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两个字：热爱
　　回过头来看，这四十多年，我觉得自己主要做了三件事：写诗、编诗、教诗。
　　先说第一件事：写诗。
　　说起来，我觉得自己这辈子主要就是写了几首诗。
　　写了四十多年，怎么到头来只说写了几首诗？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一个诗人一生写过多少首诗，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能够留下一两首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一个诗人，不在于“著名”，而是人们记住你的几句诗。
　　《诗经》流传至今，也不过三百多篇。唐代诗人灿若群星，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但普通读者最熟悉、最常背诵的，往往还是《唐诗三百首》中的那些经典。当然，真正优秀的唐诗远不止三百首，但这至少说明一个道理：文学的价值，最终不取决于你写了多少，而取决于有多少诗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淘洗。李白被记住十多首，有的诗人有一两首。
　　新诗，比如艾青，被不断被重新阐释的，是《我爱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当然还有《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后三首有点长，从读者的角度，也许《黎明的通知》更入脑。徐志摩也是如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再别康桥》《沙扬娜拉》，还有《偶然》中那几句：“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戴望舒同样如此。《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当然，不能用几首代表作概括他们全部的文学贡献。一个诗人的艺术探索、语言创造和文学史意义，但活在读者记忆里，才是生命力的体现。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给世界的证词——杨克40年诗选》，应该很快就能拿到样书了。
　　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过一段话：“写诗，大多数是失败。很多尝试未能抵达预想的高度，很多语言在时间里显得笨拙、用力甚至多余。失败不是写作的偶然，而是它的常态——一次次被句子拒绝，一次次被现实打脸，仍旧回到桌前，仍愿意抬头，努力在语言里摸索向上的台阶。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人民》《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天河城广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夏时制》等，目前在公共空间里，还有一两首被阅读、传播，被一些读者知道。
　　但我也很清楚，一首诗今天有人读，并不意味着明天还会有人读；今天被人记住，也不意味着将来不会被遗忘。时间才是最严厉、也最公正的读者。
　　但愿多年以后，还有那么几句，被人阅读，被人质疑，被人偶然记起。
　　第二件事，是做了几十年的文学编辑，尤其是编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新诗年鉴》。年鉴我留待后面具体谈
　　第三件事，是诗歌教育。
　　这件事我也做了很多年。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小学生诗歌节，我已经连续十六届担任评委会主任。上百万小学生写了新诗或现代诗参赛。还有《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组织的全国中小学生征文活动，我也多次担任终评委。
　　小朋友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写作。比如姜二嫚“灯光把黑暗烫出一个洞。”比如一个学生写《给小河刷牙》：“老石桥下有一条小河/它没有名字/风叫它什么，它就应什么//从前它唱歌很好/，叮叮咚咚，像小石子丢进玻璃杯，/不知从哪天起/嘴角漂上了玻璃瓶/像长坏了牙/水草里缠着塑料袋，咕噜咕噜，说不出一句干净的话//再比如东莞一个小朋友写了《十厘米》:妈妈，我爱你/比爸爸多一点哟/多多少/十厘米/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肚皮上有一条十厘米的疤痕/而爸爸没有
　　这些年，我到过很多学校讲诗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可能有上百所。也不全是在学校的礼堂、教室里，有时是在儿童公园的榕树下，有时是在社区，在各种公共文化空间。
　　除了中小学生的诗歌教育，我曾经在广东财经大学（原广东商学院）讲授创意写作课程，一讲就是八年。后来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担任过两年创意写作中心主任。
　　诗教不只是培养诗人，更是培养具有诗性思维的人。在一棵树下，一群孩子围在一起，听你读一首诗，谈谈天上的云、树上的鸟、身边的生活，这也是诗教。
　　尤其是面对孩子，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教他们怎样写出一首形式漂亮的诗，更不是让他们都成为诗人。而是通过诗歌，让他们学会观察，学会想象，学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也学会理解别人。
　　一个孩子能够从一片树叶里发现美，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说出一种独特的感受，这就已经很有价值了。
　　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让每个孩子都成为诗人，而是让他们成为内心更丰富、感受力更健全的人。
　　我们中国人历来重视诗教。
　　孔子就非常重视诗歌。他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答：这首诗写于2006年，到今年正好二十年了。
　　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一代诗人，从八十年代以来写了几十年现代诗，很多作品都是写自我、写个人的内心世界。当然，这是一种重要的写作，个人经验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
　　但我觉得，诗人也应该有更广阔的精神视野。
　　比如美国诗人惠特曼写过《我听见美洲在歌唱》，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写过《祖国》，波兰音乐家肖邦创作过许多波兰舞曲。我曾在莱蒙托夫的故乡朗诵自己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而华沙街头的肖邦音乐长椅，更令人感慨。一按按钮，肖邦的旋律便在响起。肖邦一生漂泊，最终客死巴黎，而他的心脏被带回祖国波兰，安放在华沙圣十字教堂的一根石柱内。中国从屈原、杜甫到现代的艾青，无数诗人都写过家国情怀。这既是中国文学非常深厚的传统，也是世界文学共同的主题。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也应该写一首关于祖国的诗。
　　但这个题材很难写。一不小心就容易变成大话。诗歌最重要而艺术发现。
　　我找到了石榴这个意象。
　　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象征多子多福。中国很大，石榴在水果里也大、中国人口众多，石榴里面也有许多籽粒，这两者可以发现天然的联系。
　　而且，石榴外面是一个完整的果实，里面却有许多晶莹剔透的籽粒，彼此紧紧依偎，又各自独立。我由此联想到一个国家和无数普通人的关系。
　　我写这首诗时，特别希望做到一点：写石榴的每一句诗，同时也在写祖国。 不让两个形象相互映照，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意象。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2006年9月27日的《羊城晚报》。后来在中央电视台2008年新年新诗会上，由李修平、王世林朗诵，于2007年12月31日晚在央视一套播出。此后又有许多朗诵家、教师、学生、警察、服务员和普通读者不断朗诵、传播。特别是互联网和短视频兴起以后，它进入了更广泛的公共空间。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这首诗不仅在国内传播广泛，国外也不排斥。
　　比如美国俄克拉赫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英译诗集，以及瑞典等国家出版的诗集，外国诗人和翻译家在选译我的作品时，也都选择了这首《石榴》。埃及出版的我的阿拉伯语诗选，甚至直接以《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作为整本诗集的书名。
　　这说明，虽然石榴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意味，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故土的感情，是不同国家的读者都能够理解的。
　　至于为什么它成为我传播最广的一首诗，我想，一方面是因为石榴这个意象既有中国文化传统，又具体可感；另一方面，它把家国情怀表达得比较自然，让普通读者也容易产生共鸣。
　　当然，传播最广，并不等于艺术成就一定最高。 一首诗最终能够留下来多久，还要交给时间检验。。
　　答：我几乎一辈子都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编文学刊物，也编过不少选本。《〈他们〉10年诗歌选》（与小海合编） 《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朦胧诗选》（中国文库第四辑，与陈亮合编） 《60年中国青春诗歌经典》《给孩子的100首新诗》《民间诗刊档案》等。其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中国新诗年鉴》。
　　从1998年到2019年，连续二十多年，年复一年地选诗、编诗、整理资料。这个工作非常琐碎，也很辛苦，但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
　　因为一个时代的诗歌，不只是由几个著名诗人的代表作构成的。它还包括许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探索，包括那些当时没有名气、后来可能被文学史重新发现的诗人。年鉴的第一卷，20多年都是推荐新人，名单不重复。它是第一本收民刊诗歌的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是第一本收网络诗歌的出版物。《中国新诗年鉴》不仅要选出每一年度的好诗，还要呈现中国新诗在不同年度的变化与流变。 它既是诗歌选本，也应该具有诗歌史的文献价值。
　　编选标准也在不断调整，但有一条始终没有改变，就是强调中国经验，关注黎民苍生，也就是民间立场。
　　中国新诗应该扎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表达中国人的生存经验、精神处境和情感世界。特别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那些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应该成为诗歌的重要内容。
　　当然，不同时期，我在艺术上也有所侧重。
　　九十年代末，诗坛深度意象写作比较多，有些诗歌意象繁复，语言晦涩，甚至有故弄玄虚的倾向。所以在早期的年鉴编选中，我比较强调简洁、有力的语言，重视鲜活、直接的口语表达。
　　但后来，口语诗逐渐流行，又出现了口语泛化甚至口水化的问题。有些作品只是把日常说话分行排列，缺乏必要的艺术提炼和诗意。因此，我在后来的编选中，对口语化写作也有所限制，更加注意那些意象鲜明、语言凝练、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还有一点值得说说。二十多年，《中国新诗年鉴》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支持，通过市场发行，发行量从最初的两万二千册，到最后4千册，没有向国家申请过一分钱扶持经费。
　　在中国，文学刊物、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获得公共经费支持，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有其必要性。但一部民间编选的诗歌年鉴，能够连续坚持二十多年，靠社会支持和市场力量走下来，我觉得还是不容易的。
　　几十年以后，当有人想了解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诗人写了些什么，关心什么，怎样感受和表达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他可以翻开这些年鉴。
　　哪怕其中有些作品将来未必被认为是经典，它们也是这个时代诗歌现场的一部分。
　　顺便补充一句，我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来担任过第九届、第十届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虽然任过这些职务，但我个人的诗歌创作、出版和翻译，没有获得过中国作协一分钱国家扶持经费。
　　这不是说文学创作不应该得到国家支持，恰恰相反，公共文化事业需要支持。我只是觉得，文学创作首先是诗人自己的事情。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把一些事情做下来，也很欣慰。
　　写诗，编诗，教诗。做了这三件事。夫复何求！
　　答：这些年，我的诗歌在美国、英国、西班牙、瑞典、日本、埃及等十多个国家出版了外语诗集，还有不少作品被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不只是语言问题，还有文学观念的问题。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诗歌要走向世界，就要尽量写得国际化，少一点中国特有的东西。我恰恰觉得，中国诗歌要走向世界，首先要写出真正属于中国的独特经验。
　　比如《天河城广场》这是中国第一家把商场叫做广场之地。《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写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个迅速工业化的城市里，一小块稻田所引发的感受。它背后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共同面对的处境。外国读者未必去过东莞，但他们能够理解这种变化带来的复杂情感。
　　这说明，中国现场性与世界性并不矛盾。越是深入自己的土地，越有可能抵达人类共同的经验。
　　第二个问题，是翻译，而且我觉得翻译非常重要。
　　诗歌可能是最难翻译的文学体裁之一。小说翻译出来，人物和故事大体还在，但诗歌的节奏、声音、语感、双关和文化意味，在另一种语言中很容易流失。
　　所以，好的诗歌翻译，不只是准确传达原意，还要让它在另一种语言中重新成为一首诗。
　　我特别看重母语译者，尤其是由目标语言的优秀诗人参与翻译。比如翻译成英语，最好有优秀的英语母语诗人参与；翻译成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也应该充分发挥这些语言的母语诗人的作用。
　　因为一个人即使中文水平很高，也未必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写出真正有诗意的作品。诗歌翻译不仅需要理解原作，还需要在目标语言中进行艺术再创造。
　　我曾经在韩国的一次文学交流活动中谈到，汉语是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语言之一。为什么这么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语具有一种独特的模糊性。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新闻标题既可以写“中国女排大胜日本女排”，也可以写“中国女排大败日本女排”。一个是“大胜”，一个是“大败”，看上去意思完全相反，但表达的却是同一个结果：中国队赢了。它可以说明，汉语的表达方式非常灵活。
　　我自己的诗歌翻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四合院从容入梦。”汉语中的“四合院”不需要标明所属关系，而译成意大利语时，译者会追问：是我的四合院、他的四合院，还是大家的四合院？他们有单数复数等区别。再比如“风中的北京”。我们中国人一读，马上就能感觉到一种画面，一种氛围。至于是什么风，并不重要。可能是春风，也可能是秋风；可能是微风，也可能是狂风。但是翻译时，外国译者可能会追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风？因为词不同。
　　第三个问题，是翻译出版与真正被外国读者接受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今天中国诗歌被翻译成外语的作品越来越多，海外出版的诗集、举办的诗歌活动也越来越多。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被翻译，不等于被阅读；在国外出版，不等于被外国读者广泛接受。
　　一本中国诗集在国外出版了，可能主要还是在文学圈、大学或者诗人之间流通。它究竟有多少普通外国读者？有没有进入当地的主流文学阅读生活？有没有产生持续的影响？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
　　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翻译、出版和传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莎士比亚，包括聂鲁达、惠特曼、泰戈尔等诗人，包括当代诗人，已经成为中国文学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不仅被专业研究者阅读，也被一代又一代普通中国读者熟悉。
　　但是，中国当代诗歌在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距离这样的接受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诗歌本来就是世界诗歌的一部分，从来不在世界文学之外。我们今天所说的“走向世界”，真正要解决的，是如何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进入不同国家读者的阅读生活。
　　我觉得，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上的真正传播和接受，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答：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非常快。现在让AI写一首诗，有些作品甚至写得相当不错。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诗人，就否认技术的进步。
　　过去我们认为诗歌是人类独有的精神创造，现在看来，至少在语言技巧、知识整合和形式模仿上，AI已经表现出很强的能力。现在的AI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再过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的能力可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
　　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的体力。汽车、摩托车、高铁、飞机，都比人跑得快得多；起重机、吊车能够举起人根本举不动的重量。机器在速度、力量等方面早就超越了人类。
　　可能是一次更深刻的革命：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的体力，人工智能则正在解放人的智力。
　　未来，AI很可能在越来越多的智力活动中超过普通人，文学创作也未必例外。
　　我不认为AI会简单地、完全地取代诗人，更大的可能是，人机合作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方式。
　　我写过一首诗，《2038年最后一个碳基诗人的回望》。我甚至想过，我们这一代诗人，会不会就是最后一代主要依靠自身大脑和生命经验、独立完成写作的碳基诗人？未来的诗歌创作，会不会越来越多地转向人机合作，甚至由人和AI共同完成？
　　人机合作并不意味着将来所有人写出来的诗都一样。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深度、审美趣味和创造力都不相同。即使大家使用的是同一个AI，给它提供的素材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对语言的要求不同，反复修改和选择的能力不同，最后产生的作品也一定不同。
　　有的人只会给AI一个简单的指令，有的人却可能把自己几十年的生命体验、复杂的思想、独特的意象和艺术构思输入进去，经过无数次交流、筛选、修改，最终创造出新的诗歌。
　　同样一个AI，在不同人手里，产生的作品也不会一样。
　　未来如果AI写诗越来越普遍，是不是就没有纯粹由人完成的诗歌创作了呢？
　　还是拿工业革命来打比方。汽车、高铁、飞机早就比人跑得快了，但我们今天依然举办奥运会，依然要比赛谁跑得最快，谁跳得最高，谁举重举得最多。因为我们欣赏的不仅仅是速度和力量的结果，还欣赏人类自身对身体极限的挑战。
　　一辆汽车跑得再快，也不能代替一个百米冠军的价值。一台起重机能够吊起几十吨重物，也不会让举重运动失去意义。大量文学作品将通过人机合作完成，甚至出现主要由AI生成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完全不用AI、只凭人自身的感受、记忆、想象和语言能力完成的写作，也依然有自己的价值。
　　将来我们甚至可以像举办体育比赛一样，举办纯粹的人类写作比赛。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不使用AI，不借助任何智能写作工具，只依靠自己的大脑和语言能力进行创作。就像今天的运动员不借助汽车比赛跑步一样。
　　机器超越人的某种能力，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要放弃展示和发展这种能力。
　　因此，我认为未来的诗歌创作可能会形成两种并存的状态：一种是人机合作，另一种是纯粹的人类写作。它们不一定互相排斥，也不必非要分出谁高谁低。
　　这又让我想到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诗歌一定要有明确的作者吗？诗歌的价值究竟取决于作者是谁，还是作品本身写得好不好？
　　我们今天习惯了每首诗都有署名，习惯了讨论一首诗是谁写的。但在人类漫长的诗歌史上，大量杰出的诗歌其实没有明确的作者。
　　比如《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世界各民族的民歌、口头流传的古老歌谣，还有一些伟大的民族史诗，包括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都是经过漫长的口头传承、集体创造和不断加工形成的。我们很难确定它们最初的作者是谁，也很难把它们归功于某一个人。
　　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成为人类文学史上的经典。
　　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流传几百年、几千年？并不是因为作者有多大的名气，而是因为作品本身有生命力，能够打动一代又一代人。
　　几十年以后，人们再编一本《中国新诗年鉴》或者《世界新诗年鉴》，会不会已经不需要首先区分哪些诗是人写的，哪些诗是AI写的，哪些诗是人机合作完成的？
　　编选者面对成千上万首作品，最重要的标准可能只有一个：哪首诗真正写得好，哪首诗具有独特的想象力、语言创造力和艺术感染力，哪首诗值得留下来。
　　就像二千年前编选《诗经》，或者今天欣赏古老的民间歌谣，不会因为不知道作者是谁，就否定它们的文学价值。
　　未来最好的诗歌选本，也许既有人类独立创作的作品，也有人机合作的作品，甚至有AI独立生成的作品。它们在同一本书里接受审美的检验，而不是先按照创作者的身份划分高低。
　　当然，从版权、学术研究、文学史记录和创作伦理的角度，作品的来源、作者身份以及AI参与程度，仍然应该如实交代。这与从审美上判断一首诗是否优秀，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觉得，诗歌最终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
　　我们这一代诗人，可能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交界点上：既经历了主要依靠人类自身经验和才华的传统写作时代，又亲眼看见人工智能开始进入文学创造。
　　说到短视频，我觉得它给诗歌带来了新的传播机会。
　　过去一首诗发表在文学刊物上，读者相对有限。现在通过朗诵和短视频，可以传播给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人。我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也是新媒体诗歌传播的受益者。
　　但我们必须区分传播价值和艺术价值。
　　流量不等于质量，传播得广不等于艺术成就高。
　　有些诗适合朗诵、适合短视频传播，有些诗则需要安静地阅读、反复体会。文学不应该只有一种传播方式，更不能完全迎合流量。
　　至于诗歌会不会被边缘化，我并不悲观。
　　诗歌在历史上也并非始终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但它一直存在。因为人类始终需要表达爱情、孤独、痛苦、希望，需要通过艺术理解自己和世界。
　　诗歌不一定要站在时代的中心，但应该有能力抵达时代的深处。
　　我觉得未来的诗歌，不必拒绝AI，也不必盲目崇拜AI。新的技术可能改变诗歌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甚至改变我们对作者的理解，但艺术创造的价值不会因此消失。
　　无论它怎样产生，一首真正优秀的诗，最终还是要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追加的三道问题
　　答：
　　我觉得宏大情怀和平凡日常，其实并不矛盾，也不需要刻意去平衡。
　　因为所谓时代、历史、国家，最终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构成的。宏大不是日常的对立面，宏大就存在于无数平凡的日常之中。
　　比如我写《人民》。人民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词，人民是一个个有姓名、有职业、有喜怒哀乐、有各自命运的普通人。
　　所以我希望把“人民”这个宏大的词，还原为具体的人。
　　所以我一直比较强调诗歌的及物性，就是诗歌要和具体的事物、真实的生活发生联系。当然，及物不是简单地描写一件东西，而是从中发现新的意义。
　　母爱是文学中一个非常大的主题，
　　我写过一首很短的诗，叫《担忧》，写的就是我母亲具体的一件真事。
　　我母亲去年十二月去世了，享年94岁10个月。
　　她88岁的时候摔过一跤，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此后行动很不方便，在家里走路都需要扶着助行架。全家人最担心的，就是她再次摔倒。
　　有一次我回家住，半夜突然听见响动，睁眼一看，母亲竟然一手扶着助行架，一手拖着一张椅子，一点一点挪到了我的床头。
　　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她这半夜过来干什么？万一摔倒怎么办？
　　结果母亲说了一句话：“我怕你睡着从床上掉下来。”
　　在子女眼里，母亲已经老了，但在母亲眼里，无论儿子多大年纪，始终还是她的孩子。
　　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也可能包含深刻的人生体验。
　　比如前些天，我养的两只牡丹鹦鹉，因为忘记关鸟笼的门，突然飞走了。我站在空鸟笼前，看见食盒里的小米还在，水也还清澈，但那两只鸟已经不见了。
　　我由此写了一首《空笼》。
　　这件事很小，却让我想到自由、失去，以及人和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好诗不在于题材大还是小，而在于有没有独特的发现、真实的感受和艺术创造。
　　写祖国，不一定比写一只鸟更宏大；写一只鸟，也未必不能触及生命中最深刻的问题。
　　真正的宏大，不是把事物写得多么巨大，而是能够从一个微小的生命、一件平凡的事物里，看见辽阔的世界。
　 答：我不太愿意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对年轻诗人讲太多大道理。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愿意听前辈讲大道理。（笑）
　　而且，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年轻人不断突破前人的结果。如果我们当年完全按照上一代人的方式写诗，也就不会有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种种探索。
　　所以，我首先希望年轻诗人有一点不安分的精神，敢于怀疑，敢于探索，敢于形成自己的艺术判断。
　　文学需要继承传统，但真正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往往是那些不满足于传统的人。
　　第二，要多读书，也要多接触现实生活。
　　读中国诗，也读外国诗；读诗，也读杂书。只有知道前人已经写到了哪里，才可能知道自己还能往哪里走。
　　但诗人不能只生活在文学圈子里。社会的变化、普通人的命运、个人的爱情与困惑，都是诗歌的源泉。
　　诗歌不是通往成功的捷径，而是一种值得终身保持的精神生活。
　　一句话：眼睛往低处看，灵魂在枝上飞。
　　答：难忘的是一些很偶然的生活经历。
　　比如我写《夏时制》，就源于一件很荒诞、也很有意思的小事。
　　我先背一下这首诗，我早年写的诗好些能背下，近年的都不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曾经实行过夏时制，把钟表拨快一个小时。
　　我从南宁去北海市，要坐长途班车。车站说早上七点发车，我想，实行夏时制，七点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六点，所以提前赶到了车站。
　　没想到，车站却不按夏时制，而是按原来的时间发车。
　　等我返程的时候，车站又按夏时制发车，害得我差一点误车。
　　我当时觉得太奇妙了，也太荒诞了。同样是七点钟，去的时候是一种时间，回来的时候又是另一种时间。时间本来是人类用来建立秩序的，结果一种时间制度，反而制造了混乱。
　　我从这种日常生活的错位中，感受到一种荒诞的诗意，于是在回程班车上写了《夏时制》。
　　夏时制
　　火车提前开走
　　少女提前成熟
　　插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提前吹灭
　　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白刀子提前进去
　　红刀子提前出来
　　只是孵房的小鸡拒绝出壳
　　只是入夜时分
　　月光不白
　　马路上晨跑的写实作家
　　在本来无车的时刻
　　被头班车撞死 理解了
　　黑色幽默和荒诞派
　　老地点老时间赴约会的小伙
　　从此遇上另一个女孩
　　躺在火葬场的死者
　　享年徒有虚名
　　莫名其妙被窃走一小时阳光空气
　　一个个目瞪口呆
　　时间是公正的么？

　　为什么写作家，各种人都有可能在以前无车现在来车的时间出事故，可写其他行业，人家会生气。
　　很多年以后，我到挪威参加诗歌活动，在一个小岛上朗诵。朗诵的地方是一座几十年前建造的老电影院，木头房子，墙也是大圆木一根根摞起来的，很有年代感。
　　有一位挪威读者，专门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赶来听我的诗歌朗诵。
　　他告诉我，他之所以赶这么远的路，就是因为特别喜欢我的《夏时制》。外语翻译为夏天变化的时间
　　这件事让我很感动，也觉得很奇妙。
　　当年中国一个长途汽车站发生的小小的时间错位，竟然在多年以后，打动了遥远北欧的一位读者。
　　这也让我更加相信，诗歌的生命往往超出作者自己的想象。
　　我还想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参加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那次诗歌节来了世界各地一百二十多位诗人，我有幸成为开幕式上朗诵的九位诗人之一。让我特别震撼的是，那场诗歌朗诵并不是政府组织群众来听的，而是市民自发参加的。现场竟然有七八千人！
　　你想想，七八千人聚在一起，不是看演唱会，不是看足球比赛，而是听诗歌朗诵。而且整场朗诵持续了九个小时。
　　朗诵进行一个多小时后，主持人突然宣布了一件事：一位外国诗人的钱包被偷了。麻烦的是，钱包里还有他的护照。没有护照，他就很难顺利回国。
　　主持人对现场的观众说，这位诗人远道而来，是我们的客人。人家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希望拿走钱包的人能够把它还回来。
　　说完，诗歌朗诵继续进行。又过了一两个小时，主持人再次走上舞台，向大家宣布：
　　钱包还回来了！
　　诗歌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它也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联系。
　　诗人知道一首诗从哪里出发，却永远不知道它最终能够抵达哪里。
　　这可能就是我写了四十多年诗，仍然对诗歌保持好奇和热爱的原因。
　　答：写作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只希望还能写出一两首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有关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