林中的植物有“胎生”现象，也曾给我一种奇异的启发：幼苗在母树上就开始发育，垂悬在那里，成熟以后落下，触到泥滩，又开始新的生长。北海对我来说，也许就是这样一块后来才碰到的土地。

　　如果说银滩和红树林让我理解北海的自然，那么合浦让我真正意识到北海的历史深度。这片海两千年前就已经通向遥远的世界。合浦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波斯陶壶、珠贝和各种器物，使“海上丝绸之路”不再只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词。一个两千年前的合浦人，可能曾经拿起一件从遥远海域辗转而来的器皿;今天我们隔着博物馆的玻璃重新观看它，时间突然缩短了。我在《合浦汉墓群》里写过一句：“合浦是时间的仓库。”现在想来，这个“仓库”保存的不只是器物，而是北海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证据。

　　我越来越不把北海理解成一个偏居南疆的城市。海岸线从来不是世界的尽头，恰恰可能是世界开始的地方。内陆的人习惯沿着道路理解空间，海边的人则知道，海面之外还有无数道路。北海很早就把自己打开了，它身上一直有一种向外的性格。一个地方越懂得远方，也越懂得归来。

　　北海还有南珠。合浦珠还”的典故，绿珠与石崇的故事，都载于史书。珍珠几乎是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意象之一。一粒异物进入贝的身体，最初并不美，甚至是一种疼痛。贝无法把它排出去，只能用自己的分泌物一层层包裹。很多年以后，伤口有了光泽。

　　我写南珠的时候，越来越觉得人在时间中的记忆也是如此。迁徙、离别、父母衰老和死亡，都是无法从身体里取出的东西，我们只能用岁月一层层覆盖，最后有些疼痛甚至会成为一个人身上最亮的部分。

　　再往海上，是涠洲岛。我上世纪80年代就去过那里。火山岩、海蚀洞、五彩滩、石螺口，整个岛都留下地质年代极为漫长的痕迹。我曾经把汤显祖写进涠洲岛。四百多年前，一个写《牡丹亭》的人来到这一带，今天的人重新站在海边，看见的也许还是同一轮月亮。于是我在诗里问：“四百六十三岁的汤显祖，还记得老路吗?”杨振宁和翁帆，最初也在这里情定终身。

　　有一张我在涠洲岛拍的照片，后来被不少报刊和网络采用。看到它，我会有一点恍惚：照片里的那个人当然是我，却又已经不是今天的我。照片把一个过去的自己留在了那里，而岛还在那里，火山岩还在那里，海也还在那里。人在时间面前究竟有多短暂，只有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才看得清楚。

　　北海的侨港让我喜欢的，是它浓烈的日常气息。鸡丝粉的蒸汽、虾仔饼下锅的声音、沙虫粥、烤海鲜、糖水、咖啡，塑料凳挤在街边，人们用家常话讨价还价。我越来越喜欢这样有烟火气的场所，因为一个城市真正被人记住，最后靠的往往不是宏大的建筑，而是一种味道、一张桌子、一碗食物，以及曾经和谁坐在那里。

　　现在，我愿意这样说：海水退下去，红树林的根露出来。老街的斑驳还在，榕树的气根还在风里垂着，远处的涠洲岛浮在北部湾深蓝的水面上。

　　北海的潮，又涨回来了。

　　2026.9.15-16. 原载《北海日报》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