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确实是有着某种天作的缘分的，在唐山文化平台“七步楼”承办的第25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上，初识以长诗创作饮誉诗坛的著名诗人周孟贤先生。虽为初识，先生的“思想的海拔决定作品的高度”诗学思想，与其“大诗在突出情感、深入人性的同时，必须关注现实、刻入时代的密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深以为是，自然共振。先生善写抒情长诗，《大鸟引我溯长江》获浙江文学奖，并参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周孟贤抒情长诗选》在全国诗集评比中获得金奖。
　　长诗创作不仅仅是掌握了书写技巧便可达之，技艺之外它需要深刻思想的能力，对现实精准分析的能力，读罢《周孟贤抒情长诗选》，诗思良久。在当下诗歌界，作品数量井喷，却鲜见能真正穿透灵魂、触碰时代脉搏的佳作。周孟贤先生的《周孟贤抒情长诗选》恰似一颗璀璨星辰，于诗坛夜空划出独特轨迹，以其不可忽视的创作突破、艺术创新与深邃思想，为诗歌创作的意义与“在场”提供了有力注脚。
　　长诗写作的深度探索：理性突破。长诗创作有着自身的难度与特点。与二三十行的短诗相比，它需要作者的不仅仅是偶尔的灵感，诗化的语言、向内的反思等等。关于汉语长诗创作一直有着探讨、争论。但是，长诗巨匠峭岩认为，“在我个人作为一个诗人的经验里，长诗是比较适合用来讲故事的。我所谓‘讲好故事’，乃是指在当代审美意绪上对故事的一种多方位的展示，乃至对故事的深度与广度的需求之满足。比如长诗的宏大的叙事架构、绵延不绝的抒情渲染、跌宕起伏的情节造势、别具一格的语言方式，更在历史性、时代性、引领性上有卓越表达，更灵活的虚实之间的转化，更自由的时空转换，更魔幻的造型体验，更真实地接近生命本身的律动，可以更感性，也可以更理性。（百家文化网《长诗，时代精神的提纯与创新突围》）”在长诗写作的深度探索上，从20世纪60年代周孟贤先生做出了持久与执着的实践，先后创作出了《祖国，请你思索》《海中舟的叙说》《黄河的儿子》《你在历史的深处》《太湖，颤动着青山的怀念》。长诗《大鸟引我溯长江》的创作和发表，实现了周孟贤先生长诗创作结构、诗意美学等方面的突破，相对于早期作品诗艺更加醇熟。
　　清晨的我呵/是打伞的蒲公英  飞行中/我用太阳的金锤/蘸着晨露锤出满天朝霞/人夜的我呵/是提着灯的萤火虫  前行中/我用月亮的银勺/舀上星光/泼出大地的亮色...…/不要以为入山入水入城入乡的我在游玩/其实，我一直在内心深居在内心工作——
　　诗句以浪漫的情怀和自然的空间打开，充盈着生命的亮色与诗意的布景。随着诗情诗景的展开，诗人的灵魂化作一只“黑得发亮的大鸟”，翱翔于长江之空，引读者溯流而上的景象，把意象的升腾与审美乐趣推到了极致。并借此与八十多位历史文化名人开始了肉体上、神经上和思想上、灵魂上的接通，共同感受思想感情、历史文化与滚滚长江与中华民族与善恶是非的历史长景在这条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长江里，澄清主流文化，点亮民族精神。同时让读者看到了“现实硬币”的“两面”，完成了长诗的艺术表达，诗人的良心表达。《大鸟引我溯长江》发表于2005年9月1日《文艺报》。同诗配发的编者按云，新诗的发轫当然得益于西方文化，但新诗的成长、发展、壮大却离不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离不开我们自己的历史和血肉，离不开和现实的同步脉动与共鸣。爱人民所爱，恨人民所恨，哭人民所哭，笑人民所笑，这才是新诗应走的康庄大道，而不能一味地浅吟低唱、孤芳自赏。阅读浙江诗人周孟贤的长诗《大鸟引我溯长江》，或许可以得到相关的启示。
　　1980年8月28日，周孟贤看到《解放日报》上报道的由于官僚主义严重、造成人才外流的消息时，甚为担忧，情急之下，当晚他就写出了长诗《祖国，请你思索》，对官僚主义、人才外流给予了深刻的理性思索和批判。长诗创作，忧国忧民，情动于中，一气呵成，诗震诗坛且得到了良好的反响。
　　现实与浪漫的交融：诗意创新。一些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认为，文学存在的意义在于否定、在于批判。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草药都属辛辣，而且它们即使是治病救人也举着美丽的花朵。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过是站立在不同位置看河流的两种写作流派，并非对立而不统一。通过《周孟贤抒情长诗选》看其创作特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妙融合正是周孟贤先生诗歌创作艺术上的亮点之一。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杨光治为《周孟贤抒情长诗选》作序时，将周孟贤先生的诗作称为“第一等真诗”。其评价到：
　　《周孟贤抒情长诗选》卷首的《大鸟引我溯长江》最值得阅读。这首近1500行的长诗是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创作的，倾注了诗人大量心血。诗人在概括地揭露了当前社会种种令人叹息的不良现象之后，在大鸟的引领下“溯长江”，创造出深远壮阔的境界。“溯长江”其实是溯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诗人让近八十位历史名人以不同的角度出现在诗行中，以凝炼而诗意的笔墨刻画他们各自的悲欢，并展现他们所共同打造的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自豪，同时又抚古思今，强烈的忧患意识贯穿全诗。
　　周孟贤先生深谙长诗创作的短板，实践中他善于扬长避短。耕读《周孟贤抒情长诗选》，他的诗作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批评中有希望，希望中有幻想，幻想中融入了憧憬，憧憬中生长着希望。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折射着诗人对祖国之爱与对某些现实不满，对某些丑恶不满与对江水深受的大爱之情。他写大海，“大海呵/我常常用你的浪花/盛开我的灵感我的痴想——/我要扶你起立与你共舞与你相拥/把你搂在胸怀/请你澎湃我的歌/听我吟咏你的诗……大海呵/我常常用我的心潮/铿然拍打你的心房/我把一颗颗飞溅的水珠/把微缩在水珠里的你——/背回我的陋室/邀约清风明月陪我同读/也让你读到我对你的敬仰……（《追问大海》）”然而，诗人并没有对“大海”只停留在“敬仰”的层面上，而是进行了一环紧扣一环的追问，这是对一个时代是与非的拷问：“我站在忽左忽右的海轮上/站在顷刻发生悲剧的边缘旁/我像一根针扎在海天间/我试图针灸软瘫的大海/此刻  我惊见翻卷的乌云/活像一台庞大的推土机/从天那边隆隆而来/在大海上空横冲直撞/将大堆大堆的狂风/将大堆大堆的暴雨/将大堆大堆的雷声/将大堆大堆的闪电/——倾倒在海面上/转瞬间下沉的大海了无踪影/只见一个巨大的拳击场/突兀在狂风野涛的喧嚣中（《追问大海》）”在描绘社会现实时，诗人勇于对底层人民生活困境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映。 但周孟贤并未让诗歌沉浸于现实的灰暗，而是适时地注入浪漫主义的亮色。在苦难的现实场景中，他常常引入神话、传说元素，为诗歌开辟出超越现实的想象空间。这正如一位伟人的讲话中所说：
　　“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诗性与思想的厚度：深度耕耘。我一直认为，没有思想的诗就是一朵塑料花，缺乏思想深度的长诗就是一束塑料花。而鲜花，就应当生长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上，有着浪漫主义的芬芳。因此，不管某些所谓的诗人怎样标榜“向内”却又“发表”的所谓的诗歌，不管某些所谓的诗人怎样认为“中国当下没有大诗人且更没有长诗创作上的大诗人”，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郭小川的《昆仑山的演说》和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等长诗，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也依然占据着中国民众如诗般的心灵。这是历史的映照，是现实的需要，是文本的光芒，也是人民精神的寄托。当《大鸟引我溯长江》在《文艺报》上发表后，贺敬之给周孟贤打电话说：“看了你的抒情长诗《大鸟引我溯长江》，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发现你的长诗和我的思想感情完全一致，知音！你的诗感情真挚，是大的感情，很深沉，所以对我有很大的感动。 你的长诗有着大思想、大奔放、大胸襟……相信，你以后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贺敬之先生兴致勃勃中提出的“三大（大思想、大奔放、大胸襟）”是否可以为“回归内心”小我小情小调作一个注解，并作为“大诗”的基础评价标准呢？大胸襟，才会有大爱、博爱、悲悯；大奔放，才会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才会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大思想，才会有哲思、禅意、顿悟，才会有诗的高原与高峰。有诗性没思想的诗歌，只能在“小我小情小调”的“象牙塔”中自我把玩自我陶醉。周孟贤的长诗实现了诗性创作与思想深邃的诗学境界，这也是传承了贺敬之、郭小川等诗歌巨匠诗学理念与美学观念的成功实践。《中国亮出两个手指》《黄山独白》《我忏悔》《用你的额头智慧中国》《投奔大江吧，小溪》和500行、得到当年高评的浪漫主义长诗《海上追月》……诗集中的每一首诗，都蕴含着深厚的诗性与思想内涵。尤其是在《大鸟引我溯长江》这首长诗中，思想的闪电常常照亮江河大地。“ 那些欠正欠硬欠刚欠直的文人呵/那些多吹多拍多谄多媚的文人呵/请将自己交给伏虎山/让青翠的毛竹为你长一副正直的脊骨……”“不是所有的喧哗都是歌唱/不是所有的奔腾都是前进”。诗人萨仁图娅评价《大鸟引我溯长江》：
　　“忧患诗人周孟贤的抒情长诗《大鸟引我溯长江》是一首堪称黄钟大吕的厚重之作，是一首关注人类生存的有关终极价值的追寻之作，同时也是一部饱含现实关怀、终极思考和理想期待的史诗性佳作……”
　　高贵的诗人气质：善良与真诚。资本时代最难得的是真诚，真诚，是无我的胸怀；真诚，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真诚，是对虚伪的蔑视。难能可贵的是，于诗歌（文学）创作他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些人面对“政治抒情诗”不断发出异声的时候，周孟贤先生在第13届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上，提交了诗学文章《担当与良知——政治抒情（长）诗应有的特质》。文章开篇论道：
　　“政治抒情诗，虽冠以“政治”两宇，但它却不是政治，是诗。政治抒情诗，是蕴涵政治情结的诗。写作此类诗，不只测试诗人的诗的创造性和诗性的自由发挥之能力，还测试诗人对生活的观察是否灵敏、思考是否深刻和艺术功力是否深厚。政治抒情诗要求诗人鲜明地飘扬自己的旗帜：或歌颂，或抨击。政治抒情诗，是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一次诗之发言，一次艺术发言。诗人虽不是政治家，但所发之“言”只要是深刻的、警世的，且有预见性的，那么，这样的发言(远胜那些平庸的政治家)，当然是政治预言家的发言。”
　　这是对“诗歌不应当介入政治书写政治”的公然否定，也是对“政治抒情诗不是诗”的公然否定。周孟贤先生认为，诗是一门语言艺术，政治抒情诗不应是政治的宣传话筒。但是，诗人强调，其实无论怎样表白怎样理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只要他（她）的文学作品的文本成为公众语言，成为流通的艺术，都必然携带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的DNA。诗人坦诚地说道：“我注意到，几十年来，中国诗坛固然出现许多优秀的诗作，但也固然出现不少宣传口号式的诗作，即属于优秀类的政治宣传读物。这些‘读物’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其语言不见精粹、不见晶明、不见美感，也不见艺术想象和葱茏诗意，赞美欠当，离开了抒情意义的思考，作过多的叙事或评说……只是因写的是社会的大题材大主题，而被认为政治抒情诗。奇怪的是，这些‘读物’居然也有人瞎捧，这是一种悲哀一种破坏——破坏了政治抒情诗形象。” 对于如何写好政治抒情(长)诗，他以为，政治抒情(长)诗是最为难写的一种诗，它要求诗人不只具备诗之才情、艺术功力和政治思考力，还需要对大事件(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快速把握以及快速形成思想的骨骼和诗的羽翼。具体讲，诗人一是要思想深刻充满激情，二是精神雄健为人大气，三是勇于担当拥有良知。一个诗人或者说一个优秀的诗人要心中有爱、眼中有光、骨中有钙，热爱祖国，为民发声，决不能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著名诗人雨石评价《大鸟引我溯长江》“大音希声，黄钟大吕”对其人其诗评价到：
　　“作为社会批评者的周孟贤，他有着哲人的‘史识’，他的目光是深邃的，他的笔触是犀利的，他的情怀是悲悯的。但我更欣赏的是周孟贤在扮演社会批评者的同时，更注重对自身的批评，即对几千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拷问。这种拷问有时会让每一个知识分子无地自容。而所有这一切，又是用他诗人独有的‘诗识’得以完美地表现。 ”
　　没有信仰般的真诚与善良，谁人敢靠近政治抒情诗呢？难怪著名诗人洪三泰读了周孟贤的抒情长诗后激动地说：作为知心、用心的智者诗人，周孟贤善于用圣洁的诗心关注人类社会，关注民族存亡和人类命运，周孟贤的忧患意识和哲理沉思同在心灵深处进行，以激动、痛苦、亢奋的内心喷薄而出的是深刻的思想冲击波.....
　　1984年秋季的一天，夜幕降临，鸟雀归巢。回到家中的周孟贤不时想起白天得悉的，关于小提琴家马思聪得以平反的消息。晚间，他睡意全无，忽听得似有琴声从远处飘来向他诉说。于是，他披衣起坐，遥望苍穹，一轮皓月引发诗之大潮：“谁能看出那滚滚而来的海潮/是从他的琴弦上涌来的激动/谁能听出那哗哗作响的涛鸣/是从他的心海里溅起的狂奋/谁能觉察那地平线上的朵朵浪花/是从我的船舷上碰回的/我蓝色的叙说呵——/北京/蘸着1984年辐射的豁达和开明/在中国的花名册上/将他的爬满苔藓的名字/提炼出含金的光泽/呵  作为秘密送他出国的舟楫/我的思绪像林中小溪淙淙流向往事……《海中舟的叙说》”杨光治在为其所作的序中提及此诗说：诗人所关注的不止是马思聪一个人的命运。这首诗是对“文革”灾难的批判和控诉，很有现实意义。
　　诗坛当下有大诗：价值有待重估。诗怎么写？诗为谁而写？诗的价值是什么？诗的高原与高峰在哪里？在资本为王的今天，拥抱祖国、拥戴百姓、鞭笞丑恶、为中华民族腾飞歌唱的现实主义作品，从文本到新兴媒体，都在呼唤。诗歌创作也在呼唤“大诗”的出现。然而，对于当下中国讲坛中一些自我感觉诗霸天下的人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的新诗从诗学到形式是从西方借来，更有诗人认为中国新诗的100年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长诗，更不会有西方诗学标准衡量下的大诗。
　　其实，文学作品包括诗作都是有本土性的，这和某些文学理论家提出的文学地理概念没有丝毫交集。学习是相互的，也是必要的，一如我们学习去用资本这种技术工具，学习、研究、开发AI技术，但有时候，我们更没有必要用西方的文学（诗学）理论去严苛我们的作品——我们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有自己的历史故事，有自己的文学（诗歌）经脉，有自己的现实经历，有自己的成长过程。如此说来，中国的文学（诗歌）作品为什么要用西学的“尺子”去衡量是不是高原与高峰呢？我们的“尺子”理直气壮地应当是“二为”，即：“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孟贤先生诗歌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甚至贺敬之、李季、艾青、郭小川、李瑛、白桦和峭岩等诗人在诗坛的高原与高峰价值，在当下的诗坛坐标中已经被湮没，这是一个难以消解且值得注意的倾向。大诗人不是不在，大诗不是不在，而是某些人为的因异化而正在淡化和消解。然而，真正的经典经得起时间的风化和淘洗。关注现实、深入思考，用诗歌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言的作品终会如东方日出。
　　《周孟贤抒情长诗选》就是诗歌“在场”的生动例证。颜炼军在《当代“长诗”：现象、幻觉、可能性及危机》谈到，“但我觉得当下绝大部分长诗，还是得依赖于它所写的这个经验而存在，或者说它实际上它没有完成自身。作为诗学研究者或批评者，也许有人觉得我们对诗人过于苛刻，但其实不是。讲到底这是一个期待：好的长诗，一方面作为诗完成了，它的确又包含了那么多的丰富东西，应有尽有，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绝望与希望，看到语言的天堂和地狱；以它为原点，我们可以读出更多诗学的、文化的、存在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优秀的诗人在努力，我觉得很可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好的作品就在那里。好的（长）诗歌就在那里。
　　近半个世纪的抒情长诗创作，评论界对他的评价是：“周孟贤的长诗，从远的说，是《离骚》的回响；从近的说，是贺敬之、郭小川长诗的持续。“周孟贤抒情长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正是这只大鸟的两翼，与时代一同飞翔。一甲子，这只大鸟寄托着诗人的理想与信念展翅在中国的诗空。作为良心读者，作为良心诗坛应当记住并感谢周孟贤先生。借助诗人洪迪对《大鸟引我溯长江》的评价作为此文的总结性评价就是“这首抒情长诗借大鸟与长江，将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现实有机地统一起来。此诗凝重、大气与潇洒，最得人好评的是它尽力将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生动地融合起来。我觉得诗人在《大鸟引我溯长江》中为中国抒情长诗做了宝贵的探索，在许多方面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是的，《周孟贤抒情长诗选》出版至今多年，无论现实的诗坛如何变幻，周孟贤先生那只溯江而上的大鸟依然在飞。
　　
　　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于唐山
　　2025年2月17日星期一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