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发展与市场经济浪潮相遇时，诗歌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性文学样式，却显得并不火热，而是随潮水的冲击逐渐被边缘化，承受转型期的痛苦。当然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有诗歌文学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文学环境影响的原因，需要理性、客观地分析。自90年代以来，诗歌文学的创作规模、诗人群体都不断发展壮大，诗歌接受与传播的媒介也在不断扩展，但是发展的力度远在小说、戏剧等文体之下，因此对高质量、经典性和富于开创性优秀诗歌的追求与挖掘，则成为当下学术界亟待突破诗歌文学较之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优势趋弱的一个问题。诗歌文学作为文学生态的一种重要组成，理应对其发展的复杂性有清醒认识，并努力实现较大力度的转变与突破。新世纪以来，在当代诗坛上，陆健的诗歌创作有意在诗歌的高质量、经典性和开创性方面作出独到的思考与实践，他的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值得探究的诗歌生态现象也引起了论者的极大关注。
　　随着人们对文学生态的关注，生态批评成为一种较为火热的批评角度广泛为研究者的视野所收揽。生态批评始于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威廉?鲁克特于1978年在其《文学与生态》一文中提出，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以鲁枢元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他们将生态批评看作是一种跨界或跨学科的批评视角进行文学研究。那么，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待陆健的诗歌创作，当然也是一种或有作为的选择。如果把陆健的创作看作一个生态圈的话，在这个生态圈里呈现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诗歌写作，而是一种满含着诗歌机趣的磁场写作。“机趣”一词源自清代李渔的戏曲著作《闲情偶寄》词曲部之中的《词采第二》这一部分，李渔将其命名为“重机趣”，是对古代戏曲创作、戏曲表演、戏曲传播等方面的精妙思考，也历来为研究者再解读、再阐释，以求贴近李渔“机趣”观念的本真内涵。在《闲情偶寄》的词曲部里，出自《结构第二》的“重机趣”一章李渔讲到：“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①可见，李渔这里主要是就传奇而谈自己的戏曲理论观念的。实际上李渔的“机趣”承传中国古典传统美学中诗、画艺术对“趣”这一审美特征的认同，在他的理解和运用之中又并不这么简单，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推衍。徐寿凯在《李笠翁曲话注释》中从戏曲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机趣”：“机者,传奇之精神,按照文中叙述,即语言之间的内部联系,也就是把各段曲文所反映的生活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贯穿线”；“趣者,传奇之风致,这风致,按照文中的叙述,即戏曲语言的外部风貌,也就是要求戏曲语言富于人情味和趣味性。”②杜书瀛给李渔的《闲情偶寄》作评注时，认为李渔的“机趣”更侧重于用智慧把人逗笑这样的意味，因此他提出观点，即机趣就是智慧的笑。杜书这样解读“机趣”：“我宁愿把‘机’看作是机智、智慧，把趣看作是风趣、趣味、笑”。③这与从曲辞角度将“机趣”解读为“具有机巧、生动、幽默、风趣的语言艺术”④不谋而合。
　　艺术的相通性使得不同体裁门类文体之间的交流有了突破隔阂的桥梁。在戏曲和诗歌之间也不例外。陆健的诗歌创作，恰恰也表现出了他的独特性，即诗歌机趣。这种机趣和杜书对李渔《闲情偶寄》中“机趣”的解读表现出一种合理的一致性，也正是这种“机趣”精髓上合理的一致性，突破了戏曲和诗歌两种文体之间的隔阂，在李渔和陆健之间实现了一种古典与现代的艺术对话，结下了一段值得探究的艺术情缘。
　　一、新型诗歌文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