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逡巡于历史枝节的编篾人，处于文料娉婷与史料吊诡交错冗杂的考古者，张况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拾荒人，而且是“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为文化复兴而奔走呼号者。作为中国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创作的扛鼎之人，张况对中国文学界的贡献和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是具有开拓性的和卓越的、前驱性的。张况的诗歌实践证明，历史叙事可以成为对抗文化虚无主义的精神武器，此外，郭沫若的《女神》《天狗》《凤凰涅槃》等大作似乎已开了先例。张况通过“新古典主义”诗学建构，不仅重绘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谱，更在全球化时代为文明对话提供了中国诗人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诗歌面临传统文化断裂与西方话语冲击的双重困境。张况的创作以“长诗写作”为旗帜，通过《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大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到新鲜出炉的《东晋十六国史诗》，建立起从先秦至盛唐的历史诗学体系。这种写作实践不仅是对中国史诗传统的接续，更通过现代性转化，使历史叙事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载体。据该书《序言》撰写者、诗评家叶延滨所叙：“张况能以开放的视野重新审视祖国的传统与文化，以自信的努力书写中国文化的历史长卷，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自信心和自觉性的复苏，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成果，希望在读者和批评界更多的关注下，张况的《中华史诗》开出一派新风！”[1]若说张况的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是在岭南文脉的基点上瞭望整个中华大地，将文界、学界、史界的目光收拢到岭南这片人杰地灵的宝地上来，以高度的政治站位、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切入口，抒写中华民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各族人民融合发展的悲壮史诗，为我国史学界提供了一个极有史学意义的研究方向和路径。那么《东晋十六国史诗》则是以宏大叙事、磅礴抒情兼具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将文界、学界、史界的目光扩散到整个中华文明的长河当中，表现儒、释、道、法、医、农、墨、阴阳等诸子百家学说，体现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思想与“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
　　张况的文学王国已然形成鲜明的辨识度，不论是小说、评论、书法，还是诗歌，都离不开对“史”的阐发和问询。其犀利的洞察力使之在并非蹈矩循彟中敏锐认识到一种文化责任，在文学与历史的交媾里获得一个先锋的角色，他立足中国原创的哲学思想与史观体系，凭借个人的才情睿思，在中华文化的大纵深处不遗余力地为其正名、申辩。从长安、北京，从南京、岭南，不同时代、不同水土孕育出的文明以相当丰美的乳汁般的包容滋养了张况，中华文化也在张况乐此不疲的文学吟唱中转变为他的文学故乡，特别是当下面对传统文化断裂与西方话语冲击的窘境，原有的文学故乡正在“节节败退”。以此为基点，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在文学返乡的过程中，张况的文学创作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中华文化的版图逐渐超越了地理意义、时代意义、时间意义上的界限，体现为文化中国在新时代的自我梳理与自我更新，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张况在梳理他自己。
　　张况四千行大型中国历史文化长诗《东晋十六国史诗》便是基于此应运而生，似是从地狱中毂交蹄劘的红瞳中解救出一缕游走在民族气节里的浩然正气，这是一部悼念汉民族罹难的“哀江南赋”，也是一曲少数民族从古老社会迁徙而来并最终完成多民族交融的壮歌。“史诗兼具叙事和抒情的文学功能，以及说唱的表现形式，同时兼具了‘史’和‘诗’的文学功能。”[2]它筑造灵魂家园的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以及民族史诗、农事诗、战争诗、燕飨诗等的各种传奇，是在神性弥漫中的秘籍与漫歌，故而《东晋十六国史诗》是一部民族的秘史，开启了溯源、侵蚀于生命根性的礼赞，体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东晋十六国史诗》不同于以往的《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大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等，首先诗人书写的主角秦、汉、隋、唐是大一统王朝，“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是对这些强大帝国的最好描述。张况以诗歌的形式、以灵魂的自省、以胸怀着的民族文化自信、以奔腾无畏的气势，构建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随之迸发出喷薄的朝气和绚烂的色彩。是本世纪的长歌一曲，是一件子孙可继的事业，是一种民族底蕴的挖掘，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杰作，同时也是一个微渺的灵魂对一个端坐于历史古今往来、天地神人之间的浩瀚神明在高绝无边历史庙这堂里虔诚求教的过程，和一种魂兮归来的呐喊与孤寂天问般的祭祀，最终意在唤醒未来新诗若歌行乐府式的发展之大纛。——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但《东晋十六国史诗》的书写对象却不同于这些煌煌盛世，除了南方政权东晋王朝，北方的十六国又称为“五胡十六国”，那是一段特殊的大分裂时代，更是被作为历史时代划分而尤为特殊，之所以会尤为特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分裂时间相对较长，另一方面是频繁的朝代更迭，其中更不乏大有作为的少数民族王朝。尤其是这后者，意义更是非凡，它不但奠定了我国领土版图之基本，更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大发展。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张况通过史料羽化的哲思与文料提纯的妙构，字符的推演和思维的勾连，语态形成的内在逻辑与外在韵律以及审美形式上的嬗变，在根植于沛然莫之能御才力与若绝江河的文史积淀的“张况坐标”的辨识度间，依据罗织于诡异奇瑰的多民族融合史实范畴的景仰，在偏于南方一隅的东晋政权和在经济、政治、宗教等糅合的北方十六国所形成的苍茫而熠熠生辉的岁月，用刀耕火种的绚烂舞步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晨钟暮鼓迈入史册。“或许文学的伟大、宽厚之处正在于此：时代 ‘投’文学以‘木桃’，而文学则‘报之以琼瑶’。”[3]于是，洋洋四千行的“伊利亚特”逐渐成型。
　　《东晋十六国史诗》的主旨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谓之“史诗”并非“忆昔开元全盛日”的思辨，更多在于“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中包蕴着的“大一统”之气象，这一气象是在民族认同感、文化信仰、思想观念等方面而论的。大汉帝国以“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后汉书·南匈奴传》）的极度自信，承接了大秦帝国“六王毕，四海一”的领土上的大一统，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自为政”与夏商周三代众星拱月式的“分封制”，在中央王朝由外向内的凝聚力的塑造中强化了“天下”界限，达成了对“天下”认识的圈层性：“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汉书·匈奴传》）。但在三国时期到隋王朝建立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不断试错、不断调整，地理概念上的“大一统”格局再一次被打碎，分裂、战乱以致士民播迁，加之胡僧、胡商来华刺激了地理学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实体”地理大范围，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自觉维护祖国统一与国家安全的前提，这种历史发展中各族群新的共识，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孕育的硕果，所以这一时期突破了秦汉以来在地理概念上的“大一统”，在多民族深度融合的坚实基础上构建起华戎为一的民族认同感、三教并尊的文化信仰、我祠我祖的思想观念等立体化、多维度的全方位“大一统”。张况的创作就是要示范我们：回望历史、欣赏历史、书写历史，这是一次厥功至伟的文化复兴事业，张况的史诗便是复兴道路上的深情朝圣，“现代性已经从我们身上剥去了很多东西，像神话、巫术、亲情、传统、孤独；但如今它最后也成功地剥夺了我们自身。它已经看透了我们真正的主体性的隐秘处，就像掏空众多成熟的李子一样把我们掏空”[4]，故再看张况，他的额头磕出了老茧而生长出“大风歌”，即我们这个时代同样需要“猛士”来守护优秀传统文化，并挖掘出适应于当代社会发展的营养。
　　“‘永嘉之乱’和每次易代后，南北政权都致力于消弭对立、重整秩序。北方核心政权除了北齐皇室高氏是鲜卑化汉人，前后赵、前后秦、前后燕、北魏、北周都是“五胡”主政的多族群国家，相比东晋南朝侨姓和本土士庶、南方族群之关系，这里的胡汉互动尤为壮阔。”[5]在《龟裂的天空终将覆盖对峙的群山》一诗中，张况以相当沉重的心情描写了西晋“八王之乱”后江山倒覆、神州陆沉的悲剧，公元304年成汉与汉赵的建立，开启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加之就藩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至此“十六种各怀鬼胎的方言/在黑夜的边缘互相拆台/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像燃烧的黑幕贼难打开/那些纠合着利益的互掐/让原本羸弱的百姓遭灾/再次承受重重劫难祸害”[6]，诗人以写实的笔法记录了那段时期的血腥与动乱，以及其绝望中酝酿出的星星之火和诗人的怅然涕下。东晋统治者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加之北方十六国互相征伐导致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促进了江南的开发，继而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正式拉开序幕。《五胡十六国是历史孕育的葡萄胎》中的“群鸦低吟/日月潜行/矮脚皇舆/蜩螗沸羹”[7]开篇寥寥十六字，每一个字都是在剜诗人的心口肉，文人不堪回首的生命禁区，史家泣血拭泪的悲惨史实，在张况这里重新向世人展示，似乎所有的修辞和典章都在尸殍遍野中被淹没，留下的只有残酷的现实，“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大抵如此。四千行诗中随处可嗅诡谲的气氛、遍地都是悚然的词汇，诗人尽管以相当克制的态度进行叙事和抒情，却也难掩极尽悲愤。纵览之，诗人在人类道德的谱系上，在王朝兴亡的更迭下，用祖辈的青筋、白发、浊泪、像枯木一样的双手笃定写出，四千行长诗缔造恢弘、波澜壮阔，在气度不凡中讴颂——拓展着民族史诗的雄奇和奔放。
　　《以雄性线条致敬伟大的中国方块》一诗再一次把我们的目光从战争、政治、历史等的层面收束到文化方向上来，以中国文学史、书法史、艺术史上的大师王羲之为主角，高度概括和评价了王氏的杰出成就，点明王氏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崇高地位。张况的野心很大，他要写长诗、大诗、史诗，好多人一舍不起却只恨才力不逮而虎头蛇尾，而张况能及时见好就收，恰到好处的将“王羲之”这一璀璨意象镶嵌到这四千行诗的心脏上，为东晋十六国增添了七分阳刚之气与浪漫气息，遮住了三分痴迷狂乱与苟延残喘。“茅檐之下骨骼清奇的洁白线条/是王羲之生命最为真是的呈现/笔墨情趣里的东晋这回有幸了/正是眼前这项伟大庄重的冠冕/替他的干瘪注入了丰腴的内涵”[8]张况的词语澄清中，句式汲取堂奥，充满了语境中的洞彻和疏阔感，在中国古典诗意的基础上囊括进了现代西方诗学的逻辑思维与审美意识，而诗篇外括具有弹性与张力却不过分张扬，反而于不断收敛中，提纯着思虑、生成及测度，营造出一种严谨的辞风，彰显出在退隐、求仙、放荡、药与酒之后的雍容与豪迈，这期间中国经历了颠覆性的文化重整与制度重建。可以说，没有五胡十六国，就不会有隋唐的辉煌，如是观：“草原的视野与武功、中原的精神与财富整合为一体，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终于将起自中原的普遍理想外化为一个庄严恢宏、灿烂夺目的普遍帝国。”[9]而《北风吹散国祚后迎来民族大融合》中“汉胡续写华夏百族新篇/血脉契合是一种大造化/民族相融图一个大圆满//许多年以后有人看见历史再一次萌芽/簇新的阳光终于伸直了它的虎背熊腰”[10]回答了我们的一个疑问：究竟何谓中国？张况找到了一个核心线索，就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和超强包容性，以《中华史诗》连贯地解释了中国能够维持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原因，20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也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更加全新的意义。以这四千行诗歌为例，突破了草原本位视角、关陇集团、南方诗学体系以及岭南文脉一隅，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中原、西域、高原、草原、刀枪剑戟、锦绣文章、文脉礼法等多个区域串联起来，将中国定位为一个体系史，正是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框架中，分裂与融合同在，破坏与建设并存，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年富力强的汉子。
　　综上，诗集《东晋十六国史诗》集思辨性、审美性、知识性于一身，让我们在中华舌灿生辉、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中体验和感受到华夏文明的光辉和荣耀。陈寅恪有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精准高度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包括两宋与辽金元在争斗杀伐中的不断融合、明清两代与西方的交际中生成的自我变革，都是张况对中华文化的复兴朝圣的必经之路。同样在中国的西部，学者徐兆寿“西行悟道”，为中国西部文化抗辩，为中国传统文化奔走疾呼。他们做着同样伟大的事业，都在为系统整理中华文化而殚精竭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甘愿“坐冷板凳”的学者为中华文化持灯拂尘，才有了文脉苍苍，才有了斯文在兹。
　　这或许正是《东晋十六国史诗》乃至《中华史诗》的写作意图和文本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叶延滨.诗坛又听大风歌.博览群书[J]，2015（6）.
　　[2]梁增凯.“三大史诗”在新世纪小说中的现代性再造.民族文学研究[J]，2025（1）.
　　[3]蒋应红.却顾所来径：西部文化的文学巡礼.大西北文学与文化[J]，2023（7）.
　　[4][英]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3.
　　[5]董宇宇.十六国北朝诗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J]，2022（1）.
　　[6]张况.东晋十六国史诗[M].花城出版社，2025：22.
　　[7]张况.东晋十六国史诗[M].花城出版社，2025：71.
　　[8]张况.东晋十六国史诗[M].花城出版社，2025：172.
　　[9]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79.
　　
　　张省吾，青年文学评论家，文学硕士，《诗人名典》常务执行副总编，中国首届海子学术研讨会参与者、撰稿人，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