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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精神疆域到底应该有多辽远?——诗人评论家郭守先印象


  导读:诗人郭守先的诉说与诘问是真诚的,悲怆、无奈,却又不肯妥协,时间久了,这样的书写也就成了“独语式”的创作。这种情形有点像鲁迅先生在写作散文诗《野草》时的复杂心绪——内心积郁颇多,却无排遣之道,只好逼视内心,向更深的哲思层面掘进。当然,鲁迅先生最终从这部散文诗集中拿出了“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而诗人郭守先则将诘问化作了慰藉心灵的自嘲和抒情,又在抒情中重新燃起理想的火苗,用以烛照自我和他组建的精神部落——高大陆七棵树。

诗人评论家郭守先近照
 
        郭守先出生于乐都湟水南滨的农耕之家,这个县区是海东农耕地区的精华,毗邻甘肃,历史上即以文化繁盛、才俊辈出著称,是青海省公认的文化大县。
        在这片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土地上,孕育出几位出色的文人或艺术家,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即当下而言,郭守先在诗歌写作和文学评论方面创作勤奋,成绩斐然,吸引了省内外文学界关注和肯定,可称本土新世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评论家。
        郭守先从少年时期痴迷于文学,高中时期即纠集了一干同学,创办了“湟水文学社”,铁笔蜡板,出版了《湟水滨》数十期。在文学河流中稚拙的试水,拍打出的声浪,被记录在了地方文学史册页里。上班工作也没有隔离和文字的缘分,也曾以文学专长被借调到省地税局主办《青海税报》达七年之久。
        如果说少年时期的舞文弄墨不乏青春期的萌动,那么穷极几十年的坚守,就有着宗教皈依般的虔诚和执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文学视为生命的托嘱和精神的信仰。
        大学中专毕业之后撒落在省内外各地的同窗文友们,大多都没能延续文学创作,不少当年志同道合的文朋诗友被裹带进了官场商海,其中也不乏成功者,在主席台浮华的聚光灯下暗自庆幸命运的眷顾,或者是在商场的觥筹交错中顾盼自雄。而郭守先一直坚持了下来,三十多年的文学旅途跋涉,留下了《天堂之外》《税旅人文》《鲁院日记》等作品。虽然伺弄文字的时间长度或者码字的高度并不能直接佐证作家的文学成就,但起码标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疆界。
        我个人以为,文学至少有一个好处,一个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人至少比起凡庸之辈,有着独立而坚固的价值体认,从而在精神上始终贯穿着拒绝被世俗同化的自觉。
        拒绝被世俗同化,就难免被视为异类,郭守先也曾有被单位同事视为异类的阅历,主要缘由还是在于始终以真性情、真面目示人,保持识见的独立,不趋红踩黑、随声附和。体制内一个个身边熟悉的朋友同事,或在堂皇的办公楼里行色匆匆进进出出,或坐在豪车的舷窗里面赶赴会议,或在华灯初上的奢华酒局中小心酬酢,一个服从于内心写作的作家自然无心恋栈这样虚薄的荣耀,还须耐得住孤独,守望在寂静的书斋里读书写作,与热闹浮华保持一点距离。
        作为文友我曾与郭守先有过无数次探讨,我们皓首穷经跟这些方块字较劲,写作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话题也及于当下文学出版物的数量达到了空前,但是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并不多。就一般的情形而言,诗歌大抵已经异化为自娱自慰的工具,长期仆从于物役遮蔽的精神视野,个性意识渐次萎顿的作品甫一出炉往往被评论家所诟病,心无旁骛秉持纯粹精神价值追求的写作者并不算多等情状中,保持纯粹的文学追求尤为难得。
        写作的最低动机应该服从于内心的需要,但仅仅保留个人的此项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尤其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更应该关注公共秩序和历史性事件,背负为生活苦难的人群呼号的天赋义务,嗣存冀望擦亮社会良知的清醒。郭守先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和评论家,他心中的文学之灯,不光跳动着照亮自己内心的烛火,也升腾着照亮世间黑暗甬道的光焰。
        近年来,郭守先对于文学创作的思考渐次深入,文学创作的方向有所拓展,由诗歌创作逐渐偏倾文学评论,如果将早年写就的几百首诗歌比拟为文学之路上跋涉的一个个脚印,那么近几年结集付梓的评论集《士人脉象》、文论专著《剑胆诗魂》不妨比喻为在更加宽阔的文学领地上的一遍遍逡巡,特别是《剑胆诗魂》对文学道统的梳理归纳鉴纳古今、博采东西,用心之专、用力之深令人敬佩,以现代性人文精神作为精神构架的专著已然有独到之处且自成体系,不过它的意义目前尚没能完全彰显。
        也许,只有当喧嚣的尘埃落定、浮华褪尽时,后来者才能掂量出真诚而执著的诗人一行行精心码放的文字到底具有多少分量,也许只有在时间将我们交还给大地的时候,大地能够甄别诗人高贵的灵魂。从内心走向历史,由诗人嬗变为评论家,一个诗人的精神疆域有多辽远,它探索的脚步就能抵达多远。
        生活中的郭守先是极为传统的一个人,除了体育锻炼的爱好,时下风行喝酒、麻将这些消磨金钱与精力的嗜好与他无缘,他早在不惑之年就已息心仕路商海,专心于文学之路的远足,跻身体制不攀附权贵,行走文场不痴迷红颜,自爱羽毛的持守,似乎与世俗保持着一点距离,近于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一如既往地证明着一个文人的自律。
 
2020年11月15日于鸦巢灯下
 
作者简介:谢彭臻,1968年生,青海乐都人。高大陆七棵树部落发起人之一,现任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海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郭世清书画院副院长,著有诗集《鸦巢诗草》等。
 
附录:1
高大陆七棵树部落【组诗】
                                郭守先   
 
走访金银滩
 
没有见到高原圣湖
也没有看到萨耶卓玛
从省垣21楼下来
接地气的子民
就已经被碧绿的原上草
火红的西海情   醉倒
 
风穿过枝桠和臂膀
把七棵树的声浪
传递给环湖八族
狼毫    力透纸背
高大陆的墨晕芬芳了
达玉部落酋长的接待室 
 
谁还奢望把肖像和签名镌刻在
人类抵抗死亡的诗歌墙
或纪念碑上
生活只迷恋触手可及的幸福  
贴近金银滩
有人把两弹元勋冷落的格桑花
抱了又抱   亲了又亲

“V”旗与经幡共舞
蓝天、白塔和绿草间的蒙古包
共同见证了部族的激情与蓬勃
糌粑、羊排和青稞酒
滚动草原的气息
那些搁浅在车流里的诗情
开始燃烧  
 
春天记事
 
乍暖还寒  雪从蛇年的冬天扑来
企图收复所有的失地 
惶恐的行人用口罩封堵了嘴巴
节日的广场不再有街舞   震撼耳目
只有凌空炫目的龙马灯  寂寞地
守护着焊接者溅落水泥地坪的梦
 
然而  春风行进的脚步无法阻挡
她翻过马长垣的烟囱和屋脊
无所顾忌地撩起了塬上狗妈妈们
五颜六色的裙裾  义无反顾地
吹醒了下川口酣睡枝头的桃花
 
这个春天   吃了夜草的马
在槽枥间起卧不宁
这个春天   野马的啸鸣
冻成了悬岩上的冰柱
这个春天   封山育林多年的朋友
发来喜得贵子晋升为父的消息
 
秋日纪实
 
多雨  不晓得是哪一篇檄文
惹恼了老天爷   前程泥泞已成定局
心从锦绣广场一直凉到了长宁路口
景阳橙色的树莓     火红的枫叶
方才使我感到了民间的温暖
 
在桥头镇收获一段浪漫的爱情
那只是诗人面对美女的自欺和笑谈
但V旗一定要挺举
把自由的种子播撒到
生命能够抵达的峰壑   义不容辞
 
沿着四方古城开凿的大道驰骋
部族将旗帜插到了鹞子沟腹地
广惠寺的探春  老爷山的刺梅
携手在这个秋日再度绽放
烛光、诗歌和葫芦丝欢快的乐曲
满溢了夜幕下的祁连山南麓
 
贵德沙龙
 
硕果盈枝。笔耕的人们
历经春风夏雨的挫磨
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青海金葫芦为我们
《打跳欢歌》
亚洲四小龙为我们
《扬鞭催马》
阳刚之气  开始
从河阴的古柳街漫溢
 
联袂绘写的石竹图
雪花般落满了千姿湖的草甸
墨韵穿过大佛寺的檐廊
不觉间染黑了玉皇阁的天光
水车停摆聆听处
喝过威士忌和人头马的诗人
谈着比贵德更贵的道
做着比长河还长的梦
我猜想  从此后
黄河少女一定会移情别恋
 
仙米遐思
 
谁说这里是世外桃源?
古寺廊壁上斑驳的墨迹
还在训治
21世纪的阳山柏和华热巴
谁有闲心聆听达摩禅音?
 
高朋都在“宁静致远”
有人等待皎洁的下弦月出门
同去新建的水上公园拍录松涛
失望。诗点燃不了的激情
酒也无能为力
舞池边只剩下诗人迷茫的眼
 
夜色覆没了聚阳沟燃烧的枫叶
不让带火种进山
不能带火种进山
生米如何才能煮成熟饭?
谁忍心让火焰在骨头里窒息?
    
 
作者简介:郭守先,1969年生,青海乐都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历任《青海税报》编辑部主任、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高大陆》文化经济季刊主编、海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著有诗集《天堂之外》、文集《税旅人文》、评论集《士人脉象》、随笔集《鲁院日记》、文论专著《剑胆诗魂》等。作品曾获第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三届全国专家博客笔会优秀奖、第二届青海文艺评论奖等。
 
 
附录2
     独语者的诘问与抒情
  ——郭守先诗歌简评
       
  刘大伟

        在青海文坛,郭守先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者,其犀利明快、敢于直言的评论风格为同行所称道,特别是其提倡的“锐语写作”理念显现了“挖开当下写作中的诸多病症”,进而“提供相应诊治药方”的远大抱负。正如评论家刘晓林所言——这种无机心俗虑,竭力撕开因袭惯性帷幕,刺破矫饰伪装的言说姿态,在文风偏重于温和稳健的青海评论界,确乎显示了一种特立独行的品质。可以说,开阔、雄辩和理性等关键词塑造了郭守先作为评论家的主要身份。然而,熟悉他的文友们也会发现,在其率性敢言的形象之中,还隐藏着一颗感性而又执拗的诗心,说到底——郭守先还是一位具有较高辨识度的诗人,只不过近年来,他在文学评论方面表现出的声势逐渐“遮蔽”了其诗歌创作才华,因而他不止一次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诗人身份,并认为好的诗歌可以做到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结合,同时也符合普遍的人性,可以穿越时空的局限而产生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
        可以这样认为,尽管郭守先在文学评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业内评价也比较高,但他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相较于“锐语”式的评论写作,或许“隐语”式的诗歌创作更加贴合他的内心——犹如犁完麦地大汗淋漓的农夫回到庄廓,一边磕掉鞋帮上的新鲜泥土,一边站在灯盏的光晕里从衣兜内捧出黄澄澄的蕨麻——可能连妻子都不甚明了他的喜悦,但他确信自己已经回到了精神的“后花园”,诗歌的“情人”已在那里顾盼多时。依照这样的逻辑分析,可以进一步确认,文学评论的写作应该是郭守先展现其文学观点、塑造社会形象的有效方式,其中既有内在的积极的表达冲动,又有被动的“不得不说”的无奈之举,而诗人角色的回归,显然是他“把自己还给自己”的重要途径。在这个“后花园”里,他可以悲喜交加,可以喃喃自语,可以拧干“苦水”,望见灿烂星河。
        显然,在评论文章中能够做到汪洋恣肆、舒展快意的郭守先在回到诗歌的“后花园”后,显现出了感时伤怀和欲言又止的复杂境况。面对现代文明对传统世界的渗透与松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错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峙,面对生活砧板上挣扎的灵魂和文学长路上的艰难跋涉者,面对自我内心的一次次进与退的博弈,面对高声呐喊却又无人回应的纯情、深情与薄情……诗人顿然失去了作为批评家的豪迈和犀利,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慨叹和忧愤,他一遍遍擦拭着诗歌的初心,一次次进行着灵魂的诉说和诘问。

天堂里的聚会缺席的还有谁/来/干一杯/我是上帝饮剩的那壶残酒/不能祭祖/不能为勇者壮行/就让我化做你两腮的红云/擦亮上帝的眼睛(《我是上帝饮剩的那壶残酒》)
强登凤凰山受阻/凌绝顶与望平川都不能/如平阳虎、似丧家犬/不幸流落苦水沟的我/只能另劈溪径(《大圆山望月》)
临风豪饮,告别压抑/我们把生活的爱恨情仇向大自然堆垒/谁愿意/谁愿意让生命继续枯萎/今夜/我们都能够勇敢地背对神威(《春,已经来临》)
是谁/割断了大海的脐带/在宇宙的手心/给你/划定了一条远离鸟鸣的道路/ 是谁/让黑夜扣押了皓月/使你在迢迢的旅途中/没有伴侣把心事诉说?(《孤独的太阳》)

        “我是上帝饮剩的那壶残酒”,“不幸流落苦水沟的我只能另劈溪径”……如果说,“诉说”的诗句因饱蘸了生活的霜雪而透露出无奈、慨叹和隐忍的情绪,那么“诘问”的诗句已然越过了情感的防线,转而表达出一种不解的愤懑,甚至是悲情的号呼。“谁愿意让生命继续枯萎”——显然,诗人从精神向度发出了这样的诘问。俗世的生活、肉体的生命可以交由物质和技术去掌管,而心灵的宽度、精神的高度交由谁去维系?这个命题类似于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理想国民灵魂的塑造”,关涉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其意义之重大,不得不令人深思。一百多年过去了,而今的作家诗人们在思考什么?又在坚持着什么?当作家的写作和社会教育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功利化色彩时,我们对民族灵魂的塑造、健全人格的培养从何谈起?尽管诗人郭守先没有和我就这个话题进行过深入交流,但作为一名敏感的读者,我还是能够从中读到他的初心与情怀。
        身处校园,我时常关注着作家叶开提倡的语文教育理念,在谈及当下语文教育时,叶开先生犀利地指出——语文教育最大的悲哀,就是孩子最需要汲取文明精华的时候,却被喂了满口“垃圾”。当我听到叶开的悲情号呼时,耳畔很快响起了诗人郭守先“谁愿意让生命继续枯萎?”的诘问。显然,谁都不愿让生命继续枯萎,谁都清楚不能过于浮躁功利,但大家都在巨大的噪音中做着掩耳盗铃的事情。在中文核心刊物《语文教学与研究》刊载的专栏文章《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大学的无趣审美:一条严格运行的生产流水线》中,叶开先生不无痛心地指出:“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叶开先生之言,是不是危言耸听,我想在大部分学子和语文老师身上都能找到真实的答案。当然,我也知道叶开先生只是一名负责任的家长,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的批评与号呼,很难引起众人的共鸣。相反,认为其“神经病”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当我游弋的目光再次回落到“谁愿意让生命继续枯萎”这一诘问中时,心头不由想起昌耀先生《慈航》中的诗句:“我不理解遗忘。/也不习惯麻木。/我不时展示状如兰花的手指/朝向空阔弹去——/触痛了的是回声。/然而,/只是为了再听一次失道者败北的消息/我才拨动这支命题古老的琴曲?”诗人之问,可以跨越时空,直指人们的灵魂。
        那么,又是谁“割断了大海的脐带,在宇宙的手心,给你划定了一条远离鸟鸣的道路?”当诗人将感性化的诘问推进为理性化的追问时,其思想的锥子随即深入到人生哲学的层面。“大海的脐带”既是生命力的原发地带,也是自由精神与有趣灵魂相遇的通道,更是人类文明与民族文化的根性所在,它连通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共同体”和“美学共同体”,但是它最终被“割断了”——这是现实的无奈之举,还是为勇敢的前行者“斩断退路”,并以“推至悬崖边上”的决绝方式助其成长为英雄而有意为之?若属前者,诗人可能想指出这样一种现实:人类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无奈的“阵痛”,最惨痛的代价就是对生理和文化基因的不断调整和消解;若是后者,那他想告知人们的或许是这样一种事实:太阳或者英雄,或者精神导师,他的诞生和他的旅程注定了伟大的一面,作为引领者,他最先经历了挣脱与上升、燃烧与绽放的复杂历程,可是在这茫茫宇宙、复杂人间,又有谁真正照见了他的孤独?
        美国诗人爱默生认为,诗歌是应该一面“带上街头的镜子”,这面镜子并不是通过折射,去照亮事物的形象。而是在它擦亮之后除尽尘埃的表面,让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映出各自纯净的形象,让事物不再有它的用处和归属,把事物列进天赐的秩序,这个秩序如同新柏拉图主义创始者普罗提诺所说的——就是可感事物所从属的超感觉的秩序。毋庸置疑,在青海诗坛,郭守先时刻怀揣着一面诗歌的“镜子”,他希望这个世界在其镜子中能够还原出纯净的形象,面对这个纯然的理想世界,人们不再热衷于物质和感官的消费,而能够更加看重普通事物包括生命在内的诗意和高贵,或许只有这样的“超然感觉”,才能“把板结的土地耕深耘透”,才能让“云杉挺拔在昆仑山口”。
        毫无疑问,诗人郭守先的诉说与诘问是真诚的,也是孤独的,即便是他身边的诗人朋友们,也较少接触他“诗歌的情人”,却将更多关切的目光投向其“评论的正妻”。诘问很多回应却很少,悲怆、无奈,却又不肯妥协,时间久了,这样的书写也就成了“独语式”的创作。这种情形有点像鲁迅先生在写作散文诗《野草》时的复杂心绪——内心积郁颇多,却无排遣之道,只好逼视内心,向更深的哲思层面掘进。当然,鲁迅先生最终从这部散文诗集中拿出了“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而诗人郭守先则将诘问化作了慰藉心灵的自嘲和抒情,又在抒情中重新燃起理想的火苗,用以烛照自我和他组建的精神部落——高大陆七棵树。
        我拖着疲惫的壳/在苍茫的荒原上寻找/用别人抛弃的赤诚再次赂贿生活/生活躺在别人馈赠的思梦席床上/无动于衷/我愤怒的五指冲上去/把生活揪出了血(《生活》)
        秉烛夜游的我/早已习惯在诗书里蹉跎/今夜/恕我不能陪你吃喝/为了将母亲和娘子的日子/彻底盘活/明晨/我还要继续在键盘上/把错误的章句改写(《秀才写给举人的诗》)
        清风拂散暮霭/真想伸出胳臂与自己的影/在山巅跳一曲探戈/特立独行的我  /又听到了蝉鸣与涛声(《大圆山望月》)
        史有七子/士人的风骨和基因万古遗留/高大陆有七棵树/笔尖就是锐利的犁头/把板结的土地耕深耘透/谁说没有一棵草能够长成树/云杉已挺拔昆仑山口(《高大陆七棵树部落之歌》)
        “拖着疲惫的壳,在荒原上寻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似乎看到了勇敢的堂吉诃德,举着理想的长矛往前冲去,然而“无动于衷的生活”却给诗人来了迎面一击,执拗的诗人再次往前冲去,并“把生活揪出了血”,但是在我看来,这分明是生活把羸弱的理想和诗人“揪出了血”。面对巨大的无力感,诗人不得不承认自己仍然是一个“无法增白的黑小伙”,期待着一双感人的手,“替我拔掉早生的白发”。为了继续生活,有尊严地追求,他“不能陪举人去吃喝”;为了给自己留出更多的希望,他不得不趴在生活的键盘上,继续“把错误的章句改写”。悲怆也罢,自嘲也好,情动于衷,确实令人动容。面对坚硬的壁垒,诗人调转了方向,登上大圆山,伸出胳膊和自己的影子“跳一曲探戈”——这样的独舞无疑是悲壮的,不过其中也隐含了突围的另一种可能,因为诗人说,他“又听到了蝉鸣与涛声”——不肯认输的堂吉诃德再次横刀立马,高扬起自己的精神旗帜:“谁说没有一棵草能够长成树,云杉已挺拔在昆仑山口”!
        这就是诗人郭守先,在精神维度越写越“小”的当下诗坛,他仍在推着巨石上山,不得不说,他确实是一位背负使命感的诗人。爱默生曾谈到过诗人的使命,他说:“所有人都靠真相活着,都想有所表达。所谓爱情、艺术、贪欲、政治、劳作、娱乐,都是我们在试着讲出我们苦涩的秘密。人只拥有半个自己,还有一半是他的表达……要感受每个新的时代,都需要一次新的自省,而这个世界,就像一直在等它的诗人到来。”没错,这个世界的确在等待着有情怀、有担当的真诗人到来,而当他真正到来时,请一定给他腾出一把尊严的椅子。
 
作者简介:刘大伟,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西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作品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刊物,出版诗集《雪落林川》《低翔》,文化散文集《凝眸青海道》,曾获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七届、第八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

附录3:

无法割舍的隐语写作[创作谈]
                      
郭守先 
                 

        在拙著《剑胆诗魂》中,面对文坛锋销锐损、文变体破的现实,笔者按照文章的体貌和体势将写作分为锐语写作和隐语写作。锐语写作即以真统摄善和美、侧重“文学是思想的艺术”的“豹爪式”写作,其特点是理性、逻辑、雄辩、阳刚、外倾、介入;隐语写作即以美统摄善和真、强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猫舌式”写作,其特点是晦涩、隐忍、内敛、温婉、唯美遮蔽。如果锐语写作是“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那么隐语写作则是“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清朝桐城派散文家姚鼐、德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当代作家流沙河、毛志成等都做过类似的分类。
        在《剑胆诗魂》中笔者从文化渊源、文艺思潮、社会政治、人格修养等几方面分析了隐语写作繁茂、锐语写作萧瑟的原因,并大力倡导锐语写作,推崇其无与伦比的社会建构功能,因为社会需要锐语写作,“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苏洵语)。但笔者同时也从客观角度认同隐语写作无法拒绝的客观实在性。因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男女构精,万物(方能)化生”,写作依然。写作除了社会构建功能之外,还有安抚生命、救赎灵魂,通过象征、暗喻等手法呈现和宣泄内心隐秘欲望和追求的功用。正因为如此,豪放的辛弃疾也写下了悲切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飘逸的苏东坡在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同时,也写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凄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尖锐犀利著称的鲁迅在写作汪洋恣肆杂文的同时,还留下了晦涩诗性的《野草》。
        也正因为如此,在青海文坛以“文化大县pk”扬名、以爽利明快见长的笔者,颇显意外的是,最初是靠处女诗集《翼风》加入青海省作家协会的,后来还是靠诗集《天堂之外》走上青海文坛的,至于写思想随笔和文学评论,那还是近几年的事。曾有朋友问我,“您写的这些东西,您觉得那些能流传后世”,笔者毫不犹豫地说“诗歌”。因为笔者清楚地知道,思想随笔和文学评论是为时、为事而作,或许它们在现世人心中会引起震荡,也可能作为担当的典型性而被文学史书写,但它们的传播必然会受到时空的局限,而好的诗歌因为艺术性和思想性结合的比较完美,并符合普遍的人性,而可能穿越时空的局限产生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笔者思想随笔和文学评论生产数量的增加和诗歌作品的减产,不少朋友已经渐渐淡忘了笔者的“诗人”身份,而改称“评论家”了。与此同时,“文学批评”或者说锐语写作,就像笔者的“正妻”,常常挽着笔者的胳臂登堂入室,并接受听众和读者的注目,而“诗歌”或者说隐语写作,则像“情人”,在笔者大喜大悲或怒火衷烧的时候,悄悄溜进日记的后花园,听我诉说那些不便说、不好说、不敢说的情志,并用“红巾翠袖,揾(去)英雄泪”。因此,笔者非常珍爱自己的诗歌写作,即使在文学批评之路上跃进的这十年里,也没有放弃诗歌写作,于是就有了这些情志激烈而技艺拙朴的所谓隐语写作。而真是这些所谓的隐语写作使笔者保持了情感的真挚和意志的正直,也真是这些所谓的隐语写作使流落“苦水沟”的笔者,找到了圆梦的大圆山、看到了万家灯火携手谱写的灿烂的夜。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凸凹分类说”有显、锐、婉、隐四象,隐语写作只是其中一象,不是所有的诗歌都是隐语写作(同样不是所有的思想随笔和文艺评论都是锐语写作),其中也不乏显、锐、婉其它三象,因为本人推崇麦克尼斯提出的“非纯诗”理论,笃信“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必将照亮人的生存”(戈麦语),譬如将诗歌当做匕首与投枪的嵇康的诗。本文为了论说的方便,进行了以偏概全的处理,还望文朋诗友海涵,要想真切、系统地了解笔者的文学观,还须翻阅12章36节的《剑胆诗魂》。
责任编辑: 马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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