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新诗坛出现过许多思潮，也出现过自认或公认的流派诗歌群体，如“朦胧派诗群”、“新现实主义诗群”、“他们诗群”、“非非主义诗群”、“莽汉主义诗群”、“园明圆诗群”、“神性写作诗群”、“新乡土诗派诗群”、“知识分子写作诗群”、“民间写作诗群”、“第三条道路写作诗群”、“下半身诗群”以及“中间代诗群”再及许许多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诗群。如果我们仅从这些诗群中寻找陆健的名字是很难找到的。但陆健、陆健的诗以及陆健诗的影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着。在一次“陆健诗歌创作研讨会”上，诗人叶延滨指出，“陆健的诗歌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因为陆健在当代诗歌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30年，在诸多的风潮、流派中保持了自己的创作的个性……在各个风潮中不同的领军人物逐渐消失的时候，陆健仍然占据着他自己的位置。”叶延滨的这段话说于2007年5月10日上午，时间已经又流逝了五年，叶延滨对陆健的评价依然准确、深刻。而陆健五年之后呈献给诗坛的新诗集《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则更进一步强化了叶延滨这段话的价值与意义。
　　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陆健诗歌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据我所知，最早的评价文章是刘士林写的对陆健诗歌的欣赏性文章《我歌此诗闻者愁》（1985年《文艺百家报》），接下来是由我写的对陆健早期诗作的综合评价文字，题目是《人的力量，心的灵视》（1985年《奔流》杂志）。陆健的名作《名城与门》出版后，著名诗歌评论家沈奇写过一篇对陆健来说特别有价值的文章，题目叫作《诗城独门》，这是对陆健诗集《名城与门》的评价，也是对陆健诗歌创作的评价。另一位法门独到的诗评家杨吉哲1992年对陆健的长诗创作有过一篇题为《论陆健的长诗创作》的长文，对陆健的“以外国历史人物、事件为题材”的长诗系列《日内瓦的太阳》进行综合研究，认为陆健不仅“把我们拖向了时间深处，拖向物质力量和生命意识的角斗场中，让我们看到一幕前所未有的戏剧”，同时这些长诗也呈现出作者“杰出的陈述”能力。此后，在陆健的四本纪实性诗作出版之后，中国传媒大学于2007年召开陆健诗歌创作研讨会，会议发布研讨会纪要（见2007年5月《文艺报》），认为“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诗歌现象’”。会上，屠岸、叶延滨、李小雨、唐晓渡、周月亮、王燕生、林莽、张清华、朱先树、何晓兵、徐刚等诸位诗人、评论家、教授都对陆健的诗表达了看法，认为陆健是一位“不可复制的诗人”。据我所知，对陆健诗创作的评价文章远不止这些（其中部分文章见诸篇幅达172000字的陆健诗歌研究专著，1997年2月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关于一个诗人》）。我在这里转述不同时期的评论家对陆健诗的评价，只是想借此提出问题：作为一种“现象”存在的陆健，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现象”呢？
　　“诗城独门”、“不可复制的诗人”、“一个值得研究的诗歌现象”，这样的评论分别出自诗人、诗歌评论家沈奇、匡满和叶延滨先生之口，亦应是诸多诗人和评论家对陆健的共有认识。那么，陆健能够成为三十年来中国诗坛的一种特殊“现象”，又具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性和可资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呢？这里，我想借用李犁在其论文《救诗与救世：陆健诗歌的写作动机和价值》（见2012年7月版《诗林》杂志）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认识。他说：“陆健诗歌写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原来诗歌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