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大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这些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几乎都写有许多政治抒情诗。

　　屈原、杜甫、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诗人，他们的诗早已成为政治诗的典范。后来白居易、元缜也大写政治抒情诗。而杜甫的诗也因此赢得了“诗史”的称号。由此可见，政治诗，在中国历史或文学史上，本身就居有非常崇高和重要的地位。

　　或许有人说，当今是经济时代，写作是多元的，政治诗也没有过去重要了。其实，在唐宋时代，写作也是多元的，诗人们写诗也是比较自由的，朝廷也没有强调文学要政治挂帅，但为什么那些浅薄轻浮的诗篇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印编，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的爱国爱民的诗歌却代代相传呢?这就是文学史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在文学史上将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或者有人会说，我们的文学史往往从题材内容出发，而我们国家又是重政治、讲政治的，才对政治抒情诗有如此高的评价。如果从文学的艺术审美角度出发，这些政治抒情诗未必重要。果真如此吗?就让我们再以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司空图著有《二十四诗品》一书，对中国古代的诗歌从艺术角度分为24种风格，他把“雄浑”放在第一位。成功的政治诗，大多都有气势雄浑壮阔的特点。如评唐人七绝第一，就把王昌龄的《出塞》列为压卷之作，清人王士祯又把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等列为压卷。清人则把李益的《初上受降城闻笛》，刘禹锡的《石头城》等列为压卷，这些诗都是悲壮雄浑之作，而且都有极强的政治内容。再如评唐人七律第一，也首先考虑雄浑风格，如杜甫的《登高》，《秋兴》。评唐人五律第一，便会推杜甫的《春望》。评柳宗元七律第一，便会推他的“城上高楼接大荒”。这些诗的政治性都非常强。而那些只写个人锁事的诗根本就排不上号。在清代诗坛，曾流行过轻、巧、小，《蕙风词话》提出了“重、拙、大”的艺术审美理论。自古以来，有许多政治诗都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1949年以后的中国长篇政治抒情诗，以郭小川和贺敬之最有代表。他们当时所写的《向困难进军》，《雷锋之歌》等，曾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我以为，在他们之后，桂兴华是极具代表性的、当之无愧的后继者。

　　先谈谈桂兴华政治抒情诗的语言。写政治抒情诗要具备各种条件，别的不说，就拿语言来说，也要具备相当的驾驭能力。一般来说，写长诗比写短诗容易露出破绽，而写长篇政治抒情诗比一般的长诗更容易露出破绽。

　　而桂兴华在驾驭全局上，包括对语言的驾驭，都能舒卷自如，十分老到。如他在《邓小平之歌》的开篇写道;“满目是他/新开辟的地平线/整个世界/云一般聚在了我的四周/顿时/眺望有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俯瞰也有了从未有过的感受/我，跟着他一路攀登/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抖擞”。他在《中国豪情》的开篇写道：“所有的钟都盼望着同一个时辰/每一朵花都呼吸得仿佛刚刚诞生/在这样一个春夜/世纪风/正赴约于每一扇敞开的大门……”

　　这些诗句都绝对漂亮，前者有力，后者充满诗意，令人赞赏。写小说，写散文，写诗都各有自己的常用语汇，同样，写政治抒情诗也有自己的常用语汇.而桂兴华在充分掌握和运用郭小川.贺敬之那一时代的政治抒情诗的常用语汇基础上，又能紧跟时代步伐，创造出一系列属于当今时代政治抒情诗所需要的精彩语汇.也就是说，他既继承了以前那个时代政治抒情诗的语言特色和常见语汇，又融入了他根据当今社会状况所自创的一系列政治抒情诗的语言特色和精彩语汇，把中国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谈桂兴华政治抒情诗的构思。写政治抒情诗容易流于空洞，长篇更甚。然而，桂兴华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却有他自身的构思和布局。就拿《城市的心跳》来说，其中就有不少巧妙的构思。如我手上的精选本，从“序诗”开始就用具体形象的载体，写了世博会给白莲泾所带来的变化和历史机遇。如一位意大利女孩的选择，一曲《卖红菱》，一块旧瓦片，一片苦水(写水患之苦)，一条弄堂(写当时的艰难)，一个居委干部的脚印(写动迁工作)，又以“51号兵站"这个电影名称来写动迁办公室的日日夜夜。这样从小处写来，就避免了那些空洞的叙述和议论。《轮渡站的最后一夜》，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二行诗句，却意味深长，令人难忘。诗人之所以记下这一刻，因为他知道这一夜将被载入历史。然后，诗人又以区长的鲜花、一道防汛墙、年夜饭的酒令等这些具体的物件与场景，来表现和渲染了人们在动迁后的庆贺气氛，以及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正是这样的构思与布局，使长诗中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章节，都与《城市的心跳》的题目紧紧相连，丝丝入扣，丰富了“上海表情”，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空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