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诗人，辽宁阜新人，一级作家、《诗潮》杂志主编，深耕诗歌创作多年，斩获徐志摩诗歌奖、人民文学奖、辽宁文学奖等多项业内重磅奖项。他的文学缘起纯粹而浪漫，十四五岁时，他以书写诗句、封存墙缝的“时间胶囊”仪式，开启了与诗歌相伴的人生旅程。在刘川的创作观里，写作是一场向内“埋藏”、向外深度“释放”的精神修行，他始终摒弃流量浮躁、拒绝网红式短时热度，坚持以真诚的文字直面广阔人间、恒久时光。
　　在访谈中，刘川提出核心创作理念：“谁在写”远比“写什么”更重要。他认为，诗人必须挣脱物质与名利的裹挟绑架，在语言、自我、世界三者的联结中坚守独立主体性，秉持“写诗与做人同源共生、知行合一”的创作准则。他将诗人比作“无限黄金之链上的一环”，秉持极致的“归零哲学”，主张每一首诗作都应打破固有范式、跳出传统桎梏、杜绝自我重复，始终以全新视角、全新表达探索诗歌的无限可能。
　　作为《诗潮》主编，刘川始终秉持包容新锐、鼓励创新的办刊理念，全力扶持极具创造力的青年创作者。他直言，诗歌的生命力在于突破，“我呼唤那些不断创造的诗人”。面对AI创作兴起、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变局，他保持清醒的创作认知：AI可复刻现有文本数据库，而诗人的核心价值，是创造机器无法复刻的、带有生命温度与思想深度的独特表达。同时他警示当下诗歌创作的核心困境，诗歌最大的危机，是人类丧失静心凝视生活、沉淀自我的能力，失去凝视，诗歌便失去生命力。
　　多年来，刘川始终践行“灯人”初心与使命：以己为灯，向内深耕诗心、精进创作;向外传光，照亮创作者前路、点燃新生诗意，持续为当代诗歌创作与青年文学力量成长赋能。
 

刘川
 

　　顶端文学：刘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访谈。您十四五岁时将写有诗句的小纸条塞入自家墙缝，想着日后“挖宝”般发掘出来。这种近乎“时间胶囊”式的写作仪式，对您后来的创作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您看来，写作是“埋藏”还是“释放”?

　　刘川：正是自己无意间“发明”的这种“时间胶囊”，让我产生了新的视角——能够用历史的目光去审视自己的写作，而不是用即时的目光。只有把自己的作品放到一个时间维度里，放到一个长长的时间段里去进行二次审视，才能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否在人文系统中生效，能否在广阔的现实里而不是短暂此刻的个体表达愉悦里生效。其实，这样的埋藏和再发掘，是每一个诗人的命运：我们虽然此刻在写诗，但可能需要在历史中再写一次——我们的文本能否在明天还活着，是我们此刻写下它们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这样“挖宝”行为才能使一个诗人认识到自身不仅作为空间意义上的诗人存在，更作为时间意义上诗人存在。当我们的作品被时间审视与筛选，时间也参与了写作——这才是写作的本质。而且，不管你愿意与否，时间冷静而残酷的介入都是不可避免的，你必须郑重面对。

　　就我个人而言，写作是通过“埋藏”实现深度“释放”。为了被无限的人看到，必须拒绝成为一时的网红。是的，诗人需要面对无限的人，而不是更多的人。
 

　　顶端文学：您提出“谁在写，比写什么和怎么写更重要”，强调“去除文化附加值，直指人心”。在当下诗歌写作日益被标签化、圈层化的环境中，诗人如何才能真正回归“觉知的、本初的、有个体向度的写作”?

　　刘川：诗人的写作永远在与异化作斗争，永远在与“正确”作斗争。当下，我们身上的异化，可能是物的时代使我们迷恋的虚荣与享受，进而产生的功利书写与贩卖，也可能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是价值体系，让我们的心灵扭曲与变形，从而让我们不知不觉就戴着某种滤镜去审视世界、书写事物。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被物绑架，被名利绑架;同时也要警惕自己被所谓的真理绑架、被某种潮流性的观念绑架。

　　只有我们不断去斗争，与各种各样的虚假“真理”斗争，与所谓的“唯一正确”与“绝对正确”的价值观斗争，去解放自我，并通过语言来展现这种斗争，我们的写作才会成立。“谁在写”?一个具有怀疑精神与思辨能力、具有强大主体性人格的人在写!我们这个通过语言去斗争的过程，既是写诗，又是让我们回到人。所以，写诗和成为人是一个统一的行为，二者是一体的。并不存在只有回到了人才能写成诗，或者只有写出诗来才能成为人——写诗就是一种人的生产，人的生产就是创造诗。

　　当下诗歌的被标签化和圈层化是人为划分出来的，是某种功利目的的市场学意义上的营销圈套。诗人必须遗忘这些标签给我们带来的现实利益，必须放弃我们处在某个圈层中在文学史上获得的好处。诗人应该面对只有三件事：语言、人、世界。一个诗人之所以要与时代发生对话，就在于他通过这个对话机制更能呈现独有的对语言、人和世界的看法。当一个诗人能够踏踏实实面对这“三件事”，不被标签化的个体向度就真正建立出来了。
 

　　顶端文学：记得您将阜新、丹东、辽阳、沈阳都视为“阶段性故乡”。这种“去故乡化”的时空观，是否也构成了您诗歌中那种既在场又疏离、既具体又超越的独特语调?

　　刘川：我认同的“故乡”，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状态，我能够稳健、扎实地立足于其中。也就是说，不论我在哪一个地点，哪一个区域，我都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叙事结构里面，我要面对和处理的是这个叙事结构(是它生出了文化意义上的我)，而不是某一块具体的作为出生地的物理性土地(它只是生出了我的肉身本身)。这个叙事结构是我写作的既定背景，它是发展的活体，它源源不断地给我写作资源与言说欲望。

　　所以，我不会把故乡当成我写作的出发点——尽管它提供给我的生活经验非常重要，但我必须抛弃对物理维度故乡的情感依赖，从而进入我生命存在的真实语境之中。我会把整个20世纪、21世纪中国，甚至世界的现实状态，当成我的“故乡”，当成我的书桌。或者这样说，“我的书桌”才是我的“故乡”。我的书桌不简单是一张桌子，而是包含广大、鲜活、复杂的地域性和世界性的时空复合体。诗人出生在这里，我在场又疏离、具体又超越的语调，是从地域性和世界性、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对话中产生的。当我写作，我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对话框。

　　顶端文学：《诗潮》创刊以来一直秉持“当代性、青年性、探索性”的导向。您指出“青年性”并非简单的代际划分，在实际编辑工作中，当面对一位技巧成熟但风格固化的“老诗人”，与一位充满锐气但尚显稚嫩的“年轻诗人”时，您的选稿天平会如何倾斜?判断“创造活力”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刘川：在编稿过程中，其实面临着两难：一难是，写得好的老诗人的四平八稳的作品，文从字顺、意美，毫无瑕疵。另一难是，充满朝气的年轻诗人，他们的作品很新，但是充满了技术上的问题、观念上的问题。这两种问题：一种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因为它没有问题，四平八稳，但它使写作固化、审美僵化，这是一种大问题;另外一种问题是，年轻作者充满了创造力的小问题——这种小问题需要作者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自我改进与提升，而不是编者代劳修改或指导;但是，因为这些年轻作者的作品充满创造力，更需要我们包容、接纳与鼓励。顺便提一句，有些作品不容易登出来，尤其是一些极具创造性的特殊表达，登出来就可能遭遇互联网上大字报式的批评——“这也是诗?”“《诗潮》主编又在搞什么鬼?”我希望社会环境、舆论空间对诗歌宽容一些，要知道：某种意义上，诗就是冒犯与僭越，诗人就是逆子与叛徒。

　　当然，说到诗的创造力，并没有什么固定标准。一旦认为创造力还要有这样或那样的准确标准就麻烦了。但是非要说说标准，至少可以有这样一些方向，比如创新语言与技法，比如书写现代人复杂幽微的情感与经验，比如剖析与挖掘现代社会根本问题，比如建构人类从未曾有过的审美可能性……这些都是我愿意尊重与推崇的。
 

　　顶端文学：您提出要“打通文体之间的界限”，破除诗、散文、评论甚至小说之间的界限。《诗潮》近年来是否在栏目设置或选稿方向上体现了这种“大诗歌观”或“大文学观”?文体边界的消融对诗歌本身是解放还是稀释?

　　刘川：我有一个观点：世界就是诗。关键在于我们用哪种眼光去看它。世间万物，林林总总，无一物不入诗、无一物不是诗。不管是文字形态的所谓诗歌文本，还是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或者路边的一个垃圾桶、一只蚂蚁、一块石头，当我们用现代性的目光去审视它，审视它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在这个人与世界的关联体系中所处的那个特殊的、唯一的状态，突然洞察到，它在那里对整个世界都具有了某种启示意义、反思意义或经验的刷新，它是唯一的、全新的，需要我们重点指出并给予重新命名的，毫无疑问，它就是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目光，我们看一切事物都是诗——但它不是传统上的那种诗意，它不是那种仅仅用于欣赏、陶冶、享受的诗意，而是诗，让我们通过这个事物作为媒介，重新认识世界。这种诗具有让我们建立与万物深度关联的能力，启发我们不断去思考人之为人，以及人之为人之外的一切。当然，这样去说诗，是大诗歌观。

　　如果说到大诗歌观或大文学观，我首先要提到文体边界的打开。文体边界的打开，对诗歌写作来说是一次“艰难的解放”。我之所以说艰难，因为诗歌有其文体形式感独特的优越性，比如说诗歌的分行、空行，比如说诗歌的残缺性(留白性)，都是让诗成为诗的重要特点，让诗绝对且丰富。当我们放弃了这些特点而用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的特点去承载诗，某种程度上会异化诗、消解诗。但如果克服了消解边界而带来的危机，充分利用小说文体、散文文体的特点，反而会激发诗歌内在的表现力。

　　我非常喜欢“孩子跳绳”一样的文体边界跨越，跳过来、跳过去，变着花样跳，跳本身忽然有了意义，它让诗人不断腾空，给读者创造一个又一个惊艳的、不曾有过的审美体验。所以，在此呼唤跨文体之诗。大胆写，投稿给我们。
 

　　顶端文学：听闻您最怕诗人“延续自己、复制自己”，主张“作者累积的名声都会在新的一首诗之前归零”。在一个人人经营个人品牌的年代，这种“归零哲学”是否反而成了一种奢侈?《诗潮》如何发现和扶持那些敢于自我否定的诗人?

　　刘川：其实，正是这种“归零”哲学，在突出一首诗的文本性。一首诗是不可复制的、不能被批量制造的，是独一的，它是被唯一创造出来的一个事件。只有构成了对既往全部文学史的拓展与更新，它才可能是一首真正的诗。从这个角度看，一首诗必须否定或规避之前全部的传统与诗，这就需要诗人不断“归零”，不断重新面对和书写他的世界。要警惕“个人品牌”。一个诗人要成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诗人：可能最初他是从诗歌传统中生出的诗人;但之后，他还要“生出”自己。“归零”不是诗歌写作通往陌生化、惊奇感的语言策略，而是诗歌写作的本质要求。

　　《诗潮》一直渴望发现新的诗、新的诗人。一个老诗人应该有勇气变成一个新诗人，一个新诗人要警惕成为老诗人。

　　着重说一句：不论老诗人还是新诗人，都要警惕被大众“喜欢”——被大众“喜欢”，可能意味着写作者进入了满足审美消费的供需关系当中。当然，我不反对大众喜欢诗。我积极倡导大众都来读诗与写诗，但诗歌之所以是诗歌，在于它天生“反骨”，它反对庸常审美与感官消费。诗歌只在创造性与超越性中建立自身。诗歌要引领大众审美朝向一个人文高度，而不是反之：大众喜欢什么就迎合着写什么。

　　但我又反对“小众”写作，即某种刻意的、扭曲的或自恋的审美怪癖与精英化写作游戏。

　　总之，我呼唤那些不断创造的诗人。一个诗人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创造，某种意义上使他成为“神”——因为他的每首诗都是开天辟地、都是创世纪。而这种“神”一样的人、这种具有“超能力”的人，在提升着人类总体的存在维度。在诗歌这里，每个个体的突围都是人类的全面进步。

　　顶端文学：您说“所有的时代都是启蒙的时代”。在今天这个信息过载、注意力碎片化的时代，诗歌的“启蒙”功能是否发生了变化?诗人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其社会角色与古典时代有何不同?

　　刘川：是的，所有的时代都是启蒙的时代。所以，在每一个时代，包括我们现在的时代，诗人始终要有启蒙的责任。不论是审美上的启蒙，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启蒙，诗人都应该引领人重新认知世界，通过诗歌使人复苏一种返回本源、返回本真的力量。通过诗歌，社会重塑价值体系，让机器生产、经济发展重新回到建设人、关注人的本位，重新回到真，重新回到善，重新回到美。

　　但这里的“真、善、美”，跟过去的理解并不一样，这里的“真、善、美”不是过去的那种僵化的道德命题，而是让人类进步、解放、丰富与开阔的敞开式向度。诗人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就在于他能够重新解释、表现或指出新的“真、善、美”。诗人不再是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文人或一个单一的“良知”楷模，而是一个重新命名“什么是人”的发明家。
 

　　顶端文学：您曾以《拯救火车》《如果用医院的X光机看这个世界》等作品处理“人造物入诗”的难题，主张“祛除异化，看见自心;还原事物本来面目”。在AI时代，当机器也能生成“像诗”的文本时，“看见自心”是否反而成了诗歌不可替代的最后堡垒?诗人应该如何与AI共处?

　　刘川：AI时代，机器也能生成像样的诗，甚至超过大多数诗人写的诗，但诗人仍然要亲自书写，仍然要通过书写这件事本身、通过书写时不断对自我的省思以及对想象力的不断激发，使人处在超越性之中。写比写出来的诗重要。写使人不退化，使人保持敞开的可能性。只有人不断处在超越性之中，人才会是人，才不会被机器取代。如我前面所说，人处在超越性之中，人即神。机器再有算力、效率、速度与体量，也不是神。

　　然而，诗人没有必要否定与拒绝AI。我不建议诗人直接用AI写作，但我希望诗人通过AI大数据的运用，实现系统性的学习，使自己变成一个有“外挂”的人、一个有百科全书般广阔知识体量的人。诗人要通过AI与更广阔世界链接，改造知识结构、突破思维定式、提升价值维度。AI时代的诗人，不应该继续用短浅、扁平、普遍的个体经验进行写作，而是用AI把整个人类的知识、资源、经验进行统合与转化。诗人应该站在AI之上，作AI的塔尖，别出心裁地创造他独有的、数据库没有的那部分。
 

　　顶端文学：您将自己的诗歌定位为“语言的接力棒”，坦言“应该没有流传一二百年的作品”，只希望“一首诗能够激发或者启迪后面的诗人”。这种近乎“工具性”的诗歌观，与您诗中那种凌厉、锋利、直指人心的风格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张力?

　　刘川：我从不认为一个人的诗能够成为永恒的绝对经典(一个人的诗成为永恒的经典其实可能意味着社会的僵化、审美的固化)。能写与要写的永远是相对的经典。我的观点是，所有的诗都是作为时代镜像的诗——哪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诗，这首诗就会被选择并浮现出来;哪个时代不需要这样的诗，这样的诗就会成为镜子的背面——但它依然默默托举着镜子正面幸运地显露出来的诗。

　　所以，一个诗人要有耐心面对镜子的翻转，能够呈现自己的时候就呈现自己而不骄傲，不能呈现自己的时候就托举别人而心甘情愿。诗人要始终让他的诗歌成为语言的接力棒或语言的桥梁，不断让诗通过接力的方式传承下去。在不同的时间段里，让诗被传递、延伸与看到，不管是谁写的。诗歌作为总体赢了，单独的某一首诗才会赢。

　　我一直认为，诗人是一个链条，一个无限的黄金之链上的链条，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金环。只有诗人作为链条存在，诗人的生命才会进入永生。如果诗人只作为一个金环存在，他很快就会沉没和消失。一个诗人在诗人集体之中，他具有了启迪与激发后面诗人的价值，使自己成为前面的一环，这个诗人才有价值。所以我强调个体，但我不强调个体本身，我强调整体中的个体。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诗始终在强调处在人群整体之中我的位置、视角与感受——我如何在整体之中重新建构这个整体，重新建构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被另一种目光所解读和认知。世界的丰富可能性就在于允许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理解它。世界丰富了，我们每个个体也就不会被单一价值观所定义和奴役。

　　我不认为我的诗有“工具性”——那是诗歌必须反对的。诗歌无用，诗歌从来就不是工具。我要说的是，诗人要有责任感，诗人是传灯人。一盏灯除了用火焰照亮更多的人，还要用火焰点燃新的灯。
 

　　顶端文学：您曾以“诙谐、性情、智性、语言克制、绵里藏针”被概括为诗歌的标志性元素。回望自己的创作与编辑生涯，您认为当下中国诗歌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诗潮》在下一个十年想要完成的“未竟之事”是什么?

　　刘川：不止中国，目前全球诗歌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人类注意力的丧失。这是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的总体困境。人被媒体改变了阅读方式、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沉溺于碎片化处境不能自拔。碎片化导致人的注意力瓦解与丧失，注意力的弱化带来的是深度感受力、理解力的丧失。而对一首诗的阅读，究其根本，是一次凝神、一次凝视、一次聚焦，是对自我心智的极致深挖，是对宇宙的一次强力重塑。所以在碎片化和扁平化的时代里，如何让我们每个人、每个诗人、每个读者从松散的感知碎片中，把审美目光和精神注意力聚集到一起，才是诗歌面临的最本质问题。

　　这里又细分出两个问题：我们的诗如何与每个人有关联，使他们愿意聚集自己的目光来读诗;以及通过聚集要把人凝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以后再说。当下，我们深陷短视频带来的即刻满足与浅度抚慰，目光涣散、精神浮靡、灵魂空悬、注意力不能集中。诗的维度也随之不断降低，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品或迎合受众、讨好官方发表体系的文化产品。诗歌正在本质上消失。请原谅我再次“危言耸听”：注意力不能集中，失去凝视者，诗歌就会死掉。

　　对一个诗人来说，必须保有聚焦和深挖的能力，使自己的目光不涣散，盯住本心不放，盯住我们迎面遭遇的根本问题不放。我们的写作才会从这个角度上突破瓶颈。也就是说，诗人必须与碎片化时代进行抗争与反击，通过诗，让人的神志重新凝聚起来。

　　《诗潮》在下一个十年要做的，仍然是把编辑部的墙壁打开：努力让杂志深度渗透到社会更多的单元和领域中去，更加介入人，更加介入现场，更加关注诗人的创造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