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梁刚，男，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闵行区作家协会秘书长。九十年代开始小说、诗歌创作，先后在《小说月刊》《延河》《文学港》《野草》《小说界》《都市》《上海诗人》等上百家报刊发表作品，有十多篇小说入选中学语文试卷和教辅课本，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和经典读本。出版小说集三部，诗集一部。
读孙思老师的这部长诗《风从东方来》，如同一坛酝酿百年的陈酒，以诗为酵，品出上海百年来的历史风云与精神变迁。她以一贯的轻盈笔触，承载起一段厚重的历史记忆，在“诗”与“史”之间搭建起一座跨界的桥梁。
一、长诗特质，温柔与磅礴的交响
在我的印象里，孙老师的诗很轻，如风过无痕，却见花绽叶落。她素有“温柔一刀”的美誉，读她的诗，你会有在温婉中突然挨刀的感觉，但痛过之后，却依然感到温柔。其诗的轻，就似“风第一次驻足，踮脚站在花上”一般的轻（《花溪》中的诗句）。而在这部史诗中，则“轻”中见“重”，温婉中蕴藏力量，她肌肉记忆中的轻和重大历史题材的重，在诗中形成交织，所以叙事的起伏特别大，但即便如此，她依然能做到--在克制中凝聚爆发力，在沉默中形成张力。
她善用隐喻与拟人，将历史场景、文化符号与自然意象情感化，形成“物我交融”的诗意系统。例如，“上海话，如露珠立于花草”；又如“辛笛的故乡和我的故土/离得很近，像一首诗里的/一行与另一行//我常常想站在哪个字的肩上/三月、五月，或八月的枝头/有没有她”；写柯灵的文章，“看先生的笔，在想家时/怎样如一条牧归的鞭子/把文章里的文字，甩得/劈啪作响”。皆体现出她对语言质感的敏锐把握。
二、时间与空间双重构建
全诗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贯穿“序幕、曙光、解放、发展、转折、多元、静好、尾声”八个篇章，构建起一部流动的上海精神史。诗人穿梭于大街小巷、历史现场与人物心灵之间，既铺陈宏大叙事，又雕刻细腻人情，形成层次丰富、意象连贯的诗性空间。譬如1990年上海破冰，她的感受是如此亲近、逼真：“桥，这个浑身上下/长满钢筋的汉字，硬骨头的汉字/冰凉的汉字，人一样叉开双腿/血肉丰满地立在江上”；这种诗性的表达，让城市的成长赋予了某种神话色彩：“她的‘嫦娥一号’探月时/会不会遇到嫦娥，她是否想过与她手挽手/一起坐在桂花树下”等。在这一空间构建中，孙思并未停留在物理景观的描摹，而是将外滩的钟声、弄堂的晨雾、苏州河的波光等地理意象，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的精神坐标，从而在时空交错中完成对“上海性”的诗意辨认。
三、将人物精神再创造，赋予人物以体温与呼吸
其诗中人物并非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精神载体。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鲁迅、陶行知等人物依次登场，诗人以具象笔触捕捉其精神剪影：如写毛泽东，“他的名字在，目光在/时而明亮时而深邃/时而冷峻时而温和地/看着我们/看着中国的每一天”，这一描写，呈现出这位伟人对时代所产生的影响；写鲁迅时：“先生走路，也不用脚/只需一支笔，就可以走/还可以轻盈如飞”，这种表达，将鲁迅的精神赋予了穿越时空的“轻”；写李大钊“在你被捕的日子里/敌人的目光，想走进你的身体/找出点什么，除了热血和硬骨/他们什么也找不到。”但我们却能看到他的“青春中国”。值得指出的是，孙思对人物的处理，与王寅、陈东东等上海诗人笔下的历史身影形成有趣对照：她更倾向于将人物置于家庭、乡土与时代的三重脉络中，赋予其体温与呼吸，而非仅仅作为文化符号悬浮于历史之上。
四、意象转跳、情绪节奏、哲学意味炉火纯青
在意象构建中，从“物”到“我”的相互渗透，如：“我敬仰他们中的每一个/是他们，让这条路长出翅膀”，又如“他们的神情，戈壁一样坚毅/身体里似乎正刮着风暴/但我分明看到，阳光在他们背后”。
其次是语言技巧的凝练与跳跃，如“民主和革命/这两个词构成的绿洲/是他们一生的灵魂和信仰”；又譬如写平民女校的那段：“他们把自己放得很低/跟进校的任何一位女子/平等地立在泥土之上”这种从物理到精神层面的转换，是诗中常见的技巧应用。写毛泽东在1924年的情景：“一袭长衫任由水雾/一点点漫上来，浸湿”之后的一个转跳：“很少有人知道/建国后的九年，他没做过一件新衣/一件睡衣补了七十三个补丁”这个瞬间，你会心痛，你能看到一种宁静的爆发力。“这一生他只有国，没有家/他的家在哪个年代/被撕裂、粉碎/这其中有他两个弟弟，儿子/还有妻子”。
写文化名人的那些诗，如郭沫若、茅盾等特别有哲学性的深思。如诗人，愿“把自己读成印刷他们文字的纸浆”这都体现了诗人对历史的精神归附。
孙老师的诗，特别有节奏感，这种节奏贯穿着她情绪的波动，并带着读者将情绪升至高潮，然后急转直下，让你压着疼痛，一点点往外泪奔。在上海的“转折”中，她的叙事节奏明显加快，因为城市飞速发展，像“云朵一样轻盈”，“每一座楼都是一个密码/开启着，开放的故事”，又“仿佛一场雨的功夫/桃花就洇了江南”。诗人的语言凝练而跳跃，常在物理与精神层面自如转换。这种节奏不仅源自情绪的铺陈，更源于她对上海历史节律的深刻感知——从殖民时期的屈辱缓步，到改革开放的步履匆匆，再到新时代的从容自信，语言的快慢顿挫与城市的呼吸同频。
五、小我与大历史形成的共振
这是孙思老师的另一个创作特点。她将家族记忆与城市历史相勾连，在“父亲救活的犹太孩子”“上海是血脉的源头”等私人叙事中，折射出，家国同构的情感共鸣。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既赋予史诗以体温，也重新定义了史诗的宏大边界。此时，读者都会与她同频共振：“那个远去的故乡/我爱一次不够/忧伤一次也不够......”。这种共鸣的实现，不仅源于题材的亲和力，更得益于孙思在诗中大量使用第二人称“你”和包容性的“我们”，邀请读者共同进入历史现场，从而在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搭建情感通道，完成从“读史”到“入史”的审美体验。
孙老师在自序中说，史诗是在原有三卷的基础上补充了四、五卷。在我看来，在全诗的布局中，“静好”和“尾声”，才是这部史诗的点题之笔。试想，一个城市再伟大，没有日后的“静好”，伟大有何意义？所以“静好”是部史诗的窗口，通过窗口，我们读懂了风景的来路；而尾声的“我”，是所有伟大的见证者，也是“伟大”回归的原点。这样的叙事逻辑才更加完整。
结语：孙老师这部长诗，是诗心与史识的一次共鸣。这部诗，不仅是一部城市史诗，更是一次诗学实践。孙思以个人的、女性的、诗人的视角，重新进入历史，在诗行中完成对上海百年精神的辨认与命名。她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史诗，既需要历史的重量，也需要诗意的轻盈；既要有时代的回响，也要有个体的心跳。行笔至此，我想大声喊出：“在风铃将露水擦亮之时/在不同肤色，不同色彩的眸子里/让我们的目光交融，并一节一节攀升”。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